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图书馆七楼的窗边，窗外依旧是层层晕染的绿意。

17岁的风，吹起辛弃疾的离歌与白发。

21岁的风，吹向德曼，吹向文学，以及一切烟消云散都已烟消云散的后现代。

是时候在春夏交接的风里告别了。

我的毕业论文关于迷惘的二十世纪。许是受《诗品》“不录存者”的影响，十九岁的春天，我第一次读到了德曼和米勒，走进了一个爱和死一样伟大的时代。那里一切支离破碎，不确定性像幽灵般笼罩在每一个城市上空。那些在废墟上写小说的人、在奥斯维辛的阴影里追问“人是否还能活下去”的人、拆掉所有脚手架却发现天空还在的人，固执地在意义的荒原上捡起每一块还有温度的碎片。

德曼，四十三年前的秋天你也是这样吗？当你拖着久病未愈的身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纽黑文市已经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了，你不知道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冬和最残忍的四月，更何况现在还只是晚秋。你的生命终止于那年冬天，和解构的信仰一起。

于是，我把我的路，放在了德曼曾经停留过的地方。

这条路关于荒诞，关于解构，关于沉默和等待，也关于一个一直在找寻的答案。

在出发前的很长一段灰暗里，我其实看不清脚下的石子。是余老师给了我对于文艺学，对于文学和理论最为顶层的设计。余老师“从一把椅子的解构说起”，带着我们一点一点读那些以晦涩和难读著称的文艺学和美学文本，一步一步由现象推导出已有的结论。余老师总会跳出教材的框框告诉我，其实你自己的感受也很重要。我平等而深重地爱着很多个下课后和老师在AB座中间的小路上走过的瞬间。我想知道理论问题是如何不会有和谐的答案的，艾布拉姆斯将其称之为每一种理论固有的“片面而深刻”的伟大，也就是余老师在思想史课上说的，思想的每一条路都走得通。上帝没有死，作者不会死，人终将永生。那是我四年里最幸福的时光。可能很多年后，我已经不记得余老师在文学理论课上具体讲过什么了。未来的某一天，我或许会在不经意间看到笔记本写着一句“不学诗，无以言”，我想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

我无数次在日记里写下那句，“诗可以怨，是我在中文系最大的信仰”，也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着我的从前。我想，我会记得大一在古代文学史课上读到“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时的失落感，会记得黄初八年正月的雨；会记得江淹笔下各式各样的别离，他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会记得回到历史当时的语境后发现的那个举世无双的王元长和他的永明时代。雅梅老师说，其实王融有没有写下理论文字，或者是否深入探讨了声律问题，实在都已经无关紧要。他只要在贵族沙龙里，在竟陵王的西邸谈客间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已经足够引起听者的震动了。或许是迅哥说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或许是余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陆机的那句“诗缘情而绮靡”，冥冥之中，在言志与缘情的界限里，魏晋南北朝文论成了中文系所有小方向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德曼说，“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它无法定义”，月亮与六便士论争不休，古代文论始终是其中皎洁的月光。

“多少的光阴，成全了潮汐的呓语”，李哲是我在长沙最好的朋友，她说我是一款人形的哆啦A梦。我们一起上专业选修课，一起citywalk，一起东逛西逛服装店但什么都不买，立志吃遍麓山南路的每一家好吃的小店。曾在晚上一时兴起，和室友泡了四桶一模一样的红烧牛肉面，那时耳机里正播放着《另一种答案》。去年九月，莎莎和重回世界第一的楚钦同时拿下重庆冠军赛的单打冠军时，亚当说，这是幸福主义的回响。感谢现役。还有单依纯和她的音乐，在琴房磨出的茧子，在口人口一言不合乱跳预言家的狂欢，在新校教学楼拍过的晚霞，在后湖淋过的倾盆大雨；种种，共同构成了现在的我自己。

行文至此，我想将心底最真挚的感动献给脸脸、妈妈和爸爸。脸脸是这世界上的另一个我，21岁的生命里，我们陪伴了彼此22年，以后我们还会一起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爸爸妈妈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生命的每一天都在他和她的爱与托举里长大，“爱是人间的母语”。

感谢麓山南与湘水北一树一树的桂花。

感谢长沙，感谢一切存在与消逝的明天。

感谢我依旧保有纯粹的爱与被爱的勇气。

感谢余慕怡老师的悉心教诲。

感谢这世界还有文学，也还有理论。

作者：赵晓庆

责编：李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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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