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回顾过去30年长沙的文艺界“顶流”，奇志、大兵这对相声组合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哈利油开了个洗脚城……”，大兵的长沙腔“塑普”一开口，《洗脚城》《白吃》《治感冒》这些经典作品就仿佛唤醒了记忆，让我们顿时梦回千禧年。

在北京一家茶馆中，记者和大兵聊起他的长沙记忆。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他的成长、事业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从为相声痴迷的少年到火遍全国的相声演员，他的故事，也是长沙文化娱乐产业的缩影。

“谁没到橘子洲偷过橘子吃?”

小时候，大兵一家生活在砚瓦池一带。那里是长沙的老城区，工厂密集，居住着众多工人及其家属。大兵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纺织工人，组成了当时标准的城市双职工家庭。

周边的烈士公园、橘子洲，是他常去玩耍的地方。小孩子从来不买票，全靠翻墙。那时候的橘子洲不像现在一样种满了桃花、香樟树，因为缺乏运营规划，还很荒芜。但唯独有一点吸引人：那里真的长满了野橘子树。“我们这一辈的长沙孩子，谁没到橘子洲偷过橘子吃?”大兵说。

除此之外，他生活中的一切都中规中矩。从砚瓦池小学一路升学到长沙市第一中学，大兵始终是学校里认真的好学生。

至于为什么对相声产生兴趣，大兵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学时他在“话匣子”(收音机)里听马季、侯宝林的相声，听得如痴如醉。他也常去看弹词艺人表演，一个盲眼老太太，抱着月琴说书，他怎么看都不腻，脑子里只想着：“要是我能唱这个，把我扎瞎了都行。”

还是小学生的大兵，就下定决心，将来自己一定要说相声。但他从来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因为说出来就会被人质疑，我就得去解释，但那是徒劳的”。

当时，在大人们看来，相声演员是“不入流的”。小孩子的标准理想是当科学家，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干部，“谁家出了干部，就算祖坟冒烟了”。孩子还可以当工人，很光荣;当农民也行。但说相声是不行的，“戏子没有社会身份，不算个正经事儿”。虽然不敢说出来，但大兵心里一直很坚定，学相声成了他最大的愿望。

以现在的说法，“命运的齿轮”还是转动了。14岁的一天，在大兵常去的烈士公园，有两个人在练习相声，大兵看得很入迷。第二天，他又去了烈士公园，看这两个人练习。一直看到傍晚，大兵忍不住上前问道：“老师，我能跟您学相声吗?”其中一个人欣然同意——他就是后来和大兵合作多年的舞台搭档，奇志。

从那之后，大兵每周都去奇志家里学相声。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大兵高一时的一场文艺汇演，他主动跟老师报名，说自己要表演相声，老师很惊讶。

上台以后，大兵感觉“嗡”的一下，大脑一片空白，灵魂好像游离在身体之外，能听到自己在说什么。突然，台下“轰”的一声爆发出笑声，大兵形容道：“那个笑声，把我的灵魂拽回来了，救了我的命。”

到歌舞厅说相声

除了天赋的感召，大兵相信，自己确实赶上了时代的浪潮。

大兵出生于1968年，成长于集体主义的年代。他出生10年后，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经历了“大锅饭”时代的人们亲眼见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是那些体制之外，没有单位、找不到工作的人。在大兵看来，“对当年的人们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慢慢恢复，商机、文化思潮、新鲜事物都在不断涌现。大兵提到本地第一批做生意的人，从广州进货，把纱巾、电子表、蛤蟆镜等时髦玩意儿拿到长沙卖，利润可达进货价的30倍。

大兵至今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单位大院里的邻居们坐在楼下乘凉，大家聊到当时刚刚出现在新闻上的“万元户”。人们怎么都想象不出来——“1万元该怎么花?”

1986年，大兵考进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成为艺术生后，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写相声本子、上台表演。当时学校里的一位老师也喜欢相声，主动提出和大兵搭档演出。后来，大兵因为有相声特长，被部队文工团选中，当了3年文艺兵。

从部队复员后，大兵考进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成为节目主持人。那一年，该台实行版块式节目改革，更改呼号为“星沙之声”，节目也从录播改为直播，大兵成了台里第一个做直播的人。第一次直播，导演让他给自己起一个播音名。眼看着就要进直播间，他随意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什么‘夜莺’‘百灵’都被别人取了，我一想，这里就我一个当过兵的，就叫‘大兵’吧。”

电台主持人大兵就这样诞生了，那档节目后来的热度很高。而“大兵”这个艺名，日后也成为相声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市场经济持续蓬勃向上，社会氛围也越来越自由、开放。20世纪90年代，长沙出现了一大批歌舞厅，它们的雏形是音乐茶室，客人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歌舞表演。“航空”“蝴蝶”“琴岛”等都是当时长沙火爆的大型歌舞厅。

大兵回忆道，当时的长沙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大，但歌舞厅有近300家。一到夜里，歌舞厅全部爆满。因为现场太挤了，以前边喝茶水边看表演的形式无法延续，观众进场时，只能在门口领一瓶矿泉水。前排的观众可以坐着，后面的人只能站着，挤在一起。

