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建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一纸贬谪诏书将滕子京从西北边陲的经略安抚招讨使高位，狠狠抛向遥远的岳州巴陵郡。这一年，他已年过五十三，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北宋，这已是暮年光景。更残酷的是，这并非他第一次被贬——此前他已因“泾州过用公钱案”从庆州知州贬为陈仓知州、虢州知州，此番再贬，已是连遭三贬，创造了北宋贬官史上的难堪纪录。

图为AI生成​

从统辖数州军事的封疆大吏，沦为偏远州郡的地方官；从与范仲淹并肩御敌、共筑青涧城的边塞名将，成为“谪守巴陵郡”的迁客骚人。政治地位的断崖式跌落，人生境遇的急转直下，足以让任何一位士大夫陷入沉沦。然而，滕子京没有选择怨天尤人，没有寄情山水而无所作为，更没有在“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悲凉中自暴自弃。他眼中含情，一身血性，喷薄而出，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惊天步伐，在岳阳这片土地上，用三年时间办了五件大事，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最终名垂青史。

从边塞名将到岳州知州：贬谪中的觉醒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与范仲淹同榜进士及第，二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成为一生知己。早年仕途平顺，历任泰州军事推官、大理寺丞、左正言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真正让他展现非凡才能的，是宋夏战争爆发后的西北边疆。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大举攻宋，西北告急。滕子京临危受命，调任泾州知州，后改任庆州知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西北前线，他与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密切合作，共同构筑防御体系，主持修筑青涧城，整顿军备，安抚士卒。当西夏军队攻破金明寨、逼近庆州时，他“部勒士卒，为守御计”，同时“召土豪，问以方略”，稳定民心。战后，他以库钱数万贯犒赏将士、抚恤阵亡者家属，深得军心民心。范仲淹在《与韩魏公书》中评价他"才识明敏，通晓兵事"，绝非虚誉。

然而，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激烈反对。反对派将矛头指向范仲淹的友人，滕子京首当其冲。庆历四年，有人弹劾他在泾州任内“过用公钱十六万贯”，实则这笔款项主要用于犒赏边防将士、安抚羌族首领，属于正常公务开支。但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滕子京被立案调查。案件审理中，他性格刚烈，“恐连逮者众，乃焚其籍”，销毁了相关账册。这一举动虽出于保护部属的好意，却被政敌抓住把柄，指为“销毁证据”。

范仲淹不顾政治风险，多次上书为滕子京辩护，在《奏雪滕宗谅张亢》中明确指出，滕子京所用公钱“皆犒赏诸部属羌族及遗使往来之费”，“非入己之物”，甚至表示一旦查出滕子京有入私囊的情节，甘愿受罚。然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滕子京仍被一贬再贬，最终于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贬谪对古代士大夫而言，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许多贬官或消沉颓废，或寄情山水而无所作为，或在“去国怀乡”的悲叹中消磨余生。然而滕子京的选择截然不同。他到任岳州后，没有沉浸在个人失意的情绪中，而是迅速投入地方治理。他“所莅州郡，皆有治迹”，在岳州短短三年，以“治为天下第一”，使得岳州“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种积极心态的根源，在于他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深刻理解与超越——他不以贬谪为“穷”，不以升迁为“达”，而是将地方治理视为践行儒家理想的平台，无论身处何地，皆以求实利民为己任。

迁建学宫：文化兴邦的长远布局

滕子京到任岳州后，首先着手的是迁建岳州学宫。学宫是古代地方教育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民风的功能。岳州原有学宫建在一低洼潮湿处，位置偏僻，民居庞杂，规模狭小，难以满足教育需求。滕子京选址重建，将学宫迁至州城中心学道岭的山丘上，扩大规模，完善设施，聘请名师，广招生员。

