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嘲笑那些一腔土勇的“草台班子”。

因为，那是我们的来时路。

1

2026年5月25日，作家余华在他开通不久的小红书上，发了一条视频。题目很朴素，就叫“什么是草台班子？”。

视频里，余华还是不修边幅的老样子，慢悠悠的嘲笑着自己：当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手里就捏着一本文学杂志，照葫芦画瓢地写，错别字多得吓人。后来儿子上学了，自告奋勇辅导作文，结果被妻子一句话噎了回去——“你那个水平，还辅导别人？”

他讲这些的时候，脸上笑眯眯的，像是在讲别人的“笑话”。可看视频的我们却能懂：当时的他有多难堪。他把自己讲成了段子，他好像忘记了疼，但我们却能感同身受。

视频里还穿插了几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零基础开始拍纪录片；一个送外卖送了八年、写诗写了三十八年的外卖诗人；还有一个在小镇里自己动手造飞机的小伙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起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连像样的装备都凑不齐。用余华的话说，都是“草台班子”。

视频最后，余华把自己也划了进去，说：“我就是个草台班子”，同时还说，“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

当然，还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是最好的开始，别怕自己像个‘草台班子’，因为很多高手都曾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草台班子’，区别在于他们没有停在原地，而是勇敢地率先上场。”

视频刚发出没多久，评论区就炸了。

外卖诗人王计兵冲进来留言。他写道：19岁开始写作，2009年家里有了电脑，我打字慢，只能把文章里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存着，不知不觉间就写成了诗。那时也没敢说自己在写诗，就是一笔一笔一句一句地记，一件工装、一个赶路的人都写进去，“霜雪泥尘，落字成珍”。最后他说了一句让很多人眼眶发热的话：“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就是最好的开始。草台不用怕，站上去就好。”

接着，张雪机车官方账号也来了，留下一句铿锵有力的回应：“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领奖台。”同时，还附上了老板张雪的照片。那不是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照，而是一张带点搞怪、甚至带点“草台”气质的自拍。这个从修理铺学徒走到WSBK赛场的人，似乎真的相信：先搭台子再说。

之后，罗永浩、影视飓风等账号也相继现身评论区，用各自的经历和态度为这场对话添上了注脚。

整个评论区热气腾腾，像一场老友聚会。大家举着各自的伤疤和酒，说：你看，我也潦草过，我也错别字连篇过，但我活过来了。

但也有人并不买账。

26日，于正发了一篇长文，话说得直截了当：“你们都在这说什么草台班子、勇敢出发，我听着就想笑。草台从来不是最好的班子。赢的才是。别把过程浪漫化。什么‘上路了就是风景’，什么‘敢出发就已经赢了’——这些话只能骗骗刚开始的人。”同时，他以自身经历为例：“我当年被骂抄袭，被全行业群嘲，你觉得我是靠‘草台班子的勇气’撑过来的吗？我是靠一部一部接着写、一部扑了再来一部，硬生生把局面翻过来的。离毒鸡汤远点吧！”

这话刺耳，却也不是全无道理。他是在说：草台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世界不奖励出发，只奖励到达。

可问题在于，太多人连草台都不敢搭。于正说的“赢”，是翻过山之后的人才能讲的；而余华说的“草台”，是给还在山脚的人听的。

两种声音撞在一起，一时间众说纷纭，讨论热烈。

2

就在余华视频引发的争论尚未平息时，隔壁越南传来一条视频。

视频中，六支老旧的AK式冲锋枪被硬生生焊在一个铁架子上，顶部架着一副双筒望远镜。越南军方给它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新型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照片传出来，军迷圈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社交媒体上，嘲讽声铺天盖地：“这玩意儿俄乌战场上早就试过了，乌克兰人用过，结果拦截率低得可怜，果断扔进了垃圾堆”、“焊工拿角钢焊的”“六枪齐射，4到5秒就把子弹全部打光；后坐力叠加，枪口上跳可能超过30度；全靠士兵用望远镜手动搜索追踪时速上百公里的无人机，真实战场上的实际拦截概率可能骤降至15%以下”……逐条分析下来，全是硬伤。

但也有人算了一笔账：这套“土枪架”，六支旧枪，一个破铁架子，再加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望远镜，合起来成本估计不足1000美元。而且没有任何电子元件，不怕电子干扰，不怕GPS被掐，不怕雷达致盲。俄乌战场上无数次证明，高端设备在强电磁干扰下会瞬间变成一堆废铁，而这套铁疙瘩，你干扰你的，它打它的。望远镜照样看，扳机照样扣。

这套装置的定位，从来不是一面完美的“盾牌”，而是一块“补丁”。它补的是一种叫作“成本倒挂”的时代困局。俄乌战场上，FPV自杀式无人机日均发射量高达350到500架，一架几百美元的无人机就能炸掉一辆数百万美元的主战坦克。如果用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打，打一架亏一架，富国也扛不住。而越南拿不出那么多钱建设昂贵的高端反无人机体系，只能在现有的家底里想办法。

