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前，宋朝的“社保粮仓”有多良心？

中国劳动保障报 2026-06-23 09:13:06

北宋嘉祐初年（1056年）冬，汴京寒风凛冽，街巷之中孤老羸弱者无衣御寒、无粮果腹，流离窘困之状让人心痛。彼时，天下户绝田逐年增多，朝廷惯常将其公开拍卖，所得钱款充入三司，却对市井百姓饥寒交迫的苦楚漠然视之。

枢密使韩琦注意到这种现象，提出一项革新建议：停止拍卖，将这些田地募人佃耕，以夏秋两季所收租课另设一仓，专门用来供养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宋仁宗下诏天下设置广惠仓，将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灾荒之年的流离灾民拓展到城市中日常贫困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由此，宋代形成了常平仓恤农、广惠仓济城、义仓备荒分工互补的多层仓储体系。

广惠仓设立后，朝廷进一步细化其运营规范，使之有章可循、有度可守：依据州县户口规模，分级划定仓储储备定额——“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一万户二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

在核查、登记与发放流程上，《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相关规定：“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幼残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人给米一升，幼者半之。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

据此可见，广惠仓的发放已形成一套从入户核验、造册建档到定额分发环环相扣、切实可行、便于稽考、可久可继之制。成人日给米一升（约合今制0.6公斤），幼童减半供给，米额虽微，却足以帮扶弱势民众熬过寒冬困境。南宋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感叹：“仁宗之世，既有常平仓，又有广惠、广济仓赈恤，所以仁宗德泽洽于民。”

广惠仓在济贫恤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苏颂在上疏中直指广惠仓落地运行的深层症结：“臣伏见先朝置广惠仓，别贮天下户绝田土夏秋租课，准备冬后救济阙食贫民，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地有肥瘠，故所收钱斛多少不等，以此多处常有馀，而少处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进而提出“损彼有馀，助此不足”的调剂方略，主张跨州县统筹调拨救济物资，使得广惠仓民生保障水平更加均衡。

北宋中期，随着王安石熙宁变法全面铺开，广惠仓的存续遇到了危机。熙宁二年（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先行整合管辖体系，将广惠仓归入常平仓统一管控；熙宁四年（1071年）春，宋神宗颁诏“出卖天下广惠仓见管田”，所得钱款尽数充作青苗法运行本钱。同年六月，广惠仓全部钱粮物资正式并入提举常平司统筹管理。此后，广惠仓制度被一步步废止。

靖康之变，北宋覆灭。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孝宗有感于战乱之后民生凋敝、孤苦无依者日渐增多，下诏于成都府率先复置广惠仓。政令传开，建康府、真州、和州等地相继效仿推行。只是此时的广惠仓已不像北宋时期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因国家财政中心南移、战乱频发等原因，它更多地成为地方官员坚守仁政、体恤民瘼的自发善举。

广惠仓历经两宋兴衰，其价值不在于存续长短、规模大小，而在于开创性的制度探索与治理启示。它将城市中常态化贫弱群体纳入国家保障范围，把突发性救灾升级为制度化、长效化的常制救济，并与收养孤幼的福田院、普惠城乡的居养院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层次分明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以公田租税为稳定财源、以余量调剂平衡收支、以定时定额精准帮扶的制度设计，兼具人文温度与理性思维，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各项事业依然能提供借鉴和启发。

（图片由AI辅助生成）

责编：曹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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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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