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先生》 纸本设色 180cm×97cm 2026年 曾庆龙​

4月13日，周令钊先生女儿、清华美院教授周容（中）审看曾庆龙（左）创作的《周令钊先生》线稿。通讯员 摄​

文|曾庆龙

他以一生为笔，以赤诚为墨，在新中国的视觉史上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默默奉献，却用作品照亮家国，用坚守诠释担当——周令钊，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设计者，将个人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一代大师。

为周令钊先生造像，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而是一场跨越40余载的情愫沉淀，一次与亦师、亦友、亦人生楷模的深情对话。

笔底存敬意，画中寄初心

2019年4月，我的作品《亲历中国100年——周令钊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频道《读书》栏目以5集篇幅播发专题；我应邀到各地作了十多场专题报告，社会反响强烈。

2023年1月3日，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104岁。送别先生那天，风过无痕，我忽惊觉：自1981年与先生初见，我们已交往40多个春秋。

先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设计者。他与夫人陈若菊绘制了开国大典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参与国徽、政协会徽、少先队队旗设计；主笔设计共青团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整体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担任1950年至1967年天安门广场国庆游行、阅兵盛大活动的仪仗队、文艺大军的总体美术设计；担纲第一、二、三届全国运动会团体操背景及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总体艺术设计；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票设计顾问；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毛主席纪念堂等艺术设计。他以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形式，设计了崭新的中国形象，表现了民族荣光，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

先生的众多作品以国家名义发布，但他大德高风，淡泊名利，从不张扬。先生已去，为他画一幅像，让他回到眼前，成为我的心愿。

以从容写永恒，以风骨映初心

为先生画像，首要的命题是：哪一个瞬间，最能承载他的精神内核？公众人物艺术肖像的塑造，不是年龄的折中，也不是成就的堆砌，而是要捕捉生命精神与时代记忆的共振点——那是一个人最“是自己”的时刻，是褪去功利、回归本真的从容维度。

先生的一生，每个阶段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19岁，在战火硝烟中绘制抗日宣传画，以笔墨为武器；30岁，受命绘制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用热忱定格一个民族的新生；31岁至60岁，主导人民币设计，在方寸之间融汇民族美学……这些时刻，他是国家意志的视觉转译者，身上承载的是“功能性”的荣光，却少了几分本真的松弛。

而80岁的先生，早已完成了从“国家美术工作者”到“美学符号本身”的蜕变。褪去奔波，却未熄灭创作激情；历经风雨，愈发温润从容。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他“人民币设计突出贡献奖”——一句迟到却厚重的“谢谢您”，为他大半生的坚守留下绵长的余韵。

80岁，是回望来路的从容，也是奔赴热爱的赤诚。他从战火中走来，打磨独树一帜的“周家样”，晚年豪迈坦言“我才92岁，来日方长”。这份从容，源于半个多世纪的积淀与坚守，源于历经沧桑却不改的纯粹真情。

我找了能够找到的先生所有影像资料，终于在他一张80岁的半身照中，找到了心中的答案：头微微上扬，面带笑意，目光里有清澈的豁达和从容，有坚守初心的笃定，更有不事张扬的温润。那一刻我懂得，80岁的他，活成了美的本身——如岁月长河行至开阔处，两岸清朗，水流从容，不疾不徐，却蕴含力量。这，便是我要定格的瞬间。

五易其稿，以笔为敬

第一稿，我急于展现先生成就，绘成全身像，背景塞满画像、人民币、勋章、国徽、团旗等。朋友与先生家人反馈：太满、太乱。我猛然醒悟，肖像的意义不是陈列履历，而是传递灵魂。敢于留白，方能靠近本质。此为一易其稿，变的是心境。

第二稿删繁就简，绘成四尺宣纸半身像。铅笔稿发给中央美院一位我敬重的老师，他直言：“周令钊先生是个完人，还是画全身像为好。”我想起侯一民先生的评价：“在中国，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像周令钊先生那样，把战争洗礼与艺术创造结合得如此完美……”半身可画人，难画山；可描形，难传魂。此为二易其稿，变的是认知。

第三稿决意画全身，可手头只有先生半身照。艺术从非凭空想象，我郑重其事地请好友穿上我的皮鞋充当模特——此法虽显笨拙，却藏着对先生的敬畏与赤诚。此为三易其稿，变的是态度。

2026年4月，我带着第三稿拜访先生女儿、清华美院周容教授。她见画稿满心欣慰，只提了个细微意见：“鞋子不对，爸爸常穿轻便软底皮鞋”，还拿出了先生生前穿过的两双鞋给我看。回家即刻修改，将硬朗皮鞋换成先生日常的软底便鞋。仅这一处细节，画面便多了几分亲切——这双鞋，陪他在小花园散步浇花，陪他走进画室落笔生花，踏过岁月风雨，藏着他朴素本真的一生。此为四易其稿，变的是认知，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

四易其稿后，我仍觉小幅画作难承其风骨与精神。我索性将画幅扩至六尺宣纸，高180厘米、宽97厘米，近乎与真人等大。唯有这般尺寸，才能让观者站在画前，如与先生面对面，感受他的温润赤诚。此为五易其稿，变的是尺度，从“表现”到“致敬”的升华。

最终的画面里，先生拄杖端坐于带有湖南老家韵味的宽大木椅上——木椅结实厚重，隐喻他艺术的人民性根基，藏着故土眷恋；身着白衬衫、外穿深蓝马甲，白似清泉，映其高洁无瑕；深米黄色长裤，是对他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那段岁月的无声回望；脚上软底便鞋，朴素无华，却充满力量。

画面右上方，一枝玉兰盛放。玉兰迎春而开，不待绿叶、独自芬芳，是高洁君子的象征。它是报春之花，如先生的画笔，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以富有时代感视觉为民族绘就新生；它是初心之花，开得清白、落得从容，恰如先生一生，以笔为刃、以心为炬，坚守赤诚、步履不停。

画至中途，周容教授与几位朋友先后到访创作现场，站在画前久久凝望。

五易其稿，终成《周令钊先生》。他为共和国造型，我为他造像；他用笔墨定格时代，我用丹青铭记风骨。

纸本之上，先生笑意依旧，目光从容温润。恍惚间，似能听见他的声音，看见阳光穿过玉兰青枝落在他肩头，他笑着起身，欣然走向自家小花园，一如往日那般，对世间美好满怀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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