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恐慌，误伤果农；别让媒体，止于曝光——“问题杨梅”事件回顾

导读

我们想，请您区分给杨梅“泡药”的作恶者和无辜的果农，不要给他们一起贴上“恶”的标签。

请您给福建杨梅一点时间。

同时，新闻监督本就是媒体的神圣职责，也是媒体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如果不曝光，消费者在当下正在被侵犯的生命安全将没有人守护；如果不曝光，优质的品种、新鲜的货源将永远卖不过“泡药”的“问题杨梅”。

优秀的媒体当然也不能止于曝光，不应只是“曝光者”，更应该是“指路人”。对于媒体而言，一次完整的舆论监督，不仅要把问题公之于众，更要持续地跟进，把合法合规的产地和渠道告诉公众，把安全的辨别方法传递到每一个消费者手上。

1

五月中旬的福建漳州，杨梅熟得正好。

而且今年的雨水好，杨梅个头大，一颗颗紫红饱满，挂满枝头，是正儿八经的丰收年。

特别是龙海区浮宫镇的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年产量一般在7万吨左右，整个产业链年产值近10亿元，大致有4万至5万人靠杨梅过活。

这本该是喜悦的季节。

但转折发生在5月15日。

就在这一天，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播出了一条暗访报道。记者在龙海区浮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暗访发现：有人公然在收购站里用违禁添加剂浸泡新鲜杨梅。将一种标注甜度可达蔗糖8000倍、但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的甜味剂，以及一种已被明确禁止用于新鲜水果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装进了包装箱，跟着冷链车发往浙江、上海等地。

报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是收购点工人自己亲口说出一句话：“自己都不吃”。

而当记者追问其中一家收购点的商户时，对方却反问：“为什么要曝光我？”

报道一出，全网哗然。事件迅速登上热搜。

全国大市场的反应比任何人的预估都更猛烈。

从上海到温州，从广州到深圳，各大水果批发市场里滞销的福建杨梅堆积如山。

在华东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之一上海西郊国际，一名福建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往年旺季一天能走五六百箱，风波之后每天只剩几十箱，销量同比暴跌了80%。温州的商户更是直言“一天亏了三十几万元”。不少外地市场对福建杨梅实施了“一刀切”的禁入指令，已运抵的货物被当场拒收退回。

源头产地受到的冲击更为惨烈。龙海区杨梅种植成本大约每斤3元。事件爆发前，正常收购价在6元左右。但曝光后的第二天，收购价已跌至每斤1至2元，远低于成本线。大量优质鲜果被降级为原料处理，果农的收入比去年普遍减少了八成以上。

紧接着，监管马上行动起来。

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迅速通报查处情况：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问题杨梅和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随后，6个单位被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同时，当地还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落实杨梅检验合格后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外运报备、收购商“黑名单”等一系列新规。

但是，信任这东西，一旦碎了，拼起来远不是发一张合格证那么简单。

风波过去十余日，福建杨梅仍在滞销。

去年的这个时候，浮宫镇整条马路塞满了冷链车；而今年，关门的关门，停收的停收。

他们的杨梅，在一夜之间，被全国拒之门外。

5月21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浮宫镇一指定收购点，等待收购的杨梅。中新网记者 张斌 摄

2

这不禁让人想到30年前那个白酒大案。

1998年1月26日，农历除夕前夜。山西文水县的一个村子里，农民王青华用34吨工业甲醇，以1∶10的比例兑水勾兑出了57.5吨散装白酒。这种“酒”每升甲醇含量高达361克，超过国家标准902倍。

经过王晓东、杨万才等批发商的转手，这批毒酒流入了朔州、大同等地的小卖部和农家，端上了春节团圆饭的餐桌。

最终，222人中毒入院，27人死亡，多人失明。

事发后，主犯王青华等6人被判处死刑，24名失职渎职官员被追责。

案子虽然了了，但舆论对山西的惩罚才真正开始。

从此，全国消费者看到“山西”两个字就绕道走。“劝君莫饮山西酒”的说法广为流传，山西酒被集体打入了“毒酒”的黑名单。

而其中最惨烈也最无辜的牺牲者，是汾酒。

汾酒名扬天下，是百年品牌、国家名酒，是公认的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被称为“白酒祖庭”。其和文水县的制假窝点没有任何关系，与假酒案中致人死亡的酒体毫无关联。

但在那次假酒案中，消费者不看这些，只能看产地。如果产地是山西，就不买。

结果是什么呢？

假酒案后，1998年当年汾酒公司收入同比下滑44.5%，跌至2.5亿元，同时丧失了大部分省外份额。从此，一个曾经横扫全国市场的“汾老大”，品牌排名从行业第一直接跌落至全国第九，不得不退守山西市场。

此后数年，业绩虽有所恢复，但始终未能恢复至案发前。

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汾酒在外地经销商眼中几乎是“无人敢碰”的代名词。其的销售额有一半以上是在山西完成的，走出山西及其周边几个省份，销量始终不尽如人意。