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滕子京对“文化兴邦”理念的坚持。即便身处贬谪逆境，他仍未放弃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学宫的迁建，不仅改善了岳州的教育条件，更向士民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地方长官虽遭贬谪，但兴学育才之志不减，教化治理之心不改。这种在逆境中坚持文化建设的定力，是儒家士大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

迁建后的岳州学宫“殿堂宏敞，斋舍整齐”，成为湖湘地区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滕子京亲自请北宋中书舍人、著名散文大家尹洙撰写学记，阐明“教化之本，在于学校”的理念，强调教育对于移风易俗、培养人才的基础作用。这种重视教育、着眼长远的实干思路，超越了单纯的一项工程，展现了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学宫之建，是忧民之教化，是为岳州百姓的长远福祉奠基。

修建通和桥：交通建设的务实之举

岳州地处洞庭湖畔，水系发达，但交通不便制约了经济发展。滕子京主持修建的通和桥（今三眼桥），横跨南湖水系，连接州城与周边地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通和桥的设计颇具匠心。“三眼”即三个桥洞，既保证了船只通行，又增强了泄洪能力，实现了工程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桥身采用青石砌筑，坚固耐用，历经千年风雨，几毁几建至今仍传为美谈。

修建通和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滕子京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困难、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他采取“官督民办”的方式，动员地方士绅捐资，组织民工匠人施工，亲自督导工程进度。史载其“昼夜督役，不避寒暑”，这种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完成。

通和桥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岳州的交通条件，促进了物资流通和商业繁荣。更重要的是，实是滕子京“务实利民”的施政理念——不搞虚华的形象工程，而是针对民生痛点，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务实作风，是“先忧”精神的具体体现：先忧百姓出行之难，后乐交通改善之利。桥梁之修，使商旅得通行之乐，百姓得交往之便。

抢筑堰虹堤：水利工程的救急之策

庆历年间，洞庭湖水患频发，严重威胁岳州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滕子京到任时，正值水灾过后，农田淹没，房屋倒塌，城区渍水，灾民流离失所。他迅速组织力量，抢筑堰虹堤（又称偃虹堤），以阻挡湖水泛滥城区，保护岳阳楼，保护农商居民。

“抢筑”二字，凸显了工程的紧迫性。滕子京调集民夫，采备物料，亲自驻守工地，指挥施工。《岳阳风土记》记载，堰虹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工程规模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完成如此艰巨的水利工程，需要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

堰虹堤的修筑，是滕子京“先忧”百姓疾苦的急迫感。他没有因个人贬谪而消极怠政，也没有因工程艰巨而退缩回避，而是以“救民水火”的紧迫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这种在逆境中急民所急、解民所忧的担当精神，正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实践源头。

值得一提的是，堰虹堤的命名颇具深意。“堰”为挡水建筑，“虹”象征美好愿景，寓意以人工之堰，守护百姓安宁生活如彩虹般美好。这一命名，寄托了滕子京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也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追求。堤防之固，使百姓得安居之乐，农桑得灌溉之便。

出版《岳阳楼诗集》：文化建设的创新之举

在重修岳阳楼之前，滕子京已着手整理出版《岳阳楼诗集》。这一举措，是他对岳阳楼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和主动塑造。

岳阳楼自三国时期鲁肃建阅军楼以来，历经数百年，已成为文人墨客登临题咏的胜地。唐代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张说、张九龄、杜牧等大家均有诗作，但散见于各种文集，未有系统整理。滕子京广搜博采，将历代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汇编成集，并附以题跋评论，形成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以楼阁为主题的专题诗集。

出版《岳阳楼诗集》的意义，滕子京主动担起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不仅是地方行政长官，更是文化建设的推动者。通过诗集的编纂出版，系统梳理了岳阳楼的历史文脉，提升了其文化地位，为重修岳阳楼进行了文化预热。这种将文化建设纳入地方治理的视野，展示了北宋士大夫"文治"理念的成熟。

