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建

公元1046年，北宋庆历六年，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挥毫写下《岳阳楼记》。时光流转至今日，这篇奇文已走过980年的漫长岁月。九百八十年来，围绕它的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视其为家国情怀的巅峰之作，字字珠玑，光照千古；也有人斥其为粉饰太平的“马屁文章”，认为范仲淹不过是在为被贬好友滕子京歌功颂德，是一场文人间的利益互换。

站在9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重读这篇古文，我们究竟该持何种态度？是盲目崇拜，还是全盘解构？要解开这个“千古不朽之谜”，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时空的阻隔，去探寻文字背后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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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未曾登楼的“看图说话”

要读懂《岳阳楼记》，首先要打破一个巨大的滤镜：写下这篇描绘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范仲淹，终其一生，其实从未踏足过岳阳楼。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却是确凿的史实。当时，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至岳州（今岳阳），重修了岳阳楼。滕子京深知范仲淹的文采，便修书一封，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请他作记。范仲淹当时也被贬在邓州，面对这一纸请求，他展开画卷，看着画中的山水楼阁，结合自己过往在太湖、在富春江边的治水与游历经验，凭借着惊人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完成了这篇“看图说话”的千古名篇。

有人因此诟病，说这是凭空臆造，是虚假的描写。然而，这正是范仲淹的高明之处。他写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景，更是心中的境。他没有被具体的砖瓦木石所局限，而是提取了洞庭湖的精神内核。他在邓州的书斋里，借着想象中的洞庭风浪，淬炼出了中国文人最坚硬的精神脊梁。

争议的漩涡：滕子京是贪官还是能臣？

《岳阳楼记》之所以在当代遭遇“马屁文”的指责，核心矛盾点往往集中在受文者——滕子京身上。

历史记载中，滕子京确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在被贬岳州之前，曾在泾州任职，其间因动用公款犒赏将士、抚恤遗属，被政敌弹劾“枉费公用钱”。更有说法称，他在离任审计时，因账目不清，甚至一把火烧了账册，因此被贬。在现代人看来，这确实有“贪污”或“违规”的嫌疑。

于是，一种论调甚嚣尘上：范仲淹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替这位“有污点”的好友洗地，是为了吹捧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政绩，是一篇典型的官场应酬之作。

这种观点看似犀利，实则浅薄。首先，滕子京在岳州任上，“治最为天下第一”，他并未像其他被贬官员那样自暴自弃，而是勤政爱民，兴修水利，百姓安居乐业。重修岳阳楼，虽耗资巨大，但在当时确实提振了地方士气，凝聚了民心。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之上。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都主张改革弊政，都因此遭受了政治迫害。范仲淹为滕子京辩护，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惜才，更是为了维护改革的火种。

当我们读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时，不应只看到对滕子京个人的赞扬，而应看到范仲淹对一种理想政治生态的渴望。他是在告诉世人：即便身处逆境，即便背负骂名，真正的士大夫依然可以造福一方。这分明是两位改革家在黑暗时刻的相互取暖与精神互勉。

精神的突围：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

如果说《岳阳楼记》的前半部分的写景和叙事只是铺垫，那么文章后半部分的议论，则是《岳阳楼记》之所以能穿越980年时光，依然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根本原因。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庆历新政失败，他被贬出京城，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按照常理，他此时应该满腹牢骚，或者寄情山水以逃避现实。但他没有，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化命题，让人“四读而醒”。

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心境与情绪智慧

这八个字，是对中国传统文人软弱性的彻底决裂。在古代，文人往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绪极易受环境影响。但范仲淹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应被外在的物质环境和个人际遇牵着鼻子走。

《岳阳楼记》中的“迁客骚人”往往因为洞庭湖的阴晴圆缺而陷入“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的极端情绪中，这恰恰是普通人面对环境变迁时的真实写照。而范仲淹提出的“古仁人之心”，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精神境界——不被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左右，不因个人的荣辱升迁而大喜大悲。不以得到而喜，不以失去而悲。98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职业的起伏、生活的琐碎以及时代的焦虑，这种“宠辱偕忘”的豁达显得尤为珍贵。它教导我们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逆境中坚守本心，将个人的小情绪融入更广阔的生命追求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强大。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重读《岳阳楼记》，首先应读出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处世哲学。范仲淹笔下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仅是古代士大夫的修养，更是现代人亟需的情绪稳定剂。

