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年少时，村里来过一位走街的算命先生。他端详过父亲的面相，摇着头撂下一句断语，在范塘村传了许多年：我父亲曾家骝，是个四不像的人。做先生，他拿不稳粉笔；做长工，他不会扶犁掌耙；做舵工，他不会驾船；做砌匠，他握不住砌刀。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样样农活不精通，谋生手艺无一拿得出手，还顶着一身洗不掉的地主成分。在旁人眼里，父亲是个格格不入、百无一用的怪人。那时的我也不懂他，只觉他和村里所有糙粝务实的庄稼人都不一样。没人知道，那个握不稳粉笔、干不好农活的男人，并非天资愚钝，而是命运一次次抢走他本该光明的前路——半生报国无门，半生育人无果，最后只能转身扎根乡土，换一种方式照亮乡邻。

1973年的深秋，夜来得格外沉，寒意裹着稻谷晒干后的焦香，漫遍范塘村整个晒场。我踩着微凉的露水往家走，裤脚沾满田埂湿润的黄泥，晚风一吹，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远远望去，自家低矮的土坯房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灯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棂漏出来，秋风摇动院中的老树，树影在地面晃来晃去，斑驳又孤寂。我知道，今晚家里来了客人——是村里下放来的柳老师，她正和父亲坐在屋里说话。

灶房里，腊肉醇厚的香气混着老式油灯刺鼻的桐油味缠在一起，温柔地裹住整间小屋。我年纪尚小，不敢贸然推门，只能踮着脚尖趴在木门框上，安静地往屋里张望。父亲蹲在灶门前低头添柴，跳动的灶火映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明暗交错，藏着数不尽的疲惫与沧桑。柳老师安静坐在炕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随意卷起，指尖握着一块尚未纳完的布鞋底，针线在布料间来回穿梭。铁锅在灶上咕嘟作响，锅里炖着的腊肉，是村长曾贤德昨日特意送来的，只为给父亲这个坚守多年的扫盲教员补一补常年亏损的身子。

火光噼啪作响，父亲往灶膛里塞了一把干枯的松针，火星骤然飞溅，打破了屋内片刻的沉默。他缓缓开口，语气平静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往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往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柳老师，你别听信村里那些闲言碎语，村子里不认字的大人和上学的孩子，都离不得你。”

柳老师穿针的手指猛地一顿，细细的线头缠绕在指尖，死死打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她抬眸望向跳动的灶火，声音压得很低，满是委屈与无助：“家骝大哥，您当真是这么想的吗？我父亲是资本家，我本身就是下放改造的对象，而您顶着地主成分，在村里本就举步维艰。我们二人走得近，全村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难听的闲话从来没有断过。”话到嘴边，她终究哽咽着没有继续说下去，眼眶瞬间泛红，泪光在眼底打转。

父亲拿起水瓢往滚烫的铁锅里添了一瓢凉水，升腾而起的白雾扑面而来，迷了他的双眼。他眨了眨眼，语气依旧坚定：“成分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看院角那一丛野蒿，被沉重的石块死死压住，尚且能拼尽全力破土而出，我们眼前这点磨难，又算得了什么？”说罢，他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一本封面彻底磨破、纸页泛黄卷边的《扫盲教材》，指尖轻轻摩挲着书本边角，“当年我牵头在村里办扫盲班，人人都骂地主崽子不配教贫农识字，受尽冷眼与羞辱，可我一直守着讲台，从没放弃过这群孩子。”

柳老师沉默良久，缓缓从衣兜掏出一封信，信封边角早已被反复摩挲得破烂卷曲。她声音发颤，满是无奈与心酸：“小伟来信了，他说范塘村到处都是我和您的流言蜚语，认定我们品行不端，要和我彻底断绝往来。”我知道小伟是谁——那是县城放映队的青年，当初来村里放露天电影时，就托村里人给柳老师递过心意，却终究抵不过乡间漫天流言。她垂着头，望着灶内将熄的炭火，轻声呢喃：“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好累，甚至荒唐地盼着，那些谣言是真的也好，至少我不用平白承受这份无处诉说的冤枉。”

