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上映的青春公路电影《走马观花》，聚焦四位大学毕业生的迷茫成长，他们在荒唐的求职创业后选择“逃离”，踏上一段“走马观花”的青春旅程。影片创作与拍摄横跨中国东西部，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丰富的地理与人文景观为这段青春公路旅程提供了层次丰满的叙事背景。

《走马观花》是纪录片导演贠子剑的首部故事长片，与他此前执导的纪录片《毕业后的大多数》（豆瓣7.8）的主题相近，聚焦“三普青年”从毕业走向社会的阵痛期，他认为，“成长中我们会经历挫折与失败，有时选择逃避，但正是这些‘不堪回首’的片段，推动我们向前。”

这部走过四季，真诚表达的公路片，在陕西、内蒙古、甘肃、海南都留下剧组的足迹，可谓万水千山走遍，看似“走马观花”，实则是刻骨铭心的青春旅程。

CS：拍摄《走马观花》的初衷是什么？

贠子剑：真实的初衷就是想干一件特别酷的事。前几年特别流行“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就跟朋友开玩笑说，你们纯出走没意思，咱能不能带着电影出走？本来是吹牛说大话，结果被架在那个位置上，下不来了。

再加上我个人的生活状态——从学校到毕业好多年，一直是群居式的，朋友多，一起吃饭聊天，看起来呼风唤雨的。大家看我拍过纪录片，说你应该拍电影，我就稀里糊涂开始做。不过我的表达是真实的，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现在回头看，这个初衷还挺幼稚的。

CS：这部电影辗转四地拍摄，具体遇到了哪些难题？

贠子剑：《走马观花》的拍摄从陕西⻄安到内蒙古，又从⽢肃玉门到海南三亚，非常颠簸、曲折。最大的问题就是剧本写大了。这是我第一部故事长片，写剧本时“膨胀”了，想着电影一定要有四季，有风有雨、有雾有雪，要有海、有戈壁、有沙漠、有城市、有村镇，还要有废弃的村庄。蓝图阶段写大了，后面拍的时候就麻烦了。但拍电影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

最困难的是在路上，尤其是冬天在西北拍摄，下雪天的安全问题让我压力很大。我们成本很小，大家生活很艰苦。有一次下雪封路，如果留在原地，每天的成本太高；如果继续走，路面结冰又很危险。我做事情首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是最大的考量。

还有演员问题。我们在偏远山沟里拍戏，临时有演员来不了，第二天没演员可用了，我只能自己上。我从没演过戏，压力特别大，第一天拍的素材基本废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演完了。没想到大家看完觉得还行。每天都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你必须面对它们。

这个过程就像不小心说了大话，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你要实现它，可能会让自己非常狼狈、头破血流。但当有一天你完成了，站在大家面前，可能已经衣衫褴褛、面目漆黑，但你露出灿烂笑容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

CS：您此前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对这次创作有什么帮助？

贠子剑：拍纪录片让我知道电影是什么？我执导的纪录片《毕业后的大多数》周期很长，拍了一年多，剪了大半年，在过程中学会怎么把自己的表达用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底子，我的故事片可能很难完成。

拍纪录片要求“真”，所以我的故事片也一定要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场景设计、人物设定、剧情结构，都得让人感觉很真实。有朋友看完说感觉还是纪录片，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夸奖——它不虚假，是从真实里长出来的。

CS：您的纪录片《毕业后的大多数》和《走马观花》都把视角对准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期，为什么对这个时间点情有独钟？

贠子剑：因为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阶段，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经常提到一个词叫“三普青年”——普通学历、普通背景、普通智商。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教育改革后，他们上了大学，但不是名校，却承载着全家人的期望。从学校毕业后，现实和家里的期待可谓南辕北辙。再加上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特别懂事，报喜不报忧，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被放在那样的环境里，不知道怎么应对，就会迷茫、无奈。

现在的家长给孩子压力太大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没错，但“命运”到底指什么？我现在觉得，不要设定不着边际的宏大蓝图，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追那种梦。搞不好人会撕裂，会变得很扭曲。

CS：纯素人主演的《给阿嬷的情书》因为真诚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否让您对《走马观花》的市场更有信心？

贠子剑：当然。市场好的时候没有我，现在市场不太好，我也没想过《走马观花》一定能怎么样。但《给阿嬷的情书》给了我很大信心——观众需要和我们生活相关的、能共情的东西。情感是相通的，只要做到真情流露，不做那种太刻意、太精致的东西，观众能感受到创作者的诚意。数据算再多也不见得准，这个道理对我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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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