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安明

在中国当代诗坛，书写乡村的诗歌并不鲜见，但能够真正“踩进田埂的泥里”去感受土地脉搏的诗人却屈指可数。刘晓平的诗集《大地行吟》，正是这样一部“给土地号脉”的真诚之作。这部由朝华出版社纳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重点出版的诗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50余首诗歌，以“行走大地、书写时代”为核心脉络，将湘西的历史、人文、自然与现实深度交融。读罢全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纵情山水的感慨，更是一位时代见证者对于乡土中国的深沉思考与诗意表达。

热血土地的在场写作

刘晓平的诗歌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从不满足于对乡村场景的简单描摹或“图像式”重现。正如他在诗集自述中所言，写城市挽歌也好，乡村记忆也罢，都不是为了把场景原样“复现”出来，而是要把自己在那一瞬间心里翻腾起来的“复杂情感”与“生命经验”联结起来。这种联结，不是生硬地拼凑，而是“像老藤缠树”一样自然生长到一起的。

读《大地行吟》，你会发现刘晓平笔下的乡村不单是看得见的山水房屋，更是摸得着的、带着体温和呼吸的“活物”。他写“稻穗低了头”，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有某种谦卑的、饱经风霜的生命况味；他写“老屋塌了一半”，那就不单是一个破败的景象，里面站着时光，站着离去，也站着某种倔强的残留。这种“富有诗意”的写法，靠的不是漂漂亮亮的辞藻堆砌，而是把平常字眼用在最对心劲儿的地方，一下子就把读者拽到那个情境里去。

这种写作姿态的形成，与刘晓平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早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后因工作需要调市委工作近十年，这一阶段他基本停止了诗歌写作；直到2012年，他重新选择了回文艺单位工作，才又重新投入文学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时代的岁月里，他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号召，走入乡村一线扶贫，为乡村振兴鼓与呼。这种“在场”的写作，使他笔下的乡村不是旁观者的远眺，而是参与者的深情凝望。

简约质朴的语言张力

刘晓平的诗歌语言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简洁朴实”，用词“质朴”，都是田埂地头能听见的大白话。著名诗人刘年在为《大地行吟》所作的诗序中这样评价：“轻松，逍遥，直白，畅晓。如履平地，一气呵成。如观清溪，一眼见底。如吃雪糕，入口即化。” 这种评价可谓精准。

但刘晓平诗歌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些大白话经过他的编排，就有了独特的“张力”。他有一首诗叫《戴上圈圈的小猴子》，写一只戴上铁圈的小猴子和一个手上戴着银圈的小孩相遇，小猴子“十分无奈地同情望着他，使劲地撕扯着脖子上的铁圈圈”，而小孩手上的银圈圈却是“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爱”。全诗“简单，白描，不渲染，不夸张”，但小猴与小孩、铁圈与银圈、兽类与人类、奴役与真爱一经对比，便产生了触目惊心的效果。

再如他写《草树》：“一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儿时的草树/那时/夜晚没有电视和电脑/乡村的草树间/便是/伙伴们捉迷藏的天堂/亲亲的小妹呀/你要找的那个人/如今是否找到……”

这首诗的语言极其朴实，甚至可以说是“土气”，但那种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对乡村生活方式变迁的怅惘，都在平淡的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让人读后心生共鸣。

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源于刘晓平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好读好懂是写诗的初衷。在他看来，诗歌不是少数人的精神特权，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形式。湖南省诗歌学会名誉会长梁尔源在评价刘晓平时指出，他的诗“语言有张力，诗性有张力”，“其诗作的哲理性、思想性、回味性较强”。这种张力，恰恰来自质朴语言与深刻内涵之间的反差——越是用朴素的词句表达复杂的情感，其艺术效果就越强烈。

叩问大地的时代交响

《大地行吟》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湘西这片土地的深度书写。刘晓平笔下的湘西，不是单一的、标签化的“风景名胜区”，而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的多维空间。

诗集中既有“红军血染的湘西”“土匪劫过的湘西”“山洪毁过的湘西”等承载苦难记忆与红色基因的厚重篇章，也有“摆手舞场上的湘西”“桑植民歌里的湘西”“苗妹银饰里的湘西”等勾勒民俗风情与乡土烟火的灵动笔墨。这种双重叙事的结构，使得诗集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叙事分野：一面是历史的沉重与悲壮，一面是生活的鲜活与温暖。

这种书写方式，体现了刘晓平对湘西大地的深刻理解。湘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目的地，它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肌理。红军长征的足迹、土匪横行的岁月、自然灾害的侵袭，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摆手舞、桑植民歌、苗家银饰等民俗文化，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刘晓平的诗歌，正是要将这两条脉络——历史的苦难记忆与民间的鲜活生命力——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湘西大地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坚韧与生机。