“糊涂！”父亲猛地将锅铲拍在灶台上，剧烈的震动让灶膛里的火星四下飞溅，“人活一辈子，求的从来不是旁人的认可，而是自己内心的敞亮坦荡。我和你婶子当年相守，便是认准了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无惧风言风语。”

火光摇曳里，父亲第一次和外人说起我从未听闻的往事。我的母亲李春芝，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姑娘，当年义无反顾嫁给顶着地主帽子的他，从此被全村人辱骂地主婆，受尽冷眼与排挤。可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抱怨，日复一日守着这间烟火袅袅的灶台，总说日子是人过出来的，不是成分定下来的。

我依旧趴在门框上，静静听着父亲尘封多年的过往，灶火的暖意映在眼底，眼眶却一阵阵发烫。后来倦意袭来，我靠在墙角的柴堆上沉沉睡去，梦里反复出现温柔守在灶台边的母亲，眉眼温柔，和眼前黯然神伤的柳老师渐渐重叠。

很多年匆匆而过，我寒窗苦读，如愿考上湖南师范学院。临行前往县城和柳老师告别那日，我才终于彻底读懂了这个在外人眼中四不像、一无是处的父亲。那天柳老师将我领进老旧小屋，从木柜深处拿出一本泛黄发脆的旧杂志，是1974年第5期的《教育战线》，封面鲜红的“向工农兵教师学习”字样，历经岁月依旧醒目。

“这篇文章是我当年写的，你父亲性子执拗，一辈子不肯让我拿出来示人。”柳老师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杂志目录页，缓缓道出尘封的秘密，“当初我被心上人误解，被全村人孤立，流言逼得我无路可走，一度想去范塘河了结余生，是你父亲连夜赶到塘埂，硬生生把绝望的我拉回了人间。”

杂志内页，一篇《良师益友——记乡村教师曾家骝》静静躺着，作者署名：柳絮。我指尖抚过粗糙老旧的铅字，一字一句，含泪读完父亲坎坷悲凉的前半生。

1971年柳老师下放来到范塘村，昔日父亲的同窗、时任教育局局长的孔松元再三叮嘱她，村里的曾家骝，是真正心怀教育、心有大义的读书人，遇事一定要多向他请教。那时父亲每日要在茶场高强度劳动，日落收工之后，别人都回家歇息，唯有他提着一盏破旧马灯，独自赶往村里废弃的祠堂，借着清冷月光，免费给村里孩童补习算术。

当初柳老师也曾不解，顶着如此敏感的成分，为何还要执意出头教书。父亲只是抬头望向祠堂梁上悬挂多年的“耕读传家”匾额，淡然作答：识字不分成分，种地不分成分，读书明理，本分做人，从来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分。

我这才完整知晓父亲颠沛苦寒的前半生。两岁丧父，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狠心改嫁，六岁痛失祖母，自幼无依无靠，只能投奔教书的叔叔寄人篱下。寄人篱下的日子，他活得如同长工，每日砍柴放牛、挑水劳作，从无闲暇，唯有深夜所有人安睡之后，才能借着一盏油灯，偷偷翻阅叔叔的课本，贪婪汲取知识。1944年，村长曾贤德的父亲怜惜他天资好学、心性坚韧，强行劝说叔叔送他进入私塾读书，不愿埋没这块难得的读书料子。

1946年，父亲考入汨罗江畔屈子祠内的屈子中学。他时常和柳老师怀念那段时光：学子们在祠前桂树下齐声诵读《离骚》，在浩荡江滩上习武强身，少年意气风发，人人心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诚理想。1948年湖南临近和平解放，父亲毅然报名南下工作团，行囊已经搬上渡船，却被心疼他孤身一人外出的叔叔强行拦下。多年之后，老同学孔松元依旧惋惜感慨：家骝本是驰骋四方的千里马，却被宿命困在乡土，成了守家护院的驴。

土改时期，村里需要凑齐地主指标，强行将父亲叔叔家几亩薄田与父亲名下三分自留地合并，不分青红皂白，给他扣上了一辈子摘不掉的地主帽子。旁人都替他鸣冤，他却从不争执哭闹，只是深夜独自去祠堂翻阅《土地法大纲》，始终坚信政策公允，真相终有大白之日。