读“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在当代世境下，“忧”不再是封建时代的“忧其君”，而是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从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到乡村振兴的默默奉献，再到生态环保的“守护好一江碧水”，这种“忧”是对潜在风险的敏锐洞察，是对未竟事业的深沉思考。而“乐”，则是在看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公平正义、民众幸福安康时产生的由衷自豪。今天的我们读《岳阳楼记》，就是要读出这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格局。它激励我们超越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心系社会公共福祉，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伦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的灵魂，也是我们在新时代应当反复咀嚼的核心精神。这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宏大叙事，更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应当具备的社会责任感。

读“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与实干作风

我们在品读《岳阳楼记》时，绝不能忽略文章背后的实干家——滕子京。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过多聚焦于范仲淹的文字，而忽略了《岳阳楼记》诞生的实践源头。滕子京被贬岳州后，没有沉溺于个人的不幸，而是“踔厉奋发”，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重修岳阳楼、迁建学宫、抢筑堤防等五件大事，真正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今天，我们读《岳阳楼记》，就是要读出“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范仲淹的文字是精神的升华，而滕子京的治岳实践则是精神的落地。这启示我们，真正的“忧乐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文章中，更要体现在务实为民的行动里。无论是个人的职业规划，还是城市的建设发展，都需要这种不尚空谈、真抓实干的作风。我们要铭记，在“先忧后乐”的伟大精神背后，有一位贬官的三年实干，有一位先行者的奋发有为。这种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过程，才是《岳阳楼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行动指南。

读“屡毁屡建”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自信

岳阳楼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自宋以来，岳阳楼历经三十余次水火灾劫与战乱破坏，从明崇祯毁于火到抗战时期楼顶被炸毁，它屡毁屡建，却始终屹立不倒。每一次重生，都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韧性的注脚。

今天读《岳阳楼记》，我们读出的不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建筑会老去，木材会腐朽，但注入其中的精神却可以无限复制与传承。岳阳楼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是因为它被《岳阳楼记》“二次创作”成了一个可以引发无限共鸣的文化符号。980年后的今天，这种精神已经沉淀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灾难与挑战，只要精神不倒，文明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我们纪念《岳阳楼记》，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唤醒当下。让这座千年名楼和这篇千古奇文，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中，续写无愧于往昔、亦照亮前程的时代新篇。

在当今高压力的节拍中，重读《岳阳楼记》，首先应读出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处世哲学。范仲淹笔下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仅是古代士大夫的修养，更是现代人亟需的情绪稳定剂。

今天，我们重读此文，最大的意义在于这种“超越性”。范仲淹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身居高位还是流落民间，而取决于他心中是否装着“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宋代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峰，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现代的启示：我们在焦虑什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岳阳楼记》？

在这个高负荷的年代，人们似乎比古人更容易陷入“以物喜，以己悲”的怪圈。生意的萧条，股市的涨跌、职业的变迁、经营的惨淡，房价的起伏，都能轻易牵动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焦虑、失眠、患得患失。我们太在意“己”的得失，却太少思考“天下”的冷暖。

《岳阳楼记》是一剂治疗现代精神内耗的良药。

《岳阳楼记》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为个人的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时，是否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值得我们去关注？当我们在抱怨环境不公、时运不济时，是否还能保持一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定力？

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岳阳楼的神韵；同样，我们也许无法改变世界的大环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修养自己的内心，确立自己的坐标。

980年过去了，岳阳楼几经兴废，滕子京的账目也早已成为历史尘埃，但范仲淹留下的那份精神遗产，依然像洞庭湖的水一样，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格局面前，一切世俗的揣测都显得如此渺小。这，才是我们今天重读《岳阳楼记》的唯一正解。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岳阳市忧乐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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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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