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次伟

慈利麻王城北面悬崖绝壁下是蜿蜒流淌的澧水河,东西山峦连绵，东连关脉山。我人生的成人礼就是在关脉山完成的。

那是1972年春节前 ,我在苗市中学高中毕业后 ,正碰上大学不招生、部队不招兵、企业不招工。我是户籍在农村公社机关的知识青年,不够下放资格,农村又没有田土可种,何去何从没有着落。

这个时候关脉小学缺一个教师,有人建议我去那里代课。联校长于来庆和中学校长柴从康也积极撮合。那个年代,社会上流行找工作的顺口溜是：一工交,二财贸,万一不行才当教师佬,要我去当代课教师，一开始怎么也不答应。后来他们对我讲:这个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招人,你怎么生活？我激烈思想斗争了一个晚上,勉强答应了,但给校长和老师提出了一个恳求：当代课教师只是暂时的,以后只要有招生、招兵、招干、招工的机会 ,请你们一定要放我。他们答应了，于是我参加了联校举办的寒假教师培训班 ,过春节后去关脉小学当了老师。那年我已经吃上18岁的饭了,对美好的未来怀揣着向往与憧憬。

关脉小学就在中学对面关脉山顶上,从校门口出发,经过苗市公社门口,穿过集市,横过慈(利)石(门)公路,顺着曲曲折折的羊肠小路爬坡上到山顶。说是路,实际上就是从岩坎边、石板上、树蔸旁、草丛里走的人多了,踏出来的一条光滑滑的痕迹。那时候很年轻,学校篮球队主力的体格,一担挑着一床被子和一个脚箱,晃晃悠悠的走了约摸40来分钟,既新奇又茫然的到达关脉小学。

学校建在有上百年烧石灰、堆窖渣历史的窖凸顶上。学校校舍是与大队部合二而一的一幢呈“L型”平房 ,有2间教室，4间宿舍，1间仓房，1间大公用房，公用房的一半用作大队部办公室，两个办公桌相对摆放，桌面上有一部黑色摇把电话；公用房另一半是厨房，墙角上建有一个双门柴火灶,靠进仓屋去的门边摆着一个四方餐桌，四条木板凳围着餐桌。仓房里除摆放一个大木仓外，还有几样简陋的办公桌椅,是大队部的小会议室。学校房子地基是用烧石灰的窖孔平整出来,操场是由窖渣平整压实的,校舍的西头还保留着一个约八、九十平米的窖孔。平房走廊上正中间的两个砖柱子上,左右分别挂着白底黑字“苗市公社关脉大队部”和“苗市公社关脉小学“的牌子。学校校舍和大队部位置很高，四周光秃秃的，站在空旷的操场上放眼望去，群山连绵,峰峦叠嶂,蔚为壮观,“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对我来说没有感觉，在这里开始了我成人后的第一份工作，心里有落差，但无处诉说。

学校有一位公办老师，那就是肖贤初老师 ，关脉大队只有400多人口，学校仅有50多位学生，分四个年级、两个班级，复式头教学，一、三年级一个班,四、六年级一个班，两个老师各包一个班，我上任后肖老师问我教哪个班，我说很小的孩子我怕哄不好，就让我教四、六复式班,但我五音不全，教不好唱歌,两个班的体育我负责教，肖老师教两个班的唱歌。