1952年全国扫盲运动全面铺开，父亲义无反顾成为范塘村首位扫盲教员，后来又转正为乡村民办教师。他手提马灯，日夜走村串户，耐心劝说每一个不愿识字的乡人：认会田字，方能知晓自家田地厚薄；学会粮字，方能明白盘中粮食来之不易。他的扫盲笔记密密麻麻，细致记录着每一户乡人的难处：谁家妇人需要照看幼儿，只能趁着哺乳间隙抽空识字；谁家老人视力衰退，必须用粗黑炭笔书写大字方能看清。一辈子扎根讲台，他心中始终藏着一个念想：好好教书，早日转为公办教师，堂堂正正站在讲台之上，再也不用被成分裹挟，再也不用受人白眼。可命运，接连三次碾碎了他的期盼。

第一次机会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彼时民办教师有专项转正政策，只要自愿奔赴一线支援基建，前往汨罗江大堤参与防汛修堤一线劳动，服务满一个月，便可直接办理公办教师转正手续。这是他离正式编制最近的一次，得知消息那天，沉寂多年的父亲难得露出笑意，连夜收拾行囊，满心期待告别民办身份，安稳教书育人。可长途跋涉一路劳顿，加上早年寄人篱下落下一身病根，行至汨罗江大堤途中，他骤然旧疾复发，浑身乏力高烧不退，根本无法上前参与一线修堤劳作。硬生生错过了整月支援工期，人生第一次转正机会，就这样半路夭折。

第二次机会紧随而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修建京广铁路，同样出台一线支援优待政策，乡村民办教师赴铁路建设前线支援一月，即可享受转正名额。父亲不愿再错过前程，不顾身体孱弱，再次咬牙踏上前往铁路工地的路途。可常年的饥饿、劳累、批斗折磨早已掏空他的身子，还未抵达工地，旧疾再度复发，寸步难行，只能无奈折返范塘村。第二次唾手可得的公办教师名额，再次彻底落空。

1954年全县扫盲评优大赛，范塘村斩获全县第二名，上台为父亲颁奖的，正是昔日同窗孔松元。两个身着补丁旧衣、历尽风霜的男人在台上坦然握手，台下谩骂声此起彼伏，不断有人高喊地主不配登台领奖，可二人眼底坦荡，笑意从容，从未被流言击溃。大跃进时期，父亲在村口设立简易识字卡点，往来路人必须认全汉字方可通行。无数人骂他刻意讨好、虚伪积极，他却在笔记中写下初心：哪怕只有一个人真正学会识字，这份坚持便有意义。1960年，他不顾世人万般阻拦，迎娶贫农母亲李春芝，婚礼冷清无宾客，母亲却笑着宽慰他：我嫁的是心怀善意、育人教书的君子，从不在乎世俗划分的成分。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身为民办教师，每月十元薪资时常拖欠，家中食不果腹。母亲怀着身孕，每日去野外挖野菜充饥，把仅剩的红薯省下来，让父亲带去扫盲班果腹，生怕他饿着肚子没法教书。1966年我降生那日，父亲揣着好不容易领到的五元工资，奔波穿梭三个公社，只为换回半斤白糖，补给虚弱的母亲。母亲从前总摸着我的额头轻声说，好人自有福报，我的孩子日后必定可以堂堂正正立足世间，不受人白眼。

可命运从来不善待善人。1968年寒冬，母亲夜里起身如厕，情急之下误将炕头红宝书当作手纸，恰好被邻居当场撞见。一夜之间，狂风骤雨席卷这个本就艰难的小家。公开批斗会如期而至，有人粗暴剪去母亲长发，当众辱骂她是亵渎圣物的地主婆。游村那日，范塘河面结着一层刺骨薄冰，寒风割人脸颊，绝望至极的母亲趁众人不备，挣脱人群，朝河岸狂奔而去。

父亲几乎是同一时刻冲了出去。他在游村的队伍末尾，远远看见母亲眼神里的决绝，那是一种他曾见过的、在绝望边缘摇摇欲坠的光。他拨开人群拼命追赶，在母亲即将跃入冰河的刹那，一把死死攥住了她的手腕。两人一齐摔倒在结霜的河滩上，父亲的膝盖磕在石头上，棉裤渗出血迹，可他双手箍住母亲的肩膀，像箍住一捧即将散尽的炭火，再没有松开。

