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何平博士在2026绿色发展创新高峰论坛上演讲。汤国飞摄

□徐亚平

五月的洞庭，水碧沙明。青山岛静卧在大泽中央，像一叶不肯靠岸的舟。麦鸡在水边踱步，斑嘴鸭成群游过，凤头鸊鷉不时扎个猛子，溅起一串水花。

全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主席何平博士站在水边，看了很久。湖风吹来，撩起他灰白的鬓发。他转过身，对同行的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副主任夏玮笑了笑：“每次回湖南，都想找个这样的地方待一会儿。”

夏玮问：“何博士，您在美国那么多年，为什么偏偏惦记着中国的环境？”

何平没直接回答。他捡起一块扁圆的石头，侧身，扬手——石头在水面上跳了三跳，沉了下去。“小时候在株洲，湘江边，我也这么打水漂。”他说，“那时江水清啊，能看到底。后来再回去，不一样了。”

他祖籍湖南，常年奔走于中美环境交流与全球生态治理之间。岁月在鬓角留下痕迹，但那个站在水边的背影，依然透着一股执拗的热忱，像极了不肯退休的班主任。

他这辈子，就认准了一件事：让中国的环境好起来。

一

“人这一辈子，总得为一件事较较真。”这话他说了很多年。

1996年，华盛顿。他和三十位华人环境专家坐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IFCE）。那天他们没有喝酒庆贺，只是静静地把名字定下来。在座的都知道，这名字意味着什么：一群身在异乡的人，要回头为故乡做点事。

许多年后，他站在洞庭湖边，身后是基金会一路走来的脚印。“我们主要做三件事。”他说，语气平淡，像在聊今天吃啥，“技术交流，政策建议，还有NGO培养。”

夏玮听得认真。何平笑笑：“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帮国内做环保的人，搭一座桥，通到外面去。”

这话他说得轻巧，但桥上走过的人，都记得一路的风景与颠簸。

1999年，首届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在华盛顿开幕。

那时国内做环保公益的人，彼此还不认识。你在陕西种树，他在湖南治污，她在北京搞垃圾分类——大家都是孤岛。何平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件事：把这些孤岛连起来。

第二届论坛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规模最大，四百多人，两百多个组织，挤满了会场。有人从云南坐了三天火车来，有人从黑龙江转了三趟车来，脸上看不见疲惫，只有兴奋，以及淡淡的泡面味。

“原来你也在做这个！”“你那个项目是怎么运作的？”会场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像一群走了很久夜路的人，忽然看见了灯火。

何平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没说话。他知道，灯已经点着了。

论坛每两年办一次，一直办到2007年，五届论坛，五百多个组织参与。每次都有培训环节——教大家怎么写项目书、怎么筹款、怎么和政府打交道，还邀请国际NGO来分享经验，“绿色和平”就是在那时走进中国大陆的。

但何平最在意的，是那些年轻面孔。每次论坛都有大学生分论坛。起初是台下听众，后来他们觉得两年一次等不及了，就改成每年一次。从2003年开始，大学生论坛独立举办，基金会在背后扶着、推着、看着，偶尔还递纸巾。

很多今天活跃在环保一线的骨干，就是从那个舞台走来的。有一个“气候青年行动网”，是清华、北大、人大的几个学生2007年在武汉论坛后发起成立的。何平记得他们的样子：青涩，眼睛亮，说起气候变化像个大人。

现在，那些孩子也成了大人。

二

2001年11月，北京。

郑健从西安来，首次参加国际性环保交流活动。彼时他还是个大学生，在社团里做环保，做得很热血，也很迷茫。网络不发达，对外交流有限，他觉得自己像井底之蛙——跳来跳去，跳不出那口井。

第二届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是何平给他的第一把梯子。“如果不是这次活动，我可能在2001年底就离开这个圈子了。”多年后，郑健站在另一个论坛讲台上，对着更年轻的面孔说。台下的眼睛亮亮的，像当年的他。

那一次论坛带给他的，不只是知识，而且是一种确认——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做同一件事，原来这件事可以做一辈子。

回到西安，郑健创建了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合作论坛。何平得知后，说了一个字：“好。”然后就是真金白银的支持。最初两届，该论坛作为IFCE分论坛举办，后来独立出来，上千人次的大学生环保社团骨干在这里交流、碰撞、成长。