更重要的是，诗集的出版为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参考。范仲淹在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正是基于对历代岳阳楼诗作的深刻理解。滕子京的文化准备工作，为《岳阳楼记》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诗集之成，使士人得吟咏之乐，文化得传承之基。

重修岳阳楼：文化地标的精神重塑

重修岳阳楼是滕子京治岳生涯的压轴之作，也是其五件大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件。当时，岳阳楼已破损不堪，“栋宇倾颓，垣墙隳剥”，已失去昔日风采。滕子京决定重修，并非简单的建筑修缮，而是对这座历史文化地标的精神重塑。

他认为，名楼古迹“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又提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的深刻见解。于是，他决心大规模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在保持原有格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并将《岳阳楼诗集》中的代表作品镌刻于楼壁，使建筑与文化融为一体。

重修工程的资金来源，体现了滕子京的廉洁自律。他“不以一钱借民”，而是通过“劝谕捐助”的方式筹集经费，取之于“民间有宿债不肯修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确保不增加百姓负担。此次大修，庆历五年动工，次年竣工。楼成，极雄丽，三层三檐，飞檐斗拱，超过了唐代规模，夺天下楼阁之首。

竣工之日，滕子京悲喜交集，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临江仙》词：“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

为了让岳阳楼留芳万世，他又令人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张说、张九龄、杜甫、杜牧诸名人诗集中摘出其登临寄咏者78首，以及当朝大手笔如太师吕端、侍郎丁谓、尚书夏竦之作，刻写于栋梁间。但他发现，古今诸名人于诗词歌赋之外，竟无一篇散文记叙，岳阳楼就像一个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一样，没有高尚、深邃的思想灌注碑记，难以流传久远。

于是，在这年的六月十五日，他写下了《求记书》，绘出《洞庭秋晚图》，派人专程送给远在邓州的好友范仲淹，恳请其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文。他在信中坦陈“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心境，却又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我期许，这种坦诚与担当，为范仲淹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和灵感。

从实践到思想：先行者的精神境界

滕子京在岳阳的三年五事，不仅改变了岳州的面貌，更在精神层面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宝贵的财富。长期以来，学界与公众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岳阳楼记》的文学价值与范仲淹的思想高度，而对滕子京在“岳阳楼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关注不足。实际上，滕子京才是“先忧后乐”精神在岳阳这片土地上的最先践行者。

从时间顺序看，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1044—1047年），早于《岳阳楼记》的写作时间（庆历六年，1046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邀请范仲淹作记，是在庆历五年（1045年）左右。也就是说，滕子京的"先忧后乐"实践，早于范仲淹的文字总结。

从精神内涵看，滕子京“去国怀乡”而仍“不以己悲”，“忧谗畏讥”而仍勤政为民，这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生动体现。他将个人的“去国”之忧置于百姓的“未教化”之忧、“出行难”之忧、“水患急”之忧、“文化失”之忧之后，以天下之忧为先，以个人之忧为后。这种价值排序，与范仲淹的表述完全一致。

从实践效果看，滕子京的三年五事，使岳州百姓切实受益，实现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目标。学宫之建，使士民得教化之乐；桥梁之修，使商旅得通行之乐；堤防之固，使百姓得安居之乐；楼阁之成，使士人得登临之乐。这些“乐”的实现，正是“先忧”之后的“后乐”，是滕子京精神实践的成果。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进退皆忧”思想。滕子京虽被贬地方，远离“庙堂”，但其真情实干却完整的展现了“忧其民”的精神。他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消极避世，也没有因远离朝廷而忘却责任，反而以更加贴近百姓的身份，更加深入地实践了“忧其民”的理念。这种“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的实践，拓展了“先忧后乐”思想的适用范围。