因此，六个焊在一起的枪架，不是最优解，却是在那个具体的、窘迫的、捉襟见肘的处境里，最务实的选择。

一时间，各种观点也是你来我往，争论不休。

在这里，我们无意探讨越南的这套“新型反无人机武器系统”到底好不好、值不值。

我只想问大家一句：你觉得这个场景，它眼熟不？

我想问：这种在技术相对落后、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哪怕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成功率也要试一试的姿态，我们陌生吗？

如果翻一翻共和国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在这条漫长的来时路上，这样的“土味办法”，我们干得比谁都多。

3

这个场景眼熟么？

这叫“机枪打飞机”。

这可不是虚构的传说。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关崇贵用一挺轻机枪，14发子弹，击落了一架美军P-51螺旋桨战斗机。消息传回，从连队到志司，都是惊讶不已。但真的假不了，战后，关崇贵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更令人震撼的是，1965年，我国还曾专门编印过一本名叫《怎样打飞机》的训练手册。

没错，就叫《怎样打飞机》，就是这么的直接、粗暴和“土味”。

翻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没有空话，全是图解：步枪、机枪的射击角度、提前量计算、弹道轨迹、美军战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参数。每一个动作都画了分解图，每一句说明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把天上的东西打下来。

在防空火力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本小册子就是解放军一线指战员能攥在手里的全部底气。

再看看这个场景，眼熟不？

这叫“陆炮上舰”。

建国后的很长很长时间，解放军的海军家底薄得可怜。没有像样的驱逐舰，主力作战舰艇吨位小、火力弱。

怎么办呢？

海军想到了一个“土办法”：把陆军的加农炮、榴弹炮拆下来，焊到炮艇上去，把坦克搬到舰船上去。

于是，这些原本设计用于陆军作战的重武器，被硬生生装到了摇晃的舰艇上。

可以想象，效果肯定打折的。精度差、装填慢，颠簸的海浪里，火炮的射界和稳定性全乱了套。

但是，有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在造船工业和武器研发落后的年代，这些焊接上去的火炮构成了共和国海防的最早屏障。它们肯定不好看，不好用，但有它们在，就能让敌人有所顾忌。

还有，“歼8打F22”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F22“猛禽”隐身战斗机横空出世，性能对全球空军构成了跨代碾压。而那时我们手中的主力仍是歼8，一种诞生于1960年代末的第二代战斗机，与F22之间存在至少两到三代的技术鸿沟。

当时的国内军事论坛上，网友们激烈地讨论着一个悲壮的想法：如何用8架歼8去换一架F22。

其逻辑是：F22一次只能挂载8枚空对空导弹，用8架歼8当诱饵去“填”完它的所有弹药，然后第9架才有机会在极近距离干掉它，或者……直接撞上去……

今天回头看，好无奈、好悲凉、也好感动。

我们不知道，这有没有进入军方的战术思路。

但当年的铁血、虎扑、超大等论坛的网友们可是为此争论不休。有人回忆：“当年在论坛上跟人争论这个，可以吵到凌晨三点”；也有网友感慨：“遥想20年前，我在大学宿舍里面和室友半夜卧谈争论怎样用歼8打F22……如今，看到我们自己的六代机，真是恍如隔世。”

那些讨论在今天看来，带着一股悲壮的天真，甚至有些让人鼻子发酸。

但它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底色：更好的飞机我们没有，更好的装备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再土的勇气，也是勇气。

4

类似的“土勇”，远不止于军事领域。

翻开新中国工业和技术发展的历史长卷，你会发现，在几乎每一个关键领域，我们都曾经是“草台班子”。

比如，顶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1959年秋天，王进喜从玉门油田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休会期间，他在路上看到很多公交车车顶上都顶着一个个鼓囊囊的大包袱，感到十分奇怪。一问之下才知道，由于缺乏石油，我们只好改装成烧煤气的公交车，而车顶的那些大包袱，都是“煤气包”。

王进喜听到后，不禁心痛莫名。然后，这个36岁的西北汉子，就那样站在北京人来人往的马路边，哭了好久。

他觉得，自己是石油工人，而首都的汽车居然没有油烧，这是石油工人的耻辱。这不是“煤气包”，而是“受气包”。

而这个“受气包”，也成了建国初期“贫油”的标志性物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年产量只有12万吨，再加上外国封锁禁运……公交车顶着煤气包行驶，在当年可不少见。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没有油就不开车了？

首都的公交车司机和技工们可不这么看，没有油，就改煤气，没有煤气，就改酒精……停车停运？那是绝对不行。

当然，还有原子弹研发时的土味历史。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那真真是贫困到极致。再加上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图纸。很多的关键环节，瞬间成了“无米之炊”。

比如，爆轰波聚焦元件需要炸药精密成型，但没有精密设备和成熟工艺。怎么办？先辈们用自己做饭的铁锅熬煮炸药，用马粪纸糊出浇筑模具，在两年多时间里“手搓”出了起爆元件。

