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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导演并不试图用议题博取流量，只是安静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潮汕与暹罗之间的往事，讲离散，讲守望，讲几个普通人如何在乱世里用书信和银钱撑起彼此的生活。可正是这份求真求实的态度，反而写出了近年华语银幕上最让人动容的女性关系。它不完全符合我们对“女性主义”的规整期待，却悄无声息地抵达了一个更辽阔、也更本源的维度。

联结的根基：源于个体选择而非性别认同

影视作品中的女性情谊，常见的大概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复仇者联盟”式，一群深受压迫的女性结成同盟，共同反抗那个伤害她们的父权世界。另一种则是“都市姐妹淘”式，都市女性们聚在咖啡厅或画廊，分享爱好、倾诉烦恼、寻找慰藉。这两种模式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女性之间的联结，源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因为我们是女性，因为我们经历过只有女人才懂的痛苦，所以我们能够彼此懂得、彼此扶持。

但淑柔和南枝的关系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导演在塑造这两个角色时，并未急着为她们贴上任何性别标签，而是先将她们还原为两个完整的“人”。淑柔的坚韧、守信、敢爱敢恨，来自她本身的性格底色。她能因为一个承诺坚定地守候木生几十年，也会因为误以为木生再娶而决然断开所有联系。她的隐忍与担当，固然落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框架之中，但那不过是她品性的容器，而非品性本身。真正支撑她走过漫长岁月的，是她对承诺的敬畏，是她生来一副不肯弯折的脊梁。即便剥离了所有性别身份，她依然会是那个重诺重义的人。

南枝也一样，她的独立、果敢、一诺千金，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选择。她终身不婚，是因为亲眼见过淑柔与木生那般浓烈的情感之后选择不愿将就，她二十年如一日地寄出钱款和信件，亲手维系着另一个家庭的生计，这份持久的担当也并非来自某种抽象的、面向同性的集体共情。解释它的最好方式，或许很简单：南枝就是这样一个人。认准了一件事，就会做到底；接住了一份嘱托，就会用一生去完成。

这种处理让角色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淑柔不必成为贤妻良母的标本，南枝也不必成为独立女性的符号。她们只是两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处境里做出了具体的选择。淑柔和南枝的联结，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义，是个体对个体发自肺腑的欣赏和珍重。这份联结不依附任何预设的性别标签，也不需要共同的敌人来加固。从这个角度说，这部作品显然不够“女性主义”，可也正因为不拘泥于任何主义，使它拥有了更加普遍的感染力。女性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只有性别共情这一种可能。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对方这个人，然后才看见对方的性别。而这种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之上的责任与情义，或许比由身份政治催生的“天然联盟”更加厚重和珍贵，也更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互助的内涵：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救赎

淑柔与南枝之间的互助，表面上看是超越性别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却在无意间更深地解构了父权制的根基。前文所提及的两种女性情谊书写，女性互助往往被呈现为情感层面的彼此支撑，很少触及更有分量的责任共担。而淑柔与南枝的关系最具革命性的地方正在于此：她们的联盟，是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互助。

南枝为淑柔传递侨批、寄钱写信，这个行为看似只是民间信使的日常，背后却是她主动将另一个家庭的生计扛在了自己肩头。在那个“赚钱养家是男人责任”的时代逻辑里，这份本应由男性完成的家庭经济义务，其输送管道却完全由两位女性构成与维系。南枝的诚信、能力与判断力，直接决定着远方的血汗钱能否安全、准时地变成淑柔餐桌上的食物、身上的寒衣、修补屋檐的砖瓦。而淑柔每一封写满感谢与思念的回信，也化作南枝在辛苦送批途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柱。

这几乎就是婚姻的运行模式。南枝付出社会性劳动，直接支援了淑柔的再生产劳动。淑柔持守后方，沉默而坚韧的日常，反过来成为南枝奔波的意义与慰藉。两者形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互助系统。

但南枝之于淑柔的意义，又不只是“木生的替代品”那么简单。南枝在信中写“吾妻淑柔”，借用木生的身份，措辞却渐渐渗入她自己的温度，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细腻、理解与深情。木生寄回的信多是报平安，直白地表达歉疚与思念，带着男性的粗粝而莽撞。南枝的信则不同，她会由衷欣赏淑柔独自赶跑小偷的孤勇，写下“谁言女子肩膀不够伟岸，为母则刚，恰似你的样子”，毫不吝啬她的赞叹。她还会压一朵火红的木棉花在信笺里，让花香跨海而来。她记得木生曾许诺给淑柔买一辆自行车，最终由她跨海运抵。如果说木生对淑柔的爱，是男人对女人热烈而粗放的爱，那么南枝给予淑柔的，是一种更温柔、更绵长的看见——看见她的勇敢，也心疼她的不易；认可她的刚强，也惦记她的寒暖。

淑柔的回信同样如此。她向南枝倾诉持家的艰辛、育儿的困惑、对丈夫的思念，也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她不知道信那头的人已经换了，但她感受到的真诚与牵挂却是真实的。两个女性就这样在养育与持家的具体劳动中，完成了对彼此生命的托举。

而这恰恰动摇了父权制的一个基本预设，如果家庭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可以完全由另一个女性来提供，那么那个被社会建构为“顶梁柱”的男性角色，其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父权制长期以来的策略之一，就是把“男性养家”“父亲在场”描述成一种不可或缺的自然法则，仿佛一旦抽掉这根顶梁柱，整个家庭就会倾覆，秩序便会崩塌。可南枝与淑柔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那位法定意义上的丈夫、父亲缺席之后，并没有灾难降临。孩子依然被养大，信件依然被书写，寒衣与米粮从未中断。那个被宣称不可替代的位置，被另一个女性填补得妥帖，甚至更加温柔。每一封侨批、每一笔汇款、每一句“一切有我”，都在将看似坚固的父权根基一点一点掏空，露出了其中本可不必如此的虚构本质。

《给阿嬷的情书》为“女性情谊”提供了另一种朴素而深远的想象。两个女性的生命彼此缠绕，不是为了争夺某个男性的眷顾，也不是为了集结起来共同对抗某个男性符号。她们只是在各自崎岖的命运里，选择成为有担当、有情义的人，然后互相辨认，彼此托底。或许这正是许多女性电影想要抵达的目标，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角色的性别身份，而只看见她们作为“人”的爱、良善和忠诚，便是女性主义最大的意义。

责编：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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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