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仙岭下读好书丨知识的两种状态——从《〈管锥编〉对“淇奥之竹”学术陈案的破解》说起

2026-07-04 04:48:53

刘贵雪

端午节前，作为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名普通教师的我，又送走了一批毕业生。回想八年前，作为一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我挥手向师长告别，之后入职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完成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转变同时，我牢记师长教诲，保持阅读、不断学习，将所思所学所悟积极运用于教学之中，与同学们共同成长。

时至今日，恩师王人恩先生讲授的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诗经·卫风·淇奥》之“绿竹”典故学术陈案的破解，让我记忆深刻，收获良多。在教学中，我也多次借这个案例，教育和引导同学们要尽可能地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想问题、解问题。

《淇奥》是《诗经》中极为优美的一篇，全诗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起兴，用绿竹的茂盛与修美来比喻卫武公的德行与风采。诗分三章，依次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形容竹子的生长变化——从柔嫩到茂盛，从茂盛到繁密，正如君子之德，一步步趋于深厚完满。这是典型的《诗经》比兴之法，草木不言，而情志已见。然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明白如话的诗，却在中国学术史上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两千年的争论——“绿竹”二字，到底是不是指绿色的竹子？

从汉代开始，这场争论便拉开了帷幕。《毛传》率先提出：“绿，王刍也；竹，萹竹也。”意思是“绿”和“竹”是两种不同的草，一种叫“王刍”，一种叫“萹竹”，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竹子。此后，郑玄作《毛诗笺》，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郭璞注《尔雅》，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编《毛诗正义》——这些经学史上的巨擘几乎一边倒地沿袭了《毛传》的说法，将“绿竹”解释为两种水边常见的草类。这一观点绵延数百年，几乎成了不刊之论。

另一种声音虽然出现得较晚，却同样有力。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有人开始质疑旧说，认为《淇奥》中的“绿竹”就是竹子，不必强行拆解为两种草。但支持这一说法的人，往往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只能在义理上反复申说，难以让考据派信服。

两派各执一词，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问题看似琐碎，实则关乎一个根本的方法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古人的文字？是以字训字、以经解经，还是回到诗歌本身，用文学的直觉和历史的同理心去感受？

就在这桩公案延续了近两千年之后，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钱先生没有陷入繁琐的训诂泥潭，也没有站在任何一派的立场上做无谓的辩护，只是引用了《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来“以诗证诗”。同是在卫国，同是淇水之畔，《竹竿》明明白白地写着“竹竿”，而且“以钓于淇”——如果淇水流域根本没有竹子，那么卫国先民又怎么可能“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呢？

同一部《诗经》，同一片地域，两首诗互相印证，指向一个无须也无可再争辩的事实：“绿竹”就是绿色的竹子。这个证解过程如今看来并不繁复，但它背后所蕴含的学术智慧，却令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反复咀嚼、不断回味，收获了三层感悟。

第一层体会，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

这场争论之所以持续近两千年，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代学者大多忽略了一个朴素至极的道理——“已见东海三为桑田”。从古至今，气候在变，地貌在变，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绝非一成不变。今天的淇河两岸已不见竹影，但两千多年前的淇水之滨，完全可能是翠竹夹岸、绿荫婆娑的景象。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曾亲临淇水考察，发现“通望淇川，并无此物”，于是他也认同《毛传》之说，认定“绿竹”并非竹子。然而，郦道元所见的淇川，是北魏时期的淇川，又如何能等同于西周春秋时期的淇川呢？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判古人的案；也不能用此时此地所见，去否定彼时彼地之实。历史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地方，在于它从不以任何人的亲眼所见为转移，而我们若不懂得站在时间的河流中回望，便永远只能摸到历史的象腿，却以为那就是全貌。

第二层体会，是眼见不一定为实

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仿佛亲眼所见便是最高级别的真实。但站在历史的宏观视角下，眼见未必就比书读来得可靠。郦道元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亲自到淇河边考察，眼见无竹，于是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可他所见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淇河，而非《诗经》时代的淇河。如果“眼见”足以终结一切讨论，那么《淇奥》的“绿竹”便永远只能是“王刍”和“萹竹”了。

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读书、对待知识，既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苛责古人，也不能用古代的标准衡量今人。真正的“实事求是”，不是固执于所见，而是承认所见有界、所知有涯，始终对时间和变化保持敬畏。

第三层体会，则是关于人的知识成长本身

随着阅历的丰富，人的知识状态会呈现两种微妙而深刻的转变，我愿称之为“开窍”与“被颠覆”。

所谓“开窍”，是指那些曾经理解不深、掌握不透的知识，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变得清晰而通透。这种感觉我在读《管锥编》时深有体会——初读只觉得钱先生博学强记、信手拈来皆是典故，再读才慢慢体会到那种旁敲侧击、举重若轻的方法论之美，直到教了几年书、在课堂上反复讲解之后，才真正领会到他“以诗证诗”背后那层深沉的史学自觉。这种“开窍”，其实是知识的“复利效应”——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没记住，其实那些读过的书、划过的线、摘抄过的句子，全都在意识的深处默默铺路，直到某一个契机，量变引发质变，豁然开朗。

而“被颠覆”，则是另一种更为深刻却也更为艰难的成长。随着持续阅读和深度思考，我们的视野不断拓宽，理解不断加深，反而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知识，竟可能是片面的、局限的，甚至是不准确的。比如历史课本中我们熟知的“司母戊鼎”，后来根据铭文释读和礼制背景的深入研究，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这个更名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认知的深化。它提醒我们，知识从来不是静止的结论，而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这恰恰也是人的成长——我们不是在固定的答案中安身立命，而是在一次次“被颠覆”之后，依然有勇气重新出发。

“被颠覆”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令人不安，仿佛意味着过去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我想说的是，这种“被颠覆”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来评判，而应看作是探求真知的必由之路。能够勇于承认知识的“被颠覆”，就能敢于承认自己的有限——这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获得。正如《淇奥》中的君子，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雕琢开始，一步步走向“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的圆融，其间所经历的，正是无数次对旧我的“颠覆”与新生。

今天，在又一个毕业季的微风中，我想用“孺子可教”“后生可畏”“未来可期”再一次送给远行的他们，也送给自己，送给所有在读书路上不倦前行的人——

愿我们在读书的路上，始终保有“孺子可教”的虚心。真正的学习者，永远把自己当作一块璞玉，愿意接受知识的一次次切磋与打磨，而不是固守已有的成见，拒绝被触动、被改变。虚心不是谦卑，而是面对浩瀚未知时，那份清醒而坦然的敬畏。

愿我们拥有“后生可畏”的底气。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又不必被前人的结论所束缚。当旧说不足以解释新知，当旧路不足以通向远方，我们要有勇气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这种底气，来自于日复一日地阅读与思考，来自于对知识的敬畏与对真理的热忱。

更愿我们拥有“未来可期”的格局。读书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答案，而是为了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当我们既能享受豁然开朗的喜悦，也能坦然面对知识的“被颠覆”，既能在确信中获得力量，也能在怀疑中保持前行——那时，我们便拥有了面向未来的从容。

（作者系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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