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周易

前些日子，收到中国书协原副主席、湖南省书协主席鄢福初寄来的他的随笔集《吉庆堂》，书中多篇文章曾公开发表并引起过广泛关注。这本小集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法理论专著，更像是一部以散文笔法写就的“书法心语”，没有艰深晦涩的学术架构，没有机械刻板的技法拆解，有的只是一个在书法中修行数十年的文人对艺术本质的生命体悟。 与其说它在“论书”，不如说是在“论心” 。作者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和深厚的文化学养，将书法从技法的泥淖中提升至哲学与美学的天空，其锋芒之锐利、视野之开阔，令人耳目一新。

“吉庆堂”这一命名本身便深藏着作者的创作密码。鄢福初出生于娄底市新化县吉庆镇， “吉庆”二字，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坐标，更暗含了中国传统文人“斋号寄怀”的文化心理。 自古以来，文人书家常以斋号标识精神家园——从明代文徵明的“停云馆”到近代齐白石的“寄萍堂”，无不承载着主人的性情与志趣。鄢福初的“吉庆堂”，便是他远离故土后在笔墨中构筑的精神领地，是灵魂的栖息之所，是艺术思考的策源地。

读《吉庆堂》，最强烈的感受是：它始终以“对话”的姿态展开——与古人对话，与传统对话，也与当下书坛的种种弊端对话。行文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历代书法家的品评臧否，那种坦诚与犀利，令人联想到清代刘熙载《艺概》中以寥寥数语剖辨书家精神气质的论断之风。但不同的是，鄢福初的文字中更多了一份湖湘士人的率性与不羁——他不搞折中，不避锋芒，这种底气，根植于他对书法传统数十年的精研与躬身实践。

全书的前三篇《笔墨精神》《论书的“放”》《等闲识得东风面》，堪称一记警钟，直接敲在当代书坛的痛处。《笔墨精神》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感悟不到刻刻翻新花样面目后面千古不变的笔墨精神，艺术之路既不会有长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段话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直指当代书坛“重形式轻内核”的创作倾向。 当前不少作品热衷于视觉冲击、形式拼接或夸张变形，表面“花样翻新”，内在却空洞无物。这段话提醒书家：若只追逐表面的“刻刻翻新”，而忽视对笔墨中蕴含的精神气度、生命体验与人文修养的感悟，艺术便失去了灵魂。《论书的“放”》从东坡《与言上人》中的“放脚”二字切入，将苏轼的大字楷书撇捺比作“江边放脚，快风活水”，随即引出一个精辟的区分：辛弃疾重在“豪”，而东坡更见“放”。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辨析，实则暗藏着鄢福初对书法美学核心命题的深刻洞察。何谓“真放”？鄢福初的解释极富层次：东坡之“放”是“儒与道之间的从容出入，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行云流水，是行于所当行，是止于所不可不止”。 短短数语，道尽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法度与自由”的辩证——真正的自由从不以抛弃法度为代价，相反，它恰恰是在对法度烂熟于心之后的超脱与从容。这与北宋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美学理念一脉相承。解释完这些后，他笔锋一转，直写他对当下书坛的批评：今人之“放”近乎“使酒骂座，胡闹乱嚷”。他引用清人翁振翼的话——“学书且勿放肆，平日工夫粗疏，一活动必走作”，直言此语仿佛就是专门说给今人听的。 这一批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当下书坛，的确不乏以“创新”“个性”之名行胡涂乱抹之实的现象，其本质正是“工夫粗疏”后的自我掩饰。鄢福初的这一辨“放”，既是对古贤精神的深度挖掘，更是一剂为当代书坛对症下药的良方。

如果说书中的前二篇是从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切入，那么第三篇《等闲识得东风面》一节则转向了对书法审美本体最本质的叩问。鄢福初在此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 “艺术的力量并非使人刚强，恰恰是击中人心柔软处或让人心葆有柔软。” 在他看来，书法线质的刚劲有力虽不易达到，却仍然只是一个较低的层次；王羲之、智永的字好就好在“柔软，如三月的熏风”，让人感受到“新”、自在、复苏与救赎。