比如，核爆冲击波压力需要精确测量，但没有现成的仪器，连实验设备都凑不齐。怎么办？先辈们从旧钟表里拆出齿轮和发条，拼拼凑凑，硬是做出了压力自记仪。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后，正是这个“土仪器”的数据第一个出来，向指挥部报告了成功。

还有，链式反应需要的计算浩如烟海，但国内只有几台电子计算机，根本不够用。怎么办？先辈们窝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人和算盘组成“矩阵”，一页一页地推导公式。草稿纸堆起来比办公桌还高，就这样干了近一年，九次反复验算，最终发现苏联专家提供的核心数据根本就是错的——如果当初照搬照抄，后果不堪设想。

再比如，1960年代初，数万石油大军会战大庆。

人是到了，但没有房子住。没房子就打道回府么？

当然不。

先辈们自己盖。于是，他们把黄土和干草填入木板夹层，一锤一锤地夯成墙体，盖成土房。就在这种用最原始材料夯成的土墙房子里，先辈们度过了大庆最严寒的冬天。这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干打垒精神”。

不只是住房，石油生产中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靠土办法支撑。没有大型起重设备，他们把60多吨重的钻机拆成零件，用人拉肩扛的方式一件一件地搬运，用撬杠一寸一寸地挪动；没有运输车辆，工人们就手挑肩扛搬运器材。当井喷的险情发生时，因为来不及调配泥浆搅拌机，先辈们干脆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里，用自己的身体当起了人体搅拌机，一圈圈地用力搅动水泥。

……

从工业到农业，从公路到铁路，从水网到电网，从田间地头到精密车间……可以说，在新中国的那年那月，“土办法”从来不是某个领域的特例，在生机勃勃的神州大地，到处都是“草台班子”的身影。

5

这样的“土勇”，并没有随着时代远去。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挺起了脊梁，但在一些关键角落，我们依然要面对“没有”的困境。

而面对困境的姿态，和几十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比如，7纳米芯片。

当最先进的EUV光刻机被彻底断供后，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在先进制程上没戏了。

但中芯国际的工程师们硬是闯出了一条“野路子”——用现有的DUV光刻机，加多重曝光技术，把老设备榨到极限。工序比正常路线多出一倍，成本高出许多，良率也远低于EUV路线。这就像用普通相机通过特殊技法拍出专业效果，用老式织布机硬生生织出蜀锦精品。

但在“没有”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土办法”。

还有龙芯CPU，和那个叫黄令仪的老人。

2001年，龙芯课题组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起步，65岁的黄令仪已经退休，但她再次响应召唤，投入到龙芯CPU的研发中。此时的外部环境是西方的全面封锁。

没有设计工具，国际主流的先进EDA软件被禁运，团队只能用效率极低的国产替代产品，更多时候用最笨的办法——从最基本的逻辑门开始，一个个手动搭建、验证。

没有验证环境，缺少成熟的仿真平台，工程师们就手工绘制复杂的波形图进行调试，一页一页地检查设计错误。

架构与工艺全面落后，核心的指令集架构被国外垄断，只能另起炉灶；国内的芯片代工厂工艺薄弱，流片失败率一度超过50%……面对一座座山，黄令仪带着团队用最原始的办法，一点点地啃。

2023年4月，黄令仪去世。从2001年加入龙芯，到龙芯采用完全自主的指令系统LoongArch，这条路她走了二十多年。

她曾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她没有等到所有封锁都被打破的那一天，但她趴在地上，把最脏最累的那一段，擦得干干净净。

6

从王进喜到黄令仪，从“石油人”到“芯片人”，几代人在不同的战场上，说着同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口号，或者是句空话。

但真正理解它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方法论。是面对“没有”时，唯一的出路。

所以，

不要嘲笑那些一腔土勇的“草台班子”；

不要嘲笑越南焊在一起的几支旧枪；

不要嘲笑初创团队简陋的办公室；

不要嘲笑新手生疏的第一笔；

不要嘲笑任何在困境里硬着头皮往上顶的人。

因为伟大往往诞生于不怕困难、勇于奋斗的精神中，而精神从不挑选诞生的容器。

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讨论国产7纳米芯片和六代机，是因为我们曾经也是那个一腔土勇的“草台班子”。

我们曾经用机枪打飞机，用陆炮上舰，用算盘打原子弹，用大铁锅熬炸药，用身体当搅拌机。我们曾经开着背着煤气包的公交车，曾经在宿舍熄灯后争论怎么用歼8去换F22，曾经，趴在实验室里，一行一行地擦着祖国身上的耻辱。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发展了、先进了、有底气了，就忘掉那最可贵的品质。

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了7纳米芯片和自主光刻机，就嘲笑别人还在用“土枪架”。

因为，那是我们的来时路。

那条路上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泥泞、汗水和鲜血。

而正是那条路，把我们送到了今天。

不要忘了我们的来时路，如果我们还想走得更远的话。

责编：胡怡

一审：谭思敏

二审：彭彭

三审：唐婷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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