为了自救，汾酒被迫启动“开发商模式”，也就是授权第三方品牌开发商生产和销售带有汾酒标识的贴牌产品。这一模式虽然让汾酒在2004年之后重新在白酒市场里稍微站稳了脚跟，但也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品牌管理混乱，假冒汾酒层出不穷，2008年前后，汾酒集团甚至不得不再打一轮假酒专项治理。

可以说，汾酒的信任危机修复，是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的。那些在假酒案中被判死刑的人，没有一个人姓“汾”。但汾酒的工人、经销商，甚至是种高粱的农民，和犯罪分子一起承受了惩罚，还要花数十年以上的时间一点一滴地去拼回那些本不该碎掉的信誉。

这就是“信任株连”的残酷逻辑。违法者赚了快钱，最终是整个产业和无数的普通劳动者来买单。

而十年后的2008年，同样的剧本以一种更惨烈的方式再度上演。而这一次倒下的，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整个行业。

检察人员查办假酒案时，在朔州查获不法酒商勾兑假酒的不锈钢罐并提取证据。来源：正义网

3

2008年9月，三鹿牌婴幼儿奶粉被曝出含有三聚氰胺，迅速引发轰动。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共29.4万人，其中5.19万名儿童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卫生部回顾性调查上报死亡病例共11例，其中6例不能排除与食用问题奶粉有关。于是，国家启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这是我国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最高等级应对措施。

这已经不是一个厂家的个案，而是一个行业在监管缺失下的全面沦陷。

原国家质检总局的专项检查结果显示，共有22家企业的69批次产品中检出了不同含量的三聚氰胺。

事件曝光后，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瞬间崩塌。

2008年10月，尼尔森公司发布零售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的市场份额几乎为零。国产奶粉的整体销量，在2008年9月到10月同比下降了22%；液态奶的销量同比下降了19%。全年来看，奶粉销量同比下滑了15.6%。

进口奶粉则趁势鲸吞了整个市场。国产奶粉的整体市场占有率从事件前超过65%，暴跌到20%多。

冲击还从国内市场蔓延到了国际市场。2008年10月，中国乳制品出口量同比下降了91.8%。其中，奶粉出口量仅48吨，同比下降了99.2%。众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的食品和饲料采取了紧急管制措施甚至暂时封关。消费者在日本、韩国、欧美等地的超市里，发现国产乳制品被列入了“重点抽检名单”。

刚才已经说过，重建信任的时间，远远超过毁掉它的时间——甚至是以十年为单位的。

从2008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尽管如今的国产奶粉的抽检合格率已经连续多年超过99%，但在一线城市，外资奶粉依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来自岷县的双胞胎患儿。兰州晨报记者 陈若梦 摄

4

当我们回到2026年5月的浮宫镇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又一个说不出话的果农，蹲在山头，看着枝头掉落的果子。

76岁的果农高旺来，站在自家杨梅树前，满脸无奈。

5月21日，漳州市龙海区浮宫镇，76岁的果农高旺来面对杨梅价格暴跌十分无奈。中新网记者 张斌 摄

54岁的曾思彬，站在漫山的红紫杨梅间，最终没有拨通采摘工人的电话。往年这个时候，山头上人声鼎沸，竹筐和扁担碰得叮当响；而今年，熟透的杨梅一颗颗落在泥土里。“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杨梅，放弃采摘，很心疼。”他蹲下身，拾起掉落的杨梅，“售价不及采摘成本，摘越多亏损越多。”

而在这些沉默的痛楚中，际都村的高女士一家，最令人心碎。

她们家承包了三千棵杨梅树。5月15日当天，高女士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把满筐的杨梅装上摩托车，骑了十公里到镇上，一家家跑收购点，全被拒收，又驮着筐原路骑回家——整条马路上的收购点几乎都拉闸关了门，外地商户直接跑了。他后来听说要检测合格才收，特意把杨梅送去做专业检测，拿到了合格报告，但仍然卖不出去。

高女士对着镜头，半天挤出一句话：“我们每天从早忙到晚摘杨梅，哪有时间去监督收购商在药水里泡什么。”她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有一次看到收购商把杨梅泡在水里，还以为是正常的清洗除尘。

他甚至连“泡药”是什么，都没有概念。他只是骑着一辆摩托车，驮着沉甸甸的希望去了镇上，然后驮着沉甸甸的绝望回了家。

他们没有参与“泡药”，不是“问题收购商”，也没有任何违规记录。

但他们被同一个新闻里播出的两个地名，断了全家的收入。

5

面对此情此景，一些人把矛头对准了报道杨梅泡药的福建电视台。认为杨梅滞销现状都怨他们，认为其“不讲政治”“不识大局”，是不是不要以新闻监督的形式“公开披露”。

事实上，每当这样的危机爆发，总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媒体是否应率先曝光，是不是应该等到监管部门处理完了再说？

当然不是。

当恶行被发现，最应该批判的，是制造恶行的人，是监管恶行不力的人员，而不是发现恶行、曝光恶行的媒体。

执行新闻监督，本身就是媒体的神圣职责，也是媒体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

媒体不沉默，不是因为喜欢“危言耸听”，而是因为公众有即时知情权。

媒体不沉默，不是因为喜欢搞“大新闻”，而是如果不曝光，问题杨梅很有可能还会在市面上继续卖，消费者还会继续买到那些连工人自己都不敢吃的东西，消费者在当下正在被侵犯的生命安全谁来守护？

