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2026年1月13日，烟台。

黄海来的北风，裹着零下五摄氏度的寒气，拍打着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报告厅的窗玻璃。窗外是冬日灰蓝的芝罘湾，年过花甲的何平博士站在讲台上。这是他投身中国大气治理的第十三个年头。

面对台下师生，这位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IFCE）主席公布了一组数字：2015至2024年，全国二氧化硫下降88%，氮氧化物下降52%，颗粒物下降百分之71%。十年铸剑，污染曲线俯冲如海燕下坠。

可他话锋一转，语声下沉：“还不够。‘十五五’须从末端治理转向根源性治理。”他望向窗外，那片曾因燃煤排放而常与雾霾交织的海面，如今已能清晰望见天际线。

2007年，何平博士作为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十三年的坚守，就浓缩在这场冬日的座谈里。何平的抱负朴素而执着：让国人抬头可见的蓝天，不再是一种期盼。

一

2013年冬天的雾霾，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也更重一些。

河北某电厂的脱硫控制室，四壁被灯光映得惨白。工程师们盯着屏幕：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每一项都标着“达标”。可窗外灰黄一片，对面大楼只剩模糊轮廓，路灯成了远处一点昏黄的晕。

一位工程师嘟囔了一句：“数据都挺好的，怎么天还是这样？”

没人接话。那些年，各地大建脱硫塔，工程师们只关心出口浓度达不达标。没人顾得上去想：达标之后，为何雾霾更严重？就像一个病人按时吃了药，烧退了，可还是浑身难受——我们治的到底是病，还是体温计上的刻度？

同年初冬，北京。高级热能工程师侯丙林先生站在窗前，看见天边那道灰蒙蒙的界线。他把雾霾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几遍，忽然抓住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关键——水蒸气。

高级热能工程师侯丙林先生在凌源钢铁厂调研。​

雨、雪、冰、雾、雹、云、霾，哪个离得开水？没有水汽，污染物颗粒不过是干巴巴地飘着，成不了那铺天盖地的灰黄。他给自己取了个网名“老农民012”，在微博上写《雾霾日记》，每天下载天气参数，自己测试、记录、验证。

一个人，孤军奋战。

二

此刻，远在华盛顿的IFCE主席何平先生，也在想同一个问题。

2013年雾霾爆发后，IFCE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基金会专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判断：湿法脱硫工艺，可能是雾霾的重要推手。

2013年，IFCE 在华盛顿举行中国雾霾问题座谈会。右一为美国环保署大气治理官员，左一为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参赞。​

逻辑，并不复杂——湿法脱硫后的烟气温度降到五十度左右，饱含水汽，携带着大量可凝结颗粒物。在静稳天气里，这些颗粒物吸湿增长，成为二次PM2.5的原料。问题是，当时的标准只考核固态的颗粒物，气态的可凝结颗粒物CPM压根不在监测范围内。

不监测，不代表不存在。看不见的黑，依然是黑。

2014年，IFCE通过全国政协提交了专家李树生先生和王建新先生的报告，认为湿法脱硫存在“环保副作用”，可能是2013至2014年雾霾大爆发的主要原因，应当引起重视。

国内一线的工程师中，沛恩环保的王建华先生也觉察了烟囱不对劲——换热器堵得比往年更快，烟囱附近颗粒物浓度悄然偏高。但没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跟雾霾的爆发有什么关系。而电厂的第一反应是抗拒：“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脱硫，你说它有副作用？”

谁愿意相信，自己日夜守护的机器，竟也蒙上了一层新的灰呢？

何平没有停留在提出问题。接下来两年，他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官员和专家反复讨论，从实测数据中发现，美国大部分电厂湿法脱硫后排放的可凝结颗粒物浓度，往往达到甚至超过常规监测的颗粒物浓度。同时，氨法脱硝过量喷氨产生的逃逸氨，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水汽反应，生成硫酸铵和硫酸氢铵——它们，同样静静构成了PM2.5的一部分。

三

网络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奇妙的连接。

侯丙林那些无人问津的《雾霾日记》，被何平读到了。何平说了一句：“您的观点很有道理。”

何平不只说说，还帮着宣传，把侯丙林介绍给更多朋友，邀他加入IFCE。一个民间孤独的研究者，被一双温暖的手领进了更大的圈子。侯丙林后来总说：“何平先生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讲话的人。”