这一论断，与当代书坛以“雄强”“霸悍”为尚的审美风气形成了鲜明对峙。在大量展览体中，“雄强”往往被简化为外形夸张、支离破碎、咄咄逼人，实则如鄢福初所批评的——“涵养不够，不厚道”。 他将王羲之与颜真卿并置，前者是“方外之美”，属老庄境界，“适我无非新”，是生命的自由、灵动与畅达；后者是“方内之美”，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人间秩序的重器与定海神针。一飘逸空灵，一沉着厚重，各有其美，而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远离了浅薄的刚硬与外在的张扬，抵达了某种更深层的精神质地。鄢福初对“柔软”的强调，绝非美学上的柔弱退让，而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审美自觉。它指向的是书法作为心灵艺术的本质——真正的力量从不来自外在的虚张声势，而来自内在的涵养与笃定。这与古人所谓“刚柔相济”“绵里藏针”的美学理想遥相呼应，是对当代书坛“唯刚是美”审美偏差的有力校正。

全书的中间几篇，如《书法与身体》《书法与音乐》《戏曲与书法》等篇，尤以《书法与身体》一节，是全书最富原创性的篇章之一。鄢福初以敏锐的直觉将书法与武术、身体经验打通：“太极高手走拳像《淳化阁帖》里最美的书法”，一撇一捺、一挑一趯，顿挫动静之间，分寸拿捏从容自在。 这一类比并非牵强附会——中国传统艺术中，无论是书法、武术还是舞蹈，其深层逻辑都是“气”的运行与“势”的生发，它们共享着同一套身体哲学。鄢福初进而提出：“美学的起始则在人的身体”，讲身体即是讲书法。他将每一个方块字比作武术招式，比作生龙活虎的一个人——静时如入定的少林方丈，动时如身手不凡的天山剑客。 尤为精辟的是他对“体势”的阐发：许多书家关注五体之间的形式差异，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不努力去探明“内心的律动与体势的贯通”？他引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名句，点破一个“体”字的大可玩味之处：体就是身体，人在天地间俯仰，体即风姿。 这一段论述，将书法从纸面上的笔画结构，提升到了“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高度，令人击节。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写的《平淡天真》《多宝塔碑》《其命维新》等篇，追溯“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之所以别人天也”的古人的创作心态与境界，慨叹“颜柳为代表的唐法强调笔画起收的动作，将晋人无迹可寻的潇洒飘逸风姿如慢动作般分解、凝固于每一笔画的起与书，这本是唐人建立起来的新美学，后世成仿宋、成馆阁，实与颜柳无关”的书法流弊，进而呼吁“简帛，将是书道的‘其命维新’吗？”。 这与前述各篇构成思想上的回环印证——书法的精神，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是生命精神的境界。

《吉庆堂》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其文风的独特性。它兼具散文的灵动与学术的严谨，既有理论的深度，又不乏感性的直觉。开篇《笔墨精神》中的那句“轻轻合上书法史的那一刻”，便奠定了一种从容自在的叙述基调。整部集子行云流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毫无学究气——这恰与它所论之“真放”形成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作者自己，便是以一种“真放”的姿态在写作。在当代书法界，能够以如此通透的学养和如此从容的文笔来谈论书法的，确实难得一见。鄢福初的文字，既有湖湘士人“敢为人先”的锋芒与率性，又透着江南文人的细腻与温润——这种刚柔相济的特质，或许正是他长期浸淫书法、在笔墨中反复打磨心性的结果。

总之，《吉庆堂》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的书法随笔集。它的价值，绝不止于提供了几条书法品评的新见解，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书法当代命运的独特视角： 书法首先是人的学问，是心的学问，然后才是笔墨的学问，更是墨骨与心迹交织的“练心之道”。对于书法爱好者和从业者而言，《吉庆堂》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在技艺追逐中可能忽略的那些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它是一部通向中国书法精神世界的绝佳导览，文字优美，见解深刻，毫不晦涩。鄢福初以一部薄薄的随笔集，完成了一次对当代书坛的深度叩问——他让我们看到，在喧哗与躁动的展览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沉静而笃定的声音，在执着地追问书法的本来面目。这追问本身，便已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书法实践之一。

责编：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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