乡村振兴的诗意表达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乡村振兴是一个热门题材，但很多作品陷入了两种极端：要么写得跟明信片似的，光鲜亮丽，满纸都是新农村的繁荣景象；要么写得跟老黄历似的，一味怀旧，沉浸在乡村凋敝的哀叹中。刘晓平的《大地行吟》走的是第三条路：他既不回避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阵痛和困境，也不放弃对乡村未来的希望和期许。

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乡村振兴“不全是锣鼓喧天、新房林立。那里面肯定有新生，有希望，可也一定伴随着阵痛，伴随着告别，伴随着新与旧撕扯时发出的、只有静下心才听得见的声响”。刘晓平的诗歌，捕捉的就是这些“瞬间”。他把这些瞬间里包含的复杂况味，和他作为一个见证者、参与者的全部生命经验一挂钩，诗歌就“活”了，就有了“鲜明”的个性，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种“不回避”的态度，使得《大地行吟》成为一部“真诚”之作。诗人不是站在高处向乡村“唱赞歌”，而是卷起裤腿走进田埂的泥里，把乡村的脉搏摸准了、摸透了。这种真诚，不仅体现在诗人对乡村现实困境的客观呈现上，更体现在他对农民情感的深切理解与共情中。

当代诗歌的时代担当

刘晓平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的创始人。他始终倡导“诗与远方的融合”，试图通过诗歌的力量来推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这种创作理念，在《大地行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诗集中有大量书写自然景观的作品，如《远眺柯柯牙防护林》《澧水河的母亲》等。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山水诗”，而是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意识和人文情怀。诗人笔下的大自然，不是供人赏玩的风景，而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他写澧水河，写的是“母亲”的慈爱与包容；他写防护林，写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

这种生态意识，与刘晓平的“行吟”诗学密切相关。所谓“行吟”，是一种动态的、参与性的写作姿态。诗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臆想自然，而是走入自然之中，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心灵感受山川。在《与山河对饮》一诗中，他写道：“在餐桌上，我拒绝饮酒/不是我不会，是我认为桌上的饮酒过于俗气/跋涉过山谷，走过旷野、平原/辽阔的地平线已延伸到世界天涯/世界很大，人间太小/我愿与山河对饮，与诗歌对饮”。这种“与山河对饮”的姿态，既是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也是他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与突破。

沉静坚实的诗歌理想

在评论刘晓平诗歌时，著名诗人刘年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没有阴影的乌托邦”。这个概念的提出，既是刘年对刘晓平诗歌风格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深刻反思。

刘年与刘晓平性格差异甚大，刘年自己形容“他瘦，我肥。他稳，我野。他谦和，我痴狂。他包容，我偏执。他乐观，我悲观”。这种性格上的反差，恰恰凸显了刘晓平诗歌的独特性：在刘年“千疮百孔、浑身漏洞”的悲观视角下，刘晓平的诗歌显得“阳光普照，满纸耀眼的火热，阳刚，生机，向上，希望”。

但“没有阴影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或者粉饰太平。刘晓平的诗歌虽然充满阳光，却并不肤浅。他的诗作从不在苦难面前闭上眼睛，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去超越。这种写作姿态，在物欲横流、精神焦虑的当下，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梁尔源所指出的，刘晓平的诗有一种“人性的坚忍、真理的刚强、苦难的营养性”。

刘年说：“诗歌，是大地上长出来的。”

这句话道出了刘晓平诗歌创作的核心理念。他的诗不是悬空的、与世隔绝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湘西大地、植根于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之中。这种扎根大地的写作，使得他的诗歌既有生活的温度，又有时代的高度；既有民间的质朴，又有精神的超越。

行吟大地的当代启示

刘晓平的《大地行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当代诗歌与乡土关系的重要范本。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乡土正在迅速消失，或者说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如何用诗歌记录这一历史性的变迁，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找到诗意的表达，是所有当代诗人面临的共同课题。

刘晓平给出的答案是：走进去、沉下来、感受它、书写它。他像一位“土地医生”，仔细地给脚下这片“热得发烫、也沉得发慌的土地”号脉。他用简洁、朴实、富有张力的语言，记录下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希望与阵痛、新生与告别。他的诗歌不是口号式的宣传，也不是哀婉的挽歌，而是对土地和时代的真诚回应。

《大地行吟》像什么呢？不像一部精心谱写的交响乐，倒像一摞厚厚的、从田埂边捡回来的土壤样本。这些样本不会说话，但当诗人将它们收集在一起，通过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时，它们就有了生命，有了温度，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刘晓平诗歌的魅力所在，也是《大地行吟》这部诗集的重要价值所在。

在乡土文学日益式微的当代文坛，《大地行吟》的存在如同一束微光，照亮了乡土诗歌的前行之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乡土诗歌，不是对地域风物的简单摹写，而是以文学的笔触，锚定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完成对乡土生命本真的诗意叩问。刘晓平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大地行吟》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乡土诗歌写作的重要收获。

责编：邓正可

一审：邓正可

二审：周月桂

三审：文凤雏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