每天晚上的表演，就像一台歌舞晚会，有主持人控场、调动气氛，观众可以点歌、打赏歌手，也可以看到曲艺、魔术、相声等表演形式。在那个年代，歌舞厅承载了当地几乎所有娱乐生活，外地人来长沙，一定要去的就是歌舞厅。

从大二开始，大兵就到歌舞厅做兼职主持，一个晚上能挣200元。1994年，他从电台离开，因为还是想做“自由的文艺工作者”。他再次和奇志联络上，两人正式搭档表演相声，地点就在长沙大大小小的歌舞厅里。

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大兵甚至感到有些不真实。他觉得那是一个“狂飙时代”：“它是不规范的、粗放的，但混乱之中充满着希望，人们相信，只要努力，一定能赚到钱。”

在歌舞厅，奇志、大兵凭借横空出世的本土化相声一炮而红。大兵常常用“塑普”表演精明的小市民，让观众捧腹大笑。

线下的相声表演能很好地锻炼技艺，需要和观众持续互动，也需要很强的临场反应能力。大兵回忆，当时的歌舞厅里，第一排观众永远是几个有钱的大哥，两条腿直接架到桌子上，和演员的距离不到半米，每天张口第一句话就是：“搞点新的。”但每天都要表演，完全不重复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把相声本子写得有厚度，便于随机调整。

在歌舞厅表演的第一个月，大兵就赚到了6000元。他把挣的钱全部交给父亲，面值都是10元。看到一大堆钞票，父亲震惊得说不出话，毕竟自己工作了半辈子，月工资才1000元。“这对老一辈长沙人的冲击太大了：原来人还能这么活?”

那时候的大兵和奇志，每晚固定演4场，从晚上9点到12点，从一个歌舞厅到另一个歌舞厅赶场，一直演了5年。他们只有停电的时候才不演，就连大年初一都没有主动休息过。

巅峰时期，他们每个月能赚四五万元。“这还不是歌舞厅里(收入)最高的，那些唱歌的人，(每个月)能赚到10万元以上。”大兵说。

《洗脚城》《打麻将》《广播电台》……奇志、大兵后来的经典作品，很多就在歌舞厅里诞生。歌舞厅里的大哥们没想到，用不了多久，这两个站在他们面前说相声的人，将会红遍全国。

长沙，“敢为天下先”

奇志、大兵在线下越来越火爆，被各大歌舞厅出高价争抢。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机会来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值湖南电视台改革，成立了新的湖南经济电视台(以下简称“湖南经视”)。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湖南电视台台长魏文彬选定欧阳常林出任湖南经视台长，而此前欧阳常林只是一名科级干部。

魏文彬让欧阳常林自由、大胆地发挥。1996年，欧阳常林做出湖南经视第一档综艺节目《幸运3721》。这是一档结合明星、游戏、表演等环节的节目，每周六晚八点播出。节目的制片人，是后来知名的“选秀教母”龙丹妮。

正是这档节目，看中并邀请当时大火的奇志、大兵加入，还为他们设计了一个slogan：“奇志碰大兵，有理说不清。”从1997年开始，除了线下歌舞厅的演出，奇志、大兵每个周末都去电视台录节目，说一段新相声。用大兵的话来说，“简直把我掏空了”。但电视的曝光让他们更加走红，只要他们出场，节目收视率就会噌噌往上涨。常常有观众往台里打电话，询问他们什么时候表演。那时候的奇志、大兵，堪称湖南人的全民偶像。

1999年，奇志、大兵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作为长沙相声的代表人物，火遍大江南北。听惯了京腔相声的北方观众，也是头一次见到有人这么说相声，用的是长沙方言，结构和表达也新颖，没那么套路化，让人感觉很有意思。

通过他们的演绎，北方相声在南方焕发了独特的活力。南方本没有说相声的传统，在大兵看来，这反而有利于他自由地创作，不会被传统的条条框框限制。

其实，大兵的普通话很标准，采访时就能听出来。在表演时，他特意使用带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是为了保持作品的本土文化感。“相声是方言的艺术，搞艺术必须用母语。”他说。

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有趣的湖南人形象，有的火辣、直爽，有的机智、幽默，这些形象同时也有各种小市民的缺点，更显鲜活。在大兵眼中，长沙人天生豁达。他发现，湖南人大多可以拿生死开玩笑，不那么忌讳死亡，因此，他在作品中常常用“死”作为笑点。这一点在本地效果很好，但拿到北方，可能就不那么奏效。

湖南有句话叫“敢为天下先”，无论在历史变革的重要节点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湖南人始终有着很强的主体性，倔强、敢冒险、不服输、能吃苦。长沙人总是看起来“松弛”，调侃自己“打流”(长沙方言，指漫无目的地游荡、无所事事)，但骨子里或许是一种自由与反叛。

在今天的长沙，娱乐依然是重要的部分。30年来，它生产“快乐”的能力从未被质疑。大兵感觉，长沙一直都是网红城市。歌舞厅已逐渐消失，但夜晚的解放西路依旧灯火通明，本地脱口秀俱乐部还在持续爆发笑声。这座外地人眼中的“快乐之城”，始终人声鼎沸。

责编：邓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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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