怎么当好老师、怎么让学生娃儿听话,我还是做了些功课,向一些老教师讨教过,特别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校长柴从康给我传真艺，他告诉我：当老师没得巧,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惧怕你,在课外活动时喜欢你。怎么让学生怕你,要出好三招,第一招,重新编位。就是开学后学生在教室里坐座位,前几天让他们自由组合坐，观察到他们几天后再重新编位。编位时，要全体学生都站在走廊上,按照你编排好的位子，一个一个同学叫他们入座。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决镇住,让他们绝对服从。第二招，严惩违纪。就是在你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发现有讲小白话、玩小动作等违反课堂纪律的,要极其严厉的惩处,只要不打不骂,要凶狠得让全班学生惧怕。第三招,针对讲评。就是掌握准几个同学说痞话、做错事的真凭实据,在放学讲评时,要指名道姓、有条有理、上纲上线的分析批评,要使被点名的学生无地自容、无话辩解。我按柴校长的“秘招”如法炮制，果然奏效，把一个班的学生娃儿“整得”服服帖帖，上课没有一个学生敢讲小白话，午睡听不到一丁点儿响动。为丰富室外活动设施，我在校舍旁边窖孔里的坚硬的窖渣壁上，安一个篮球框子，窖孔圆形底面平地作球场,在窖孔内打篮球,避免篮球滚到山谷里去；在操场上放一副乒乓球台子。篮球、乒乓球是我的强项,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教学生们玩篮球、打乒乓球,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很喜欢我这个“小杨老师”。

肖贤初老师带三个小孩住在学校里 ，周一到周六,她白天忙着上课,放学后 ,要花很多精力照料几个孩子，每到周六下午放学后,她就会带着孩子们下山,到苗市中学一家人团聚去了。

而我 ,则在这空旷偏僻的山凸上，以校为家、自寻乐趣。清晨和傍晚，带上十几个上体育课用的训练手榴弹,从这个窖凸向相距四、五十米的另一个窖凸扔过去,然后又跑到那个窖凸,一个又一个扔过来。几个月锻炼下来,居然扔六、七十米左右不在话下。

白天,当然有小同学们为伴,给他们上语文课、上数学课、

上写字课、上农技课。好像就这么几门课,上起来很轻松。我也为怎么上好复式班的课稍微花了点心思。每一堂课 ,给一个年级的学生先布置做半节课的作业再讲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则先讲半节课后再布置做作业。只是要把握好讲课和作业量的时间。我摸索到了一些经验,学生们也很喜欢我上课,学习都很有收获。那一年,好像是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经常开展片校、公社联校、区联校教学比赛、会试统考,我教的班级学生成绩还都是名列前茅。大队领导和学生的家长们对我很满意,我也很有成就感。

把没有兴趣的事情,用心作为有兴趣的事情去做,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回报。那时候我们农村小学4、6年级就那么几门课,我的语文、数学水平还可以,备课、教课都觉得很轻松。加上我在中学读书时 ,爱好打篮球、打乒乓球,很好动。而在这个山顶上,没有电灯,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白天与一些小朋友在一起还有点趣味，可晚上和周末，孤独一人，黑灯瞎火，枯燥无味。于是，晚上，我就自寻乐趣打发时间，把从煤矿里检来的、还有点余电的一些废电池,嵌在宿舍的墙角上作电源，用花线连接成电网，然后再根据需要，用串联或并连的方法,连接到门上、窗户上、书桌抽屉上、甚至是床铺的蚊帐子,接上小灯泡,拨开这些地方的开关,就会发光闪亮。晚上一个人自娱自乐,有时候也会有结伴而来的学生,一起欣赏我安装的“夜明灯”。

每逢周末,有时以家访为名,到学生家去蹭饭吃。山里的乡亲们都很淳朴,学生们的家长都很喜欢我,无论到了谁家,他们都非常热情,尽管那时山区农户家里都很贫穷,但只要我去他们家吃饭,再怎么样都会炒几个鸡蛋、弄点什么荤菜招待我。在女主人做饭时,我帮他家挑水、劈柴、往灶里添柴火,听他们唠叨田地里的农活、谈论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事,我则给他们讲孩子们的学习和表现,无拘无束,随随便便。如果正好碰到哪家收取家养蜂桶里的蜂蜜 ,那是一定要你喝一大碗才会作数,那种甜到心灵深处的味道,至今都没有忘记。

