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红

中国的55、60后这代人，他们大都没有上过全日制的名校，却是人类社会一万年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好的一代伟大劳动力。他们的导师或在身边，或在田野和工厂，他们接受的是人类五千年来最优秀最实用最有力量的教育。

三四十年前的农村学校，很破旧，但很特别。历经几代“调皮大王”刀刻墨涂的书桌沟壑纵横，最多三层砖木结构的教室破旧漏风，靠脚步压平的黄泥操场尘土飞扬，但依然是大家最为敬仰留念的地方。因为在家长特别是孩子的眼里，这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老师们个个身怀绝技，学到他们百分之一的知识，就能打开新生活新世界的大门。

我的二伯父就是这样一个被当地几代人称颂的乡村教师。老人家只读过一年高中，17岁起在新化县孟公西河一带的山村学校教小学和初中，教语文、也教政治、历史等杂课，呷着粉笔灰站讲台，一站就是46年，辞了校长等管理岗位、退了休后还主动再站了3年。教过的学生不知到底有多少，只知道有四代人。

（1986年，我在祠堂改成的孟公镇中学教初中，其时二伯在学校任教导主任）

很巧的是，1986年，师范毕业的我也17岁。我被分配到他任教导主任的孟公中学。在我的记忆里，他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衣服，落满粉笔灰的袖子总爱往上挽一截。下课的时候，他右手托着教材和粉笔盒，微微抬头，一脸轻松，甚至哼着小曲，一步步走回既是办公室又是家的走廊那头。

我常常在这个时候走过去，问我在语文教学中遇到的关于古文学和古汉语及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上的所有问题。五年时间，问题加起来不下一千个，其中90%得到了经得起验证的标准答案。10%是发散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二伯回答完后，常常跟我讲述类似的故事。

他说以前开全国性的甲骨文学术研讨会，隔壁高中的老先生应邀参加，回来后二伯好奇大学者怎么判定甲骨文字，就问：郭沫若先生怎么断字呢？答曰：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猜？

毫不谦虚的说，其时我在语文学科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读师范时拿过全省六项全能（语文基础知识、朗诵、听录音、三笔书法、作文、即席演讲）比赛的第二名，19岁评为娄底地区优秀教师，当时这个荣誉名额极少，民办教师可凭此直接转公办。所以我跟二伯提的这些问题，都是有一定难度和深度的。但一千次的问，就有一千次的拨云见日，一千次的脑洞大开满载而归。即使之后我去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下海后掏巨额学费上各类培训班，面对各类鸿儒大咖的巨问高谈。就答案的准确、深刻、多元、生动，综合问答过程氛围的宁静平和、痛快通透，都不及当年叔侄之间的木楼板对话时刻。

由此，我得天独厚的上了五年“二伯大学”。

后来，我离开孟公中学，去城里教高中，去县委当科员、去电视台当记者、当台长、当处级干部、下海去湾田集团当高管。“二伯大学”离开了木楼板，换了教学模式，却依然无处不在、终身在线。今天回想，历历在目。

记得那年和二伯、四叔看望95岁的姑奶奶。爷爷的这个聪慧如天仙的妹妹民国时嫁到资江边的白溪镇，跟着放木排的丈夫常年漂泊，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她百无聊赖，一卷在手翻断书脊、揉碎纸张，竟活生生把一本《红楼梦》倒背如流。从姑奶奶家出来渡河到对岸，二伯在船上给我说对联故事：水桶漏干船漏满；灯盏吹灭火吹燃。上岸，二伯触景出联：老大爷看牛一只；嫩小伙挑水两桶。

在泥泞的乡村公路行走，二伯随口而出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烂凼四五个。坏车六七辆，八九十人推。

回到东岭老家，二伯说起当年风靡全国的对联征集：“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他说老家的版本也是绝对：东岭落花生花落岭东。

二伯每说一段文字，就像村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柴火丢到路旁，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随和，像老家没有任何佐料的醋汤禾花鱼，天高云淡之间回味悠长、妙不可言。

二伯的味道在职场。他教书育人46年，超龄服役，桃李天下，却从没想过要去拿文凭发论文，直至退休还是高中肄业。这很大程度影响了我，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客座过大学，却从没评过职称，文章一大摞，也没进入过作协之类的组织。但他当年上课的一些场景，让我常常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的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我说话行文的风格。有一次他在课上讲到“讽喻”手法，突然批评班上同学不动脑筋。他说了一个关于林则徐的历史故事：林则徐在广东和京城任职时，最喜欢把麻雀剁碎了炒着吃，他说吃啥补啥，麻雀的脑髓让他很聪明。后来被贬新疆，戈壁滩上没了麻雀，就用豆腐渣代替，吃得多了，感觉脑袋里都是豆腐渣，晚年也就不再有大作为。听完这个故事，班上有压抑着的偷偷的笑声。这就是二伯的课堂，没法简单的用对和错去评判，生活、职场、社会又何曾不是这样？有自己的味道最重要。

二伯的味道在学问。他从没以为自己是作家、是专家，退休后自学国际音标研究方言，参与一大学教授的《湘方言辞典》编修课题。虽然数万字的文稿寄出后不知所终，却依然跟我说过十来次：你可以试着比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演变，蛮有味。

而二伯最拿手的大菜，是对联。这些发表在屋廊门柱上的杰作，体现了二伯的毕生所学所感，而给予他的回馈也是全方位的。那年我妈妈五十岁做寿，请二伯撰联贴在堂屋上。他只是吞了吞口水，十分平缓的说出：先让一家子敬三杯；再过五十年满百岁。听完，在场的亲朋好友足足沉默了两分钟，随后就是叹为观止的一声声叫好。我没有出声。联想我所见过的二伯的上百幅对联佳作，我在思考这一切的因果。

二伯一生以读书为乐，有着扎实的古汉语根底。他对文字很讲究，不将就。他的古文学学养深厚，能以诗的激情和语言去熔铸他对联的美感和意蕴。

经历什么，就铸造什么。与城里学者不同，二伯一辈子呆在一个叫孟公平原的十来公里的穷乡僻野。正如陈丹青在《幸亏年轻》回忆文章里说的：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二伯的内心，与山丘田园农事融为一体，散发出大自然清韵的味道。他是个草木之人，他的文字不只是接地气，是独特土地上蓬勃生长出的土特产。

二伯是乡间鸿儒，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执事者。从撰写对联开始，他是农村民俗活动里贯穿事件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比如白事，从丧牌讣告、牌位、执事单的撰写，到引魂、放祭的全过程。比如结婚之类的喜事，他同时是礼仪官、主持人、证婚人，连酒席席位的排定，也要他到场。所以他的文字里，俯仰之间，尽是自在的生活和生命体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个大农村，二伯也是个半教半耕的农民。他不擅长交际，不打牌不喝酒无烟瘾。他的文字服务的是农民，农民虽然知识匮乏，但是懂得尊重知识。二伯面对他们，总能读出来自骨子里的虔诚仰望，这是他文思泉涌的动力。土房再破，茅舍再低，柴门再小，喜庆总不能缺少，祈愿总是那么饱和。

二伯的几十年如一日严谨的教书生活中似乎没有开怀大笑，没有摔杯畅饮和无拘无束的高谈阔论。对联这种源于古诗词没有门槛的民俗味极浓的文学，磨炼了他的心性，丰