历史总是有巧合，神奇、神秘。放在大时代洪流中来看，又顺理成章，符合逻辑。

杨得志在回忆录里写道：“到了衡阳，我和哥哥仍旧干老本行——挑脚。只不过在安源挑的是煤，在这里挑的是石灰。我由于身体特别好，一次能挑一百六十斤。

可这里的工头很刁，对我们总是不放心，每次石灰装挑时他都派人过秤，到工地他还要过一遍秤，少了……不管是撒了，还是什么原因，一律扣工钱。很多人干了一段时间，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便不干了。

我跟哥哥考虑到这里每天可以挣到六角钱，比安源稍好一点，除了我们俩的生活费，还可以寄一点钱给父亲，便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耿飚在回忆录里写道：“在甩掉了尾巴后，当天夜里，我穿上一身乡村少年的衣服，离船上岸，沿着平坦的官道，日夜兼程向南赶了百把里路，回到了东阳渡。”

第一巧：他们都是醴陵县人。

第二巧：1926年冬，他们同时在衡阳东阳渡，一个受党组织安排到枪炮局与地下党配合取枪；一个在司马桥工地开始接触地下党，有了“去当红军”的信念。

第三巧，他们后来同为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杨得志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耿飚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第四巧，他们后来同为19兵团的领导人。杨得志为司令员，耿飚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第五巧，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领导。退出领导岗位后，都成为中顾委常委。

更巧的是，他们在东阳渡那段传奇经历的实物见证，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静静的沐浴在今日阳光下，展示不同寻常的沧桑。

杨得志参与修建的司马桥（坐落在东阳渡太山村上河组），仍在。仍然承载着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作用。

司马桥现状。

耿飚为主承担并胜利完成的取枪使命的旧址——枪炮局碉堡（坐落在东阳渡村老窝冲组），居然在百年变迁中保存了下来，为那段铁血往事提供了铁证。

7月3日，调研组在东阳渡枪炮局遗址现场。​

关于杨得志在衡阳东阳渡修路，并于1961年11月重访故地，本人先后发表了二篇文章介绍。

在军地共同现场调研这一史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里都提到的“枪炮局”，居然还遗存有一座碉堡。

碉堡与司马桥都在东阳渡。两地相距仅二华里。直线距离（当年走小路）更近。

《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杨得志著）里写道：

尽管我们工人住的是低矮的工棚，一个工棚住二三十人，尽管活是那么重，但由于年轻力壮，大家休息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

我很快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乐观自信的人。他们的言谈里，我又听到了安源矿上老朱讲过的那些故事，听到了老朱讲不出来的许多道理。

其中，在我心目中最能讲，并且讲起来最能令人信服的要数老唐了。

老唐是湘潭人，个子不高，脸膛黑红黑红的，很健壮。他是我们那个工棚里年岁最大的一个，是被公认的中心人物。

有人说他是“穷党”（那时工人中有人把共产党叫做“穷党”)，他听了，总是把手一拱，抱起拳，像过年时人们相互贺喜那样，说：“高抬了。不敢，不敢！”

要不就习惯地两手拤着腰，说：“ 弟兄们，我当过国民党的兵，见过国民党。共产党嘛，听说过，那是些‘神人’。你老哥没得那个福分，一个也没见过，可不敢乱说。当共产党可不易，得准备好几个脑袋才成，懂吗？”

那时候，我确实不懂。转眼一年多了，到1927年夏天，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旋风般地吹遍了湘江两岸，也传到了我们筑路工地。

传来的消息虽然说法不一，但有一条是一致的，那就是这支起义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不禁使我对这支队伍产生了钦佩之情，恨不得立即见到他们！

那些天，我一有空就去打听起义军的消息。先听说他们到了大庾，又传说去了崇义。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打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到冬天，突然又传来了起义军到达广东韶关的消息。

这说明：杨得志将军承认自己是在衡阳东阳渡修路，1926年夏，到1927年夏这段时间里，接受了“穷党”老唐给工友们讲的进步思想，对“共产党”“红军”已“产生了钦佩之情，恨不得立即见到他们！”

《耿飚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在东阳渡取枪的过程（《宋乔生传》里也有详细介绍）：