有时周末我也会隔三差五下山去苗市中学 ,约几个老师、校友打乒乓球、玩篮球，到学校食堂里找工友们混餐饭吃。几个工友都很熟，他们吃饭时多拿双筷子、多个碗，给我弄的菜还多加点猪油，从不把我当外人。也不知道是谁在联校长于来庆那里打了我的小报告，有一次召开全联校老师季度讲评会，于校长总结讲评，讲老师们好的表现时，点名表扬我教的班级学生成绩很好。可讲到存在不足时，又点了我的名，很严肃的说：“关脉小学的杨次伟，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平常晚上玩些新鲜名堂,不好好钻研教材，备一个晚上的课教一个来月，有时间就跑到中学玩来了，下山的时候跑得飞快的，刹车不灵；回学校去的时候，慢悠悠的，马力不足啊！”讲到这里,参会的老师听到这形象的比喻,一下哄堂大笑。于校长并没有真正跟我计较什么,就这么说说、出一下我的洋相而已。这以后 ,各个学校的同行们碰到我 ,也会调侃的问我:“今天是刹车不灵啦、还是马力不足哇？”

学校放暑假，对我来说很难熬。学生们不上学了，肖贤初老师带着孩子们住中学家里去了，我一个人孤怜怜的住在窖凸顶上的学校里。开学期间，我是与肖老师一家搭伙，一个锅里吃饭的，我负责弄柴火和从一、两里路远的山根下泉水坑里挑水，肖老师负责煮饭炒菜。放假了，我一个人自管自的伙食，是早一餐、迟一餐 ,好一餐、糊一餐。好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谭徽银很照顾我，给我找了一个事做：白天给包队干部张树云帮忙，用钉好的一些木牌子，在上面写上“丰产片”、“高产田”、“党员模范地”、“大队样板丘块”之类的牌子,立在一些当路显眼的田地边上,应付上级部署的农村工作检查。张干部还带着我,到各个生产队检查农作物生产情况,指导农户防病治虫,培管施肥。当然,我什么都不懂,纯粹是装模作样。这样,我就能随同包队干部到队里安排的农户家混饭吃。支书谭徽银是一位身材魁梧、办事干脆果敢的复员军人 ,包队干部张树云是一位精明能干、说话优默风趣的小伙子,他们把我当亲弟弟一样关照,给我传授了很多农村工作知识,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他们给我的关照,使我度过了难熬的暑假。

一个人住在方圆几平方公里没有人户的学校里,我虽是无神论者,讲不害怕那是假的,其实还是非常恐慌的,只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听他们说学校里曾经闹鬼,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鬼”会在仓屋里、教室外面翻箱倒柜、拨弄窗户。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有一天，真的出现“鬼”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里,深夜时分,窖凸顶上万籁俱寂,只听得外面山坡上的杂草被山风吹得“嗦嗦嗦”的响,偶尔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打破了这宁静的夜。突然,校舍西头仓屋里传来碰撞木器“叭叭叭”的声响,教室窗户外面的防护木柱也时而发出“达达达”的撞击声。等你屏心静气的仔细听时,又没有声音了；你放松精神想入睡,又有声响了。哎呀 ,真的有鬼！我顿时头皮发胀、心提到嗓子眼上。把头用枕巾包着入睡,怎么也挡不住那些声响,硬是睡不着。究竟是有野物、是有人恶作剧、还是真有鬼?豁出去了，出去看看！于是,我一手拿着训练手榴弹,一手拿着三节电池手电筒,蹑手蹑脚走出房子查看。外面明月当空,山风拂面,一目了然。围着校舍阶沿转了一圈又一圈,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也没有。回到屋里躺下睡觉,还没有入睡,那些声响又传来了。我再出房门,围着校舍仔细观察,站在教室后面阶檐上静心辨听各种声响,终于听到拨弄窗户防护木柱“达达达”的声音了,寻着声音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离窗户很近的土坡上斜长的一棵树,树枝伸到窗户防护木柱上,随着山风吹动树枝摆动幅度的大小,树枝撞击木柱发出“达达达”的声音会时强时弱、时有时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声尤为清脆。闹鬼的谜底终于揭开了,我告诉了队上的人们和同行们,大家笑开了,都说我胆子真大。看来,只有不相信鬼的人,才能弄明白世上并没有鬼!