“进亦忧，退亦忧”在滕子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进”时，他在西北边疆忧国事、忧军情、忧边防；“退”时，他在岳州地方忧民生、忧教化、忧文化。无论进退，忧怀不改；无论升降，担当不减。尤为难得的是，他的“忧”不是消极的忧虑，而是积极的行动。每有忧怀，必见诸实事；每识弊端，必力求改良。这种“忧”与“行”的统一，使“先忧后乐”思想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从道德宣示转化为治理绩效。

滕范之交：知己典范与精神共鸣

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友谊，始于大中祥符八年的同榜及第，深化于西北边疆的共同御敌，升华于贬谪逆境中的相互扶持。二人志同道合，品性相投，共同经历了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事件，建立了深厚的患难真情。

在“泾州过用公钱案”中，范仲淹三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解，不惜以辞官为代价力保好友。滕子京贬谪岳州后，范仲淹虽在邓州任职，二人仍保持密切书信往来。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第一时间致信范仲淹，详述工程经过并请求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尽管未曾亲临岳阳楼，却凭借对滕子京的深刻理解和对岳阳楼诗文的熟悉，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中“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一句，正是对滕子京勇毅的客观评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正是对滕子京人格的准确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主张，正是对滕子京实践的理性升华。可以说，《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个人思想的表达，也是对滕子京精神实践的理论总结。

滕子京收到《岳阳楼记》后，按范仲淹的推荐，请苏舜钦书丹，邵餗篆额，镌刻成石碑置于楼内，供游人观瞻。当时人们将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记、苏舜钦书丹、邵餗篆额称为“天下四绝”，那块石碑也被誉为“四绝碑”。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没有滕子京的重修岳阳楼和诚挚邀请，就没有《岳阳楼记》的诞生；没有范仲淹的千古名篇，滕子京的治岳实践可能湮没于历史长河。二人如同双子星座，共同照亮了岳阳楼的文化天空。

一手烂牌打成王炸：名垂青史的贬官传奇

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是短暂的，却是辉煌的；是被贬的，却是奋发的；是个人的，却是历史的。他以五十三岁的暮年之身，在连遭三贬的逆境之中，完成了迁建学宫、修建三眼桥、抢筑堰虹堤、出版《岳阳楼诗集》、重修岳阳楼五件大事，为岳阳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先忧后乐”的实践源头。

滕子京一生为官廉正，好施与，及卒，无余财。近年发掘滕子京及其妻、妹和小女四座墓葬，陪葬品极简，仅有砚1方，玉兔2只，瓷罐2个。之所以一贬再贬，缘于他主张改革，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谠论侃侃，屡触权要”和“负大才，为众所嫉”。这位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的失意者，却在地方治理上创造了“治为天下第一”的奇迹，把一手烂牌，生生打成了王炸。

庆历七年（1047年），滕子京在苏州任上病逝，年仅五十七岁。他未能看到《岳阳楼记》的千古流传，未能看到岳阳楼成为“天下楼”的辉煌。但他以三年五事的实干，证明了一个真理：贬谪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起点；逆境不是坟墓，而是精神的熔炉；年龄不是借口，而是经验的积淀。

千年以降，岳阳楼历经多次重修，屡毁屡建，而《岳阳楼记》始终镌刻于楼壁，“先忧后乐”的精神始终传承不息。每当人们登楼远眺，洞庭波光粼粼，君山青翠点点，便会想起那位贬官的三年实干，想起那位知州的五件大事，想起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境界，想起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追求。

滕子京，这位“岳阳楼先文化”的最先践行者，这位把烂牌打成王炸的贬官传奇，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敬仰。他用生命诠释了：真正的强者，不是永不跌倒的人，而是跌倒后总能爬起来继续前行的人；真正的智者，不是从不拿到烂牌的人，而是能把烂牌打出精彩的人。在岳阳的三年，他眼中含情，看到的是百姓的疾苦；一身血性，燃烧的是为民的赤诚；踔厉奋发，迈出的是历史的步伐；勇毅前行，留下的是不朽的丰碑。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责编：吴天琦

一审：吴天琦

二审：徐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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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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