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泽应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整体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格局和战略全局，也必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度推进“第二个结合”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系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成果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从而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根脉和价值泉源。

“王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05）课题组自立项以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王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和整体观照入手，推出的最终成果深度再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铸造了王船山思想的精神风骨，王船山思想以何种独特方式、理论贡献推进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共振或彼此关联画面，以“优秀”等级予以结项，为学术界全面推进“第二个结合”交出了一份探索性的答卷。

王船山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其特有的方式、精湛的义理和守正创新的精神促进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船山思想的形成发展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总结，凸显了对传统思想文化中孔孟儒家正学及其学术谱系的接续与弘扬，且对佛老之学、宋明儒学中的陆王心学展开了深度的反思和批判，落脚到“六经责我开生面”意义上的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豁蒙辟昧的思想文化体系或理论体系，将中华思想学术和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船山思想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学术研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系统总结，有一种对中华学术博采广纳、“新故相推而新其故”的学术自觉和不懈努力。船山思想纵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横贯经史子集、治生理政、哲学伦理、教育科技、诗词歌赋乃至军事外交等方面，体现出一种集大成式的圆融总结，唯其如此才能使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之道、中国之德、中国精神、中国品格产生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形成一种“继往圣，开来学”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意识。

船山思想以“希张横渠之正学”凸显了对传统思想文化中孔孟儒家正学及其学术谱系的接续与弘扬。其对中华正学的理解既建立在“坐集千古之智”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对先秦至宋明儒学各家各派真精神和正价值综合比较的产物。他把宋明儒学划分为三系，其一是以周敦颐、张载为代表的正学；其二是以二程朱熹虽然有正学的意向和追求，但是由于其本身对佛老之学批判抵制不力，使其后学“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可以视之为“岐出”之学；其三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实乃儒学的“异学”，有着“阳儒阴释诬圣”之偏弊。船山之所以要“希张横渠之正学”，根本原因在于张子之学本质上是立天立地立人的中华易学之“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的产物，具有“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和“发前圣之蕴，以辟佛老而正人心者也”的鲜明特质或学术品质，这样一种正学亦具有“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并“使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的价值澄清和价值引领功能。可是由于张子长期在关中地区授学，门人弟子也没有对师道予以很好地弘扬和传播，“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导致了“世之信从者寡”的局面。王船山认为这是不利于中华学术守正创新的，所以他决意要接续张横渠的正学统系，使其发扬光大。

船山思想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多方面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集中体现在“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穷性命之源”的伦理思想、“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明兴亡治乱之理”的经济政治思想、“原人境之美”的文艺美学思想、“立教有本”“谨教有术”的教育思想等方面。船山哲学提出并论证了絪缊化生的元气本体论、动静皆动的动静观，新故相推的发展观，贞常观变的常变观，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有深入的探讨，既能清醒地意识到事物之间的对立性和差异性，又能看到彼此之间的同一性和联系性，并且主张将矛盾双方的性质作辩证统一的考察，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结合起来。其知行相资以为用和“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凸显了躬行实践的重要性。船山伦理思想探讨了义利观、理欲观、人性论、人格理想诸问题，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私观、义利并重义为尚、理欲合性理导欲以及积善成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等观点，崇尚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船山史学思想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规律、方向和机理诸问题，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论、“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依人建极”的历史目的论，将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推进到时代条件所允许的高度。船山经济政治思想深究“兴亡治乱之变”，探讨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一系列大本大源问题，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机制的运转、政治权利的制衡，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政策的要义和经济生活的和谐等方面的内容，明确提出了“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上自谋之不如其自谋”以及“严以治吏，宽以待民”以及德法兼治德为本等命题，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船山文艺美学思想深究“文质之变”，探讨了文艺创作和审美艺术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或“天化”与“人心”、“外物”与“内情”、“自然之华”与“文情趋之”的奇妙结合，提出了“情景合一”、 “形神合一”、“文质兼美”、“名实合美”等命题，并就诗的“兴、观、群、怨”等功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着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创造性发展。

船山思想本质上是在总结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守正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其“救心”“救世”的价值主旨和爱“古今之通义”“生民之生死，公也”意义上的文明中国的爱国主义，“固族无忧”和“各安其所”的民族主义，“不以天下私一人，不以一人疑天下”的天下主义，亦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船山精神既强调有根有魂又强调开放包容、各安其位，凸显了中国精神的独立自主和尊重他国平等相待的伦理意义，无疑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及民族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王船山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启迪和精神砥砺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和现代转化。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文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陶澍、魏源、邓显鹤、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谭嗣同、章太炎、章士钊、黄兴、禹之谟、杨昌济、刘人熙等都对船山思想和人格深表敬意。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影响多次到船山学社去听讲，并在《讲堂录》中抄有多处王船山语录。延安时期，毛泽东写的《祭黄帝陵文》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参考借鉴了王船山的一些著作和思想。解放后并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引用船山格言和命题如“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知行相资以为用”等来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船山思想，有助于使其精湛智慧、深刻义理和理论魅力服务于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学人们将王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走近船山、走进船山、精读船山、弘扬船山为学术的主攻方向，用船山的别开生面研究船山，进而推出新成果，形成新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服务。

作者简介：王泽应，男，1956年出生于湖南祁东，哲学博士，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伦理学》第一版和第二版首席专家，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伦理学》领衔专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2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观研究》等学术专著22部，独立编著有《伦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伦理学原理》（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等教材8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和省级教学成果6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和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2项（其中一等奖6项），系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专家，首届智库领军人才。

作者：王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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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