“何平与我，亦师亦友。”郑健说。何平不仅推着他做事，还一直关心他这个人——他在西安、在北京、在重庆，何平的电话总是跟过来，问工作顺不顺，问生活好不好。

25年守望相助。郑健常说，走进北京的那年冬天，改变了他的一生。但何平不居功。有人提起这些事，他就摆摆手：“是他们自己做得好。”

桥在那里，走过去的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三

2011年6月，长沙。

刘曙还在念大学。学校组织听讲座，她本想开溜——路过海报时瞥一眼，一串头衔后面跟着两个字：何平。

题目是“湖南重金属污染治理国际合作与青年责任”。

鬼使神差，她走了进去。

何平站在台上，不像个“大人物”。他说：“中国环境保护的未来，和在座的每一位青年有关。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也都有责任参与。”

刘曙信了。

毕业后，她和伙伴们创办了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专攻土壤重金属问题。何平听说后，很高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

2014年1月，曙光环保召开“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研讨会，何平专程从美国联系专家飞到长沙，分享治理技术和经验。那些专家不要报酬，只说：“中国的环境好了，对世界也好。”

次年8月，何平对刘曙说：“你们来一趟美国吧。中国的环保组织要发展，需要更开阔的视野。”

那一趟，基金会安排了专家、NGO同行、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他们交流。基金会的同事还专程陪他们去世界银行、几家有百年历史的美国NGO、大学考察。刘曙在笔记本上记了满满一本——机构怎么管，钱怎么筹，社会、政府、企业怎么一起做事。

但做环保，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有时甚至连路都没有。

有一年，曙光环保遇到很多困难，进展不顺，刘曙有些沮丧。何平回湖南时，在长沙短暂停留。刘曙跟他说起那些琐碎的烦恼，何平笑了。

“时间会让这些事过去的。”他说，“IFCE 也有不少难处。但只要你敢撒开手去做，朝着目标走，慢一点也没关系。做个几年，你要的团队和你心里的意义，都看得见。”

刘曙记住了。

做个几年，意义就看得见——所以何平和IFCE，就这样坚持了三十年吗？

无论是何平本人，还是IFCE，正是因为持续在一件事上发功和用力，才能带来那么多润物无声的改变。这大概就是时间给出的答案。

四

1999年初夏，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班理收到一封英文邀请函。

她捧着那张纸，手微微发抖。三年前，她带着一群妈妈在西安街头捡白色垃圾，被人笑过“管闲事”。三年后，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告诉她：你们做的事，有人看见了。

寄信人叫何平。

班理马上给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书画团团长刘文化打电话：请孩子们画一批环保主题的画，带去美国交流。

刘文化心里打鼓：孩子的画能上国际舞台？

班理说，孩子们的画真诚鲜活。

两人商定，采用中国画形式，做成轻便卷轴或画片。刘文化带着同事们泡图书馆，请专家刘文西、陈光健指点。用传统水墨勾勒自然生灵，孩子们爱护环境的心意，再合适不过。

孩子们的想法简单：画仙鹤，是要保护灵鸟；画清澈河水，是不能有垃圾。一个孩子说：“如果小鱼小虾会说话，肯定责怪我们弄脏了它们的家。”

这年9月，班理首次踏上美国土地。在华盛顿的论坛会场，见到了何平——温文尔雅，说话不急不慢，但眼里有一种光。

她带来的水墨画，引起了轰动。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沉醉于画面的纯粹，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称赞大熊猫，国际湿地保护学者对着朱鹮、鱼虾赞叹不已。从这些画里，世界看到了中国孩子对自然最纯粹的热爱，也读懂了中国生态保护的努力。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评价：“这些孩子就是绿色和平小使者。”

故事，开始发生转折。何平看到画作，感慨不已：“没想到国内小朋友在环保上有这么真诚动人的思考。”他主动提出，与小天鹅艺术团合作，共建少儿环境艺术教育基地，加深中美少年的环保艺术交流。

消息传来，刘文化内心满是激动。他从没想过，日常教学能收获如此认可。他明白了肩上的责任——孩子们手中的毛笔，藏着中国环境教育的成果，藏着少年对自然最赤诚的热爱。

很快，IFCE首个“少儿环境艺术教育基地”在西安挂牌。

此后每隔一年，中美儿童通过画作交流环保理念。那些画从西安飞到华盛顿，又从华盛顿飞回西安。孩子们不知道啥叫“跨国交流”，他们只知道，地球那一头也有小朋友，和他们一样喜欢大熊猫和朱鹮。