2016年初，侯丙林在《工业炉》杂志发表论文，明确提出：雾霾由水蒸气和污染物颗粒共同生成，缺一不可。他喊出一句话：“治霾不治白，效果出不来。”那个“白”，就是水蒸气。

2016年，IFCE 在华盛顿举行“中国雾霾治理高端论坛”。中国、美国、欧洲近百位环境大气专家参会。​

侯丙林的水汽理论，跟何平此前关于湿法脱硫副作用的判断，像两条河流汇到了一处。湿法脱硫排出的饱含水汽的低温烟气，恰恰为雾霾的形成提供了最关键的条件——大量水汽和可凝结颗粒物。一个从工艺端发现问题，一个从气象端揭示机理，互相印证，彼此支撑。

2017年初，重度雾霾再次大面积爆发。何平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标题直截了当：《不听工程师意见，中国三年治霾无功》，矛头直指电厂的湿法脱硫排出的白烟。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电力联合会官员率先反驳，与何平在网上展开论战，围观者无数。

这篇文章和随后的论战，引起业内更大范围的讨论和部分决策者的注意。在多轮学术会议和内部研讨之后，天津率先出台标准，对白烟提出控制要求。随后11个省市跟进。这是中国环境治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地方主动立法，治理一个此前几乎不被关注的污染源。

随后，在国家科学技术部支持下，IFCE协助徐州启动“除湿脱白”示范项目。第一台电力机组改造完成，运行三个月，烟囱口的白色烟羽肉眼可见地变淡了，周边PM2.5数据开始下降。到年底，21台机组全部完成改造。在同期多项减排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徐州当年PM2.5浓度同比下降8%，蓝天日数显著增加。一位徐州环保官员后来说：“那一年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是，冬天不用天天查空气质量再决定要不要带孩子出门了。”

这大概就是环保最朴素的意义——不是冷冰冰的指标，而是一个母亲敢放心推开窗户。

四

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国君先生扎进陕西省咸阳市的雾霾里，一蹲就是好几年。跑着跑着，他发现一件怪事：当地的PM2.5超标，跟传统理论对不上——不是扩散条件不好，也不是环境容量不够。有人说是外地吹来的、秸秆烧的、春节放炮闹的，可数据摆在眼前，这些说法撑不住。

2014年，中国雾霾治理学术会议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国君做题为《“十三五”空气政策完善建议》的报告。​

正犯愁呢，何平找上门来，把自个儿的想法一摊：雾霾的病根儿，可能在“可凝结颗粒物”上——这东西压根没人管。主要从哪儿来？燃煤电厂、垃圾焚烧厂的凉水塔冒出的“白汽”和烟囱里的湿烟气。宋教授一听，心里亮了。

从那以后，何平出钱出力，拉着宋国君开研讨会、搞小范围交流。两人越聊越深，慢慢聚起一支队伍——没专项经费，就凭一股子执拗，围着真相转。何平硬是撑着场子，让这些跟主流专家不太一样的声音，没被风吹散。

在何平的鼓劲和一块儿琢磨下，宋国君写出了好几份治理雾霾的内参与建议。其中一份《关中平原雾霾治理建议》，送到陕西省委书记案头，书记批了；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治理办主任专程跑来，跟他聊了一个下午。还有一份，是宋国君起草、经由北京市人大代表提交的雾霾治理建议，让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拿出整个下午，认认真真听他说。

学问也没落下。最打紧的一篇，《中国环境科学》2023年发的《可凝结颗粒物排放对北京市PM2.5污染的影响估计》，是国内头一篇从管理角度研究CPM的论文。投了三回稿，磨了两年多，硬扛着没改主意——最后还是发了。这标志着他那观点，慢慢被主流接住了。

说起来，这事打哪儿起的？打田野里那点疑惑起的。成在哪儿？成在何平的撑腰和死磕。没有何平搭的那个台子，没有他一股傻劲儿地往前推，这场“治雾霾得减CPM”的争论，兴许到现在还窝在暗处，没人看见。宋国君至今感叹：“大家持续多年的努力，支撑的就是何博士那种纯粹、学术、开放、不懈努力的精神。我看到的是真爱中国的华裔知识分子。”