那一夜，父亲把浑身颤抖、一言不发的母亲背回家，烧了整整一锅热水，一瓢一瓢兑温，替她擦净脸上的泥污和泪痕。母亲始终蜷在炕角，怀里死死揣着一双尚未完工、给我准备的虎头鞋，不肯松手。父亲没有哭，他只是把灶火烧得极旺，坐在炕沿，一下一下拍着母亲的背，像哄一个受惊的孩子，拍了一整夜。次日天亮，他照旧准时走上扫盲班讲台，一笔一画在黑板写下工整的"人"字，缓缓告诉台下众人：人字一撇一捺，立身端正，站稳脚跟，方才算是真正的人。

那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寻过短见。但她一夜之间白了半边头发，自此极少出门，只守着灶台和针线筐，日复一日纳鞋底、缝补衣裳，把所有的惶恐与委屈，都密密缝进针脚里。父亲从不在人前提起那一夜的事，只是从此无论去何处，都会在日落前赶回家，推开门第一声唤的，永远是春芝。

我四岁那年，受父亲牵连，被迫上台陪斗。年幼无知的我回家之后懵懂发问：爸爸，地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骂我是地主崽子？父亲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只是牵着我走到稻田边，望着成片成熟的稻谷温柔开口：稻谷不分出身优劣，只要饱满结实，就是好庄稼；世人不分家庭成分，只要心存善意、行事端正，就是好人。

熬过动荡岁月，七十年代教育政策重启，民办教师转正工作再次放开。可彼时父亲年岁已长，一身伤病缠身，加上前两次接连错失机会，政策门槛逐年抬高，属于他的教师转正窗口期彻底关闭。看着讲台，看着陪伴了二十年的扫盲课本，看着一辈子的教书理想彻底落空，父亲终于心灰意冷。他放下握了二十年的粉笔，离开了坚守半生的乡村讲台，彻底告别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柳老师的文章，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那是1974年，她落笔时父亲还在讲台上苦苦支撑，她写下的是一位乡村教师的坚守与无奈，却未曾预见父亲后半生更为辽阔的转身。

旁人都笑他落魄，笑他教书半辈子一场空，到头来还是回乡务农，依旧是那个四不像的闲人。可父亲从未沉沦。既然不能再以文字育人，他便换一条路——以科技富民，以实干渡人。

回到村里之后，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乡村冷门的无菌蘑菇种植技术。那个年代乡下无人懂菌类培育，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没有前人经验，他就四处借书自学，白天下地试验菌种配比，夜里灯下翻看农技书籍，一遍遍调试无菌培育环境，熬过无数不眠之夜。菌种一批批死去，他就一批批重来；温度湿度稍有偏差，整棚菌包便报废殆尽。村里人笑他疯了，一个教书的去摆弄蘑菇，简直是四不像到底了。父亲不辩驳，只是蹲在菌棚里，握着放大镜一毫一厘观察菌丝走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下每一组数据。三年之后，他终于攻克了本地蘑菇种植的无菌环境难关，摸索出一套适合范塘水土的栽培法子。

他从不藏私。菌种培育成功后，父亲主动开办田间农技小课堂，免费手把手带领村民学习无菌种菇技术，统一提供优质菌种，统一指导田间管护，统一打通销路，带着全村农户抱团发展菌类种植。起初没人信他，他就自己先种出几棚白嫩肥厚的蘑菇，挑着担子挨家挨户送上门，让人亲口尝、亲眼看。慢慢的，有人跟着他干；再后来，半个村子的农户都加入了种植合作社。贫瘠的范塘村，硬是靠着一朵朵蘑菇闯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

他的实干与善意被县里看在眼里。凭借实打实的助农成绩，父亲获评岳阳市科技示范户，成为全乡乡村致富带头人。表彰大会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上台领奖，台下掌声雷动。那一刻，站在聚光灯下的不再是当年那个被骂地主崽子、不配站讲台的民办教师，而是一个用双手改变了一方水土命运的庄稼人。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汨罗县政协委员换届之际，父亲以科技示范户和乡村致富带头人的身份，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这一当，就是整整十年。十年间，他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跑遍了汨罗大大小小的乡镇村组，把无菌蘑菇种植技术推广到更广阔的乡村田野。每到一处，他都先卷起裤腿下地示范，再坐下来和农户一笔一笔算经济账。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笑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没转正，如今换了个讲台，田埂就是我的讲台，菌棚就是我的黑板，能多教会一个人谋生的本事，就比我当上公办教师还值。