而是如果不曝光，监管的力度很有可能上不来，不法者依然肆无忌惮，优质的品种、新鲜的货源将永远卖不过“泡药”的“问题杨梅”，之后劣币驱逐良币，从此，个别人的不法手段，会变成行业的隐性“恶习”。而整个行业，也将在无人呐喊中一步步沦丧，到时候，更大范围的崩坏、更加深重的伤痛将不可避免。

正如“三聚氰胺案”，被爆出的是三鹿一家，但添加三聚氰胺的，是22家企业的69个批次的产品。这种隐性“恶习”之所以成为惯例、成为积弊，又何尝不是监督不够和监管缺位所致。

“杨梅案”中，不法者说了一句“为什么要曝光我”，所隐藏的行业的麻木、对违规的理所当然，比任何实验室检测都让人揪心，因为其言下之意就是，又不是只有我一家，这是惯例。

因此，“山西假酒案”中，要为山西白酒，特别是汾酒集团名誉和经济损失担责的，是制造假酒的不法分子，尸位素餐的监管人员，而不是报道假酒案的媒体。

同理，“杨梅案”中，要为漳州杨梅和果农名誉和经济损失担责的，是“泡药”的不法分子，是监管不力的监管人员，而不是曝光“杨梅案”的相关媒体。

5月21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浮宫镇一指定收购点，工作人员检验果农送检的杨梅。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6

当然，“曝光”只是第一步。

“不能止于曝光”应当成为媒体和监管部门共同恪守的准则。

对于媒体而言，曝光只是报道的第一个环节，而不是最后一个。一次完整的舆论监督，不仅要把问题公之于众，更要持续地跟进：把查处进展跟踪到最后一刻，把合法合规的产地和渠道告诉公众，把安全的辨别方法传递到每一个消费者手上。对于杨梅而言，专家给出的“看、闻、尝”三步辨别法，就是媒体在“曝光”之外最应该做的功课。优秀的媒体不只是“曝光者”，也应该是“指路人”。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不是立了法、出台了文件、进行了宣传就够了。监管如果不实、不细、不日常，注定是纸上谈兵，“曝光—查处—整顿—遗忘”的循环永远无法打破。

7

最后，想对每一位普通消费者说几句。

我理解您。

因为我也是一名消费者。在超市的货架前，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当福建杨梅的“泡药”新闻出来，我的本能反应也一定是：先不买了，先躲开了。这是人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本能。

但也想邀请您多想一步：

第一，想请您区分“作恶者”与“被牵连者”，不要给他们一起贴上“恶”的标签。

那些把杨梅按进药水桶的收购商，那些明知有毒还敢发往全国的批发商，那些把“干净样品”备着应付检查的投机者——他们才是恶人。但高女士的父亲，那位只有小学文化、以为泡水只是“清洗除尘”的老人，那位骑着摩托车驮着检测合格报告却卖不出一颗杨梅的父亲，他和他的三千棵杨梅树，不该被钉在同一个“耻辱柱“上。如果我们因为几颗”老鼠屎”，就给整个地域和所有劳动者贴上“恶”的标签，这和“一人犯错、全班罚站”的粗暴，将没有区别。

第二，想请您相信“合格证”背后的努力。

我们知道信任碎了很难拼起来。但当你看到一颗贴着承诺达标合格证、经过批次检验、来自驻点监管收购点的杨梅时，想请您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是23名干部被问责之后监管力量的前置，是45天专项整治里干部下沉一线的驻点，是果农凌晨四点上山、拿到合格报告才敢发货的小心翼翼。这不是一张轻飘飘的纸，是一个产业在崩塌之后，用制度、用人力、用诚意堆出来的求生通道。给它一点信任，就是给“良币驱逐劣币”一个机会。

第三，想请您相信，消费市场最锋利的刀，是“有区分的拒绝”。

我们当然应该拒绝药水杨梅，拒绝所有违规添加的毒果；但如果我们拒绝的是“福建”“杨梅”这几个字，那这把刀就砍错了方向。你的每一次“看、闻、尝”，每一次选择合规渠道、认准地理标志和检测报告，都是在精准地打击罪恶，温柔地保护无辜，这才是一个成熟消费者最理性的愤怒。

第四，想请您给福建杨梅一点时间。

汾酒的信任修复用了十多年，国产奶粉的声誉重建用了近二十春秋。对于福建杨梅的信任，也不可能靠一张通报、一场整治就在十天半月内复原。但请你在未来的某个杨梅季，当福建的果子再次紫红饱满地挂在枝头时，愿意多看它一眼。因为真正的食品安全，不是把一个产区打死，而是让一个产区在痛过之后，学会干干净净地重生。

这，才是我们所有人：消费者、媒体、监管者、果农共同期待的结局。

责编：沙兆华

一审：姚茜琼

二审：唐能

三审：唐婷

来源：湘江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