五

2019年9月，北京科技大学国际环保技术大会。侯丙林站上讲台，发表《水蒸气是雾霾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台下有人点头，有人皱眉。他没有慌张，因为身后站着相信他的人。

同年，侯丙林组建“雾霾论坛群”。群里争论激烈，何平认真聆听各人的意见，把争论精华梳理出来，以全国政协海外特邀代表的身份，传递给两会代表和领导人。民间论坛的声音，就这样送到了决策者案头。

从2015年底到2025年1月5日，3300多个日夜，侯丙林每天记录北京天气参数，分析，拍照，存档。3300多份数据证明：没有一天的雾霾，是在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百分之五十时形成的。“若非何平博士的鼓励和帮助，我无法坚持下来。”侯丙林说，声音平淡。

何平也时刻关注着他的研究。一次，何平从一本书里查到百分之五十湿度对实验的影响，立刻将相关章节拍照发给他。侯丙林对着手机屏幕，沉默了许久。

九年的坚持，一个五十度的湿度临界点。侯丙林用最笨的办法，做了最扎实的事。何平用最实的支持，护着一个民间科学家的梦想。

从2013年到2025年，工程师王建华对何平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转变：从迷惑到好奇，从好奇到认同，从认同到敬佩。“敬佩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敬佩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在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里，以国际专家的身份，跑现场、测数据、开研讨会，一步步把真相挖出来，然后顶着巨大压力推到台前。”

压力太大了。从2013年至今，何平没有离开过这个议题。他像一个人在那条最难的路上走了很久，没有任何科研经费，主流专家也不参加他组织的研讨会。周围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他还在走。

2023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那年冬天在北京，站在国贸桥上往西看，西山清清楚楚地横在天边。从“雾锁京城”到“西山可见”，中间是十年时间的长征。何平冷静分析道：“中国大气治理的进步，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决心、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广泛的国际经验借鉴、以及无数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北方“一刀切”式的“停工限产”被叫停，2026年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迅速推出和实施，更直接反映了何平对环境政策的影响。

六

何平与IFCE的坚守，十年如一日。

一次，王建华在电话里问何平：“您做这些事，图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没什么图不图的。看到了问题不去解决，作为知识分子，心里过不去。”

这句话很轻，却让人说不出话来。世上有些坚持，不是因为远大理想，只是因为良心上过不去。而这，恰恰是最硬的道理。

如今，何平从当年的壮年迈入了人生后半程。他不是决策者，不是巨富的捐赠者，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他是一个研究者、一个建言者、一个桥梁的搭建者。他的武器是数据，他的阵地是研讨会，他的同盟是一群跟他一样较真的一线工程师——像侯丙林、王建华、李树生，还有像宋国君教授、周勇研究员这样的业内专家。

2018年5月，IFCE 专家组在徐州国华电厂、华宏特钢调研。中为何平博士，右一为李树生工程师。​

这些年，何平几乎没有亲手安装过脱硫塔，没有调试过除尘器；但他用一场场研讨、一份份报告、一项项示范工程，让那些安装脱硫塔、调试除尘器、记录湿度数据的人知道了——我们的工作，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用力。

2025年1月，“后超低排放大气治理策略与创新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华源泰盟节能公司举行。正面从左至右，中国环科院张凡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宋国君教授，何平慱士，中国绿发会马勇副秘书长。​

王建华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一部中国大气治理的“编年史”。他经历过湿法脱硫遍地开花的年代，也经历过“数据达标、天空依然灰黄”的迷茫期。侯丙林先生的3300多份日记，是一部微观的气候档案，记录着水汽与雾霾之间那条清晰的界线。而何平先生，是那个把这两条线索串起来的人——把工艺端的真相和气象端的规律捏在一起，拧成了一股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他的努力，汇入了那场更宏大的、从国家到民间的治霾洪流之中。

这，就是穿透迷雾的意义。

雾总会散的。但雾散了之后，不能忘记那些在浓雾里依然看得清方向、并且愿意把方向指给别人看的人。真正的治霾，从来不只是在烟囱上装设备，而是在心里装一份对真相的敬畏。

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不过是几个人，一个研究，一个记录，一个相信。

在那些雾霾沉沉的日子里，这份相信，比什么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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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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