我们一共八个人，任务是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到醴陵南乡的泗汾去，建立农会和农村基层政权。

临行前，党总支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安排工农斗争的各项工作。

乔生舅舅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号召。为了建立工人武装，急需武器。

组织上决定我们这个组在去醴陵之前，先到东阳渡镇上，秘密接运部分枪支弹药。

东阳渡在衡阳以南，濒临湘江，离水口山约三十公里水路。反动军阀政府在那里建有一个兵工厂，专门制造和修理枪炮弹药。老百姓都管它叫枪炮局，有一个营的“粮子”（士兵）把守着。

枪炮局前身是银砂局，原与水口山银矿局属同一个系统，后来由于反动政府的军事需要，改为枪炮局。

水口山党组织派人与那里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把里面的枪支弹药秘密地接运出一部分，供水口山工人武装使用。

由于枪炮局前身与水口山的旧有关系，彼此间对人员都比较熟悉，所以秘密接头很快地就完成了。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走漏了消息，反动派也知道了这个计划，他们准备“守株待兔”，连同取枪的人员与兵工厂的地下组织一起破获。

水口山的党组织从秘密渠道获悉了反动派的阴谋，而这一切，兵工厂的地下组织还不知道。必须尽快地改变接运计划，重新派人接头，改变联络时间、地点和接运暗号。

乔生舅舅和黄佐研究，决定派我去接头。

因为我人小，不大引人注意，而且那时的团员都是秘密的，没有人知道我是骨干。

同时他们还考虑到我长期为党组织站岗放哨，有了一定的经验，加上我练过武功，行动比较敏捷，安全系数更大些。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请父亲协助行动。

他在南昌亲兵营时，学过一些行兵布阵之法，很有计谋；在水口山的十年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是革命的可靠的基本群众。

但是，我还得保守党的机密，不能把所有一切都告诉父亲。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他，有一件事是乔生舅舅交办的，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办起。

父亲也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并不多问。他思考了一阵后，决定：立即搬家。

“兵不厌诈。”他想出这条计谋的时候，甚至还有点得意：“先让人家知道你已经不在水口山了，就好做了。”

那时，特务横行，谁也不知道哪个人是“红”是“白”，这条计谋很有利于避开耳目。

我们立即收拾行装，并挨家挨户地向工友告别说：矿上发的“矿票”一文不值，全家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不如回家种田去。

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早已有不少工人携家离开了水口山。所以父亲这一招，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矿山和工友，租了一条顺水船，从松柏镇上船，沿湘江向北驶去。

尽管如此，由于我家与宋乔生的关系，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就在我们开船后不久，一条架着网不打鱼的小划子，也驶出了大渔湾码头，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

母亲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还在埋怨走得太急，这也没带全，那也没弄好。父亲只是不动声色地把着舵，驶过衡阳，绕过衡山、石湾，一个劲地向北前进。

快到渌口的时候，那条小划子上的“渔翁”才停止了跟踪，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抽了一阵烟，掉头返航了。

在甩掉了尾巴后，当天夜里，我穿上一身乡村少年的衣服，离船上岸，沿着平坦的官道，日夜兼程向南赶了百把里路，回到了东阳渡。

兵工厂建在湘江边上，除了靠江这一面外，其余南、西、北三面都筑有高墙，厂里建有枪炮车间的主建筑，北边有几排工人宿舍，南面是一个空旷的试枪场。

原“枪炮局”遗址一角——碉堡。​

厂里生产和修理“老套筒”，即当时流行的汉阳造。有一条铁路支线通进厂里，不断地有专用车皮进进出出。把战场上送修的枪炮运回厂里，又把新的运往战场。

乔生舅舅和黄佐告诉我的仅是接头人姓名和联络暗号，除此之外的一切，如怎样找接头人（我并不认识他）、怎样行动等，组织上都让我见机行事，自己决定。

我当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一种重大的使命感促使我反复思考了行动方案。

敌人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如果盲目去打听接头人，势必引起怀疑，唯一的办法是靠自己辨认。

同时，我还得安排接枪的时间和地点。我装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在枪炮局大门口一个旅社的墙下，整整蹲了一天。