在关脉山吓得我半死的真遭遇过一次。那是在那年夏季一个周末,我下山在中学玩了半天,突然天气骤变,气候暴热,天空乌云翻滚,一场特大暴风雨即将来临。我赶紧一路小跑上到学校,奔到山脚下泉水坑里三扒两爪的擦个澡。这时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嘀嘀嗒嗒的打下来,我赶紧飞快的往学校房里跑。刚一进门,只见一道仿佛要撕破天地的闪电从远处扯过来,随即而来的炸雷“咔嚓嚓、咔咔嚓”的炸下来,整个山顶都好象要炸得山崩地裂,暴雨象桶倒似的从瓦面上倾泻。我惊恐万分,用衣服包着头,躲在床上的蚊帐里面一动都不敢动。炸雷一阵一阵响过不停,忽而好象是东头教室顶上的瓦面炸翻了,忽而又好象是仓屋那边的屋檐炸断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处的建筑物最容易遭雷击,我今天恐怕要报销在这里了。”我就这样绝望的想着。不知道过了多久, 闪电雷声没有了,风停了,雨停了,房子完好无损,我还好好活着。只是,那个恐惧、无助、绝望的场景,我记得一辈子。

人的命运转折有时会突然而至。正当我在关脉山慢慢适应当“孩子王”的快乐与苦恼时,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带领着学生们在教室后面的坡地上学农基地里挖红薯,中学柴从康校长来电话,半开玩笑式的问我：“当工人你去不去？”我不以为然的回答：“能当工人,当然愿意去！”柴校长随及认真的说：“如果愿意去,就赶快去县委招待所报名去,那里有招工的,正在招吃国家粮的适龄知识青年。”“真的呀！”我很欣喜,但又犹豫,对柴校长说：“我很想去报名,但我还要教课呀！”“那你就给学生放几天“小秋收”假，赶快去！”柴校长非常关切的对我说。“好 ,要得！”我放下电话,招呼全班学生进教室,宣布：“杨老师要去县城办点事,给大家放四天‘小秋收假’,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来不及等学生们全部离开教室,给隔壁的肖老师打个招呼 ,就急急忙忙下山去县城。

到县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第二天一上班,找到住在那里招工组的几位师傅, 自我介绍,说我是吃“国家粮”的,现在当代教师，来报名当工人。几位师傅热情的招呼我坐下填好报名表，看我填的表,贫农出身,高中毕业文化,钢笔字也还写得好。几个人赞许的对视了一下,对我说：你填好表就算登记了,回去听通知,等报名的人员足额后,再通知你们一起来体检。我着急的解释说：“那我就有点困难了,我只给学生放四天假,搞得好就到你们厂里去当工人,搞不好我还得去教课。”听我这么说,几位师傅到里面轻声的商量了一下,然后一位师傅打电话给厂里领导汇报请示。转过来对我说：那好吧 ,现在就带你去体检,体检身体如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去工厂报到。于是三位师傅陪我一个人体检,体检结束后给我写了一张白纸黑字便条,要我去工厂报到。

我欣喜若狂,返回关脉山,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谭徽银和肖老师,高兴的告诉他们我被招工了。他们虽然舍不得我,但知道我迟早会离开这个地方,几个大队干部和肖老师一起为我举办了丰盛的欢送晚宴,有几位知道我要离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也专门来话别,陪我坐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早晨,我一担挑着一床被子和一口脚箱,蹦蹦跳跳的下坡离开了关脉山。去当工人,实现了我的梦想；离开这里,真舍不得,舍不得真心实意照顾我的校长、大队干部和同事们；舍不得天真可爱的学生和热情淳朴的乡亲们。

后来的工作中总记得这段经历，无论是在张家界市政府，还是后来在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直至退休，我都坚持在什么岗位就一定把这个岗位的工作做得人民满意。

我忘不了关脉山给我的成人礼，分享给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

作者：杨次伟

责编：田锐

一审：田锐

二审：田育才

三审：宁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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