一支笔，一张画，一群孩子。太平洋两岸共同的守护——绿水青山，没有国界。

五

2000年，何平带着专家团来到陕北延安。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班理陪他翻山越岭，走进一间间窑洞。在一个偏远小村，他们发现了一种“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沼气池、猪舍、厕所、蔬菜大棚连成一体。

何平蹲在农户院里，看了很久，忽然站起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项目！”

推广起来并不容易。农妇刘翠翠说：“祖祖辈辈烧柴火，不也过来了？”

班理没讲大道理，而是带志愿者帮她建起一座示范沼气池。

当第一缕蓝莹莹的火苗从沼气灶蹿出来时，刘翠翠的眼睛亮了。“这火真方便！”她说，“再不用砍柴了。蓝色挺好看的。”

2002年，何平协助妈妈环保协会将“四位一体”模式申报世界银行绿色创新项目。他在地球那一边，通过电话一句一句指导班理准备材料。

次年，项目展示会在华盛顿举行。班理站在讲台上，用带着陕西口音的英语，讲述黄土高原上那些平凡妇女的故事。她举起一幅从延安带来的剪纸，说：“我们不只是为了环保。我们让妇女通过环保学会技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掌声响起来。班理眼眶热了。

2008年春天，IFCE和陕西省妇联合作的第一个“社区环境健康教育项目”刚在西安雁塔区15个社区启动。还没来得及铺开，汶川大地震的巨颤便翻过秦岭，让陕西的楼宇和人心一同摇晃。

班理忽然想到那些社区里的老人、孩子，想到灾难来临时，慌乱和知识匮乏可能比地震本身更致命。她心里冒出一个念头：项目应该加入自救互救培训。但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风险很大。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大洋彼岸的电话。

何平的声音穿越时差和电波，只有八个字：“救人要紧，我来协调。”

干脆，笃定。就像当年那沼气灶上蹿起的第一缕蓝火。

很快，基金会批准调整。当那些图文并茂的防灾减灾培训教材送到社区，人们不知道背后有过一场怎样的思量与担当。只是后来，有人在余震的夜里学会了如何护住怀里的孩子，有人在摇晃的楼道里懂得了该往哪里走。

那一刻，黄土高原的沼气蓝火、华盛顿的掌声、地震后安静流转的教材，都串成了同一条河流——善的意志翻山越岭，最终汇入平凡日子里那些具体、温热的生活。

六

2013年，班理第三次接到IFCE赴美邀请。这一次她是团长，率领陕西妇女代表团飞越太平洋。在世界银行总部，IFCE授予陕西省妇联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

站在领奖台上，班理泪水模糊了双眼——这条路，从1996年妈妈们走上西安街头算起，走了十七年。

班理常说，她忘不了那些受益的妇女。她们说，以前觉得环保是城里人的事，现在才知道，庄稼人就是地球的守护者。

她忘不了那些参加过IFCE论坛的青年学子——有的成了生态专家，有的成了环保NGO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了爸爸妈妈，然后继续带孩子捡垃圾。

她更忘不了何平博士。每次访美，陈香梅女士都会接待她，说“环保要从娃娃抓起”。如今陈女士已故去，但被她和何平点亮的人，还在往前走。

回望过往，妈妈环保协会一直与全球关注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同频共振。IFCE像一座桥，连接了中国民间环保与世界资源；何平像个忠实伙伴，在保护地球的路上与陕西妈妈们并肩前行。

他们还将继续携手走下去。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而妈妈的爱，也没有国界。

七

洞庭湖的风，吹过青山岛的碧野。

何平还站在水边。麦鸡、斑嘴鸭、凤头仍在水中起舞，好像永远不累。他想起班理、刘文化，想起刘曙、郑健，想起那些年那些事，仿佛播放了一部环保连续剧。三十年，一万多个日子，他奔走在中美之间，搭起一座桥，让中国的民间环保力量能够看见世界，也让世界看见中国。

忽然，夏玮问道：“何博士，您觉得这么多年值吗？”

何平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湖面和鸟儿，看了很久。

“你看它们。”他终于开口，“不需要人教，就知道春天该来了，该筑巢了，该飞了。环保也一样。有一天，所有人都觉得保护环境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谁去喊、去推、去苦口婆心地劝——那一天，就值了。”

他转过身，沿着湖边慢慢走去。身后水鸟振翅，掠过小岛。有只鸟好像飞得特别得意，估计是刚才听了他的回答。

那块石头打出的水漂，早已无痕。但桥还在。

桥上的人，越来越多。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还在继续。

必须继续——地球就这么大，你能往哪儿跑？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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