发现在枪炮局门房对面，有一块粉板，写了好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还发现，每当下班的时候，兵工厂的工人走出车间，都在这块粉板前排好队，由几个兵在他们身上搜查，以防工人藏着枪支零件或者子弹。

检查完了，便在他们名字的下面划一道记号，每五下是一个“正”字，记录上班的次数。我反复印证了两次，就把要接头的那位同志认准了。

这位同志住在厂里的工人宿舍，傍晚下班后，他与几个工友到外边的酒馆来吃饭，实际是以吃酒为掩护，召集秘密会议。

我仍然像个讨米的孩子一样，溜过去与他接头。

对上暗号后，他告诉我，武器弹药已经准备好，放在工人宿舍里。这几天敌人正在搜查，戒备森严，从厂门口运不出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工人宿舍后面的墙上递出来。

但是递枪的时候，必须引开东北角上的一个哨兵和厂区的游动哨。

约定好接枪的时间、暗号和交接点后，我就潜出郊外，到厂北面的一座小山上去等黄佐他们。

当我找到他们把联络情况汇报后，黄佐同志很满意，决定仍然由我在接枪时设法引开敌人。

东北角是个起伏不大的制高点。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据说是枪炮局局长的母亲捐建的。站岗的哨兵就以这座小庙为立足点，向西可以监视工人宿舍北面的围墙，向南可以通视厂东南的湘江大堤。

我记得站岗的士兵都是广东人，一上岗就脱掉鞋子，把一双大脚踩在小庙顶上。

第二天我围着兵工厂转了好几圈，终于有了办法。我找了一个破背篓，从西南角上的铁路道岔混进厂内，在试枪场的边上潜伏下来。

试枪场尽头，是一个用沙土堆起的被弹面，每天由工人把新枪架在对面的射击台上，噼噼啪啪地试枪。

由于试射大量子弹，这是一个危险区，所以周围没有人来往。 等他们试枪完毕下班走了，我便爬过去，扒开沙土拣那些打过的子弹头。

天黑以后，对面山包上黄佐他们也开始行动，划了三根火柴给我打暗号。我便把拣到的破铅弹装进箩筐，在上面盖上一些乱草和树枝，沿着湘江大堤向北运动。

大堤上有许多茶籽树，我利用树丛接近土地庙时，故意弄出了响声。

哨兵扔掉烟头，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声喝问：“哪个！”我立即伏下不动。

那天晚上有点薄雾，哨兵确实看不到我。等他端着枪瞄了一会，骂骂咧咧地收起枪时，我跃出树丛，直接向江边飞跑过去。

“站住！”哨兵发现了我，一边大喊着，一边追上来，并且“砰”地开了一枪。

这时，正在附近巡逻的敌人，大概有两三个，也纷纷向这边跑来，还夹杂着哨子声。我立即扔掉背篓，背篓顺大堤向江边滚去。自己又折回树丛，向南到达围墙，施展轻功纵身翻过去，一口气跑到白天租好的一个旅社里。

敌人“缴获”了那个背篓，大概以为不过是拣破烂卖钱的孩子，所以就没有再追。

十六支“老套筒”，闪着锃亮的烤蓝，连同一担子弹，就这样到了工人赤卫队手中。

后来，工人赤卫队在乔生舅舅指挥下，用这些武器，打击反动的矿警和军队，夺取了更多枪支。

1928年春天，这些武器连同水口山工人赤卫队一起，上了井冈山，被编进中央红军特务团，团长就是我的舅舅宋乔生。

杨得志、耿飚两位醴陵少年，贫家子弟，被时代的浪潮冲到水口山、东阳渡，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耿飚七岁就随全家流落到水口山矿，13岁就做了被工头蔑称为“敲砂麻蝈”的童工。没想到会在东阳渡这个地方有了交集。两个少年同时在衡阳投身时代进步洪流，一路坚韧不拔，浴血奋斗，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耿飚同志还是外交家）、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段与衡阳的风云际会、人生缘分，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千古佳话。

在衡阳雄阔的大地上，总在不断涌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些在岁月深处闪烁光芒的资源，正在焕发新的风采。（刘定安）

（新闻来源：雁歌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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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掌上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