那些年，父亲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后半夜才推着自行车摸黑回家。母亲把饭菜热了又热，坐在灶前等他，灶膛的火光映着她半白的头发，安静而温柔。父亲推门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跑过的村子的情况讲给母亲听——哪家菌种出得不好，哪户销路还没打通，哪个乡的干部支持力度大。母亲一边听一边纳鞋底，偶尔插一句“你明天去的时候给人家带点咱家育好的菌种”。那些深夜的对话，没有豪言壮语，却是我听过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十年政协委员任满，父亲已经年过花甲，腿脚不再利索，自行车也骑不动了。可他闲不住，又在自家院子里搭起一个小型菌种实验棚，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菌种和技术咨询。逢年过节，总有外乡的种植户提着自家产的蘑菇来看他，一口一个“老师”叫着。每当这时，父亲就嘿嘿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说：“别叫老师，我一辈子没转正，不算真正的老师。”可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不管这些，依旧叫得热络而真诚。直到现在，范塘曾人仍然管我父亲叫“老师”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那年，去县城和柳老师告别。她把这本1974年的旧杂志和那枚1954年的扫盲奖章一并交到我手中，轻轻叹了口气：“你父亲这辈子，前半生教人识字，后半生教人种菇，都是在渡人。当年我写那篇文章时，只觉得他是个被命运亏欠的读书人；如今回头看，他哪里是被亏欠，他分明是把亏欠都化成了养分，把自己烧成了灰，肥沃了脚下这片土地。”

我攥着那枚冰凉的奖章，终于彻底读懂了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日子，都是熬出来的。

世人都说他是四不像：教书握不稳粉笔，种田扶不好犁耙，行船不会掌舵，做工拿不住刀具，一辈子教书不得转正，一辈子不合乡俗，在乡土世间百无一用。可没人看见，他被成分压弯的脊梁，被批斗碾碎的尊严，被病痛打断的前程，被流言反复刺伤的真心，最后都被他揉碎了埋进土里，长出一茬茬白嫩茁壮的蘑菇，喂饱了一村又一村的人。

他一生有两次赤诚奔赴：前半生执粉笔，以文字育人，奈何命运作梗，三次错失转正良机，讲台梦碎；后半生握菌种，以科技富民，躬身扎根乡土，带领乡邻脱贫谋生，终迎人生高光。他不曾是如愿以偿的公办教师，却当了十年政协委员，把科技的种子撒遍汨罗田野。从前教人明事理、辨是非，后来教人学技术、谋生计，殊途同归，皆是渡人。

夜色渐深，村头古老祠堂的钟声准时敲响九下，悠远绵长，回荡在整个范塘曾上空。我攥着那本泛黄的杂志和那枚沉甸甸的奖章，转身走出老屋。抬头望去，月光铺满宽阔的范塘水面，水波荡漾，月光碎裂成满地碎银。这片温柔的月色，像极了当年母亲被救回后，在灯下重拾针线时虎头鞋上细密的银线——寒凉世间，依旧藏着永不弯折的温柔与坚定。

从前我嫌弃父亲四不像，样样不精，不合世俗；如今我终于明白，他不通世俗谋生的百般手艺，是因为他这一生，前半生一心育人，后半生一心富民，从来无心计较个人前程得失。

他不是合格的农夫，不是合格的匠人，不是如愿以偿的公办教师，可他是最坦荡的凡人，最赤诚的良师，最踏实的乡贤。他那十年政协委员的履职路上，每一个推广菌种的村落、每一户因此脱贫的人家，都是他后半生最踏实的讲台。

远方山路漫漫，月色伴我远行。而父亲藏在烟火里、流言中、错失的前程里、田间沃土中的一生风骨，会永远留在范塘曾的秋风里，留在跳动的灶火间，留在泛黄的文字里，岁岁生长，永远指引我堂堂正正，立身为人。

作者简介：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央企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首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湖南农村报》《洪流》（原国家物资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中国保险》《中国再生经济》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论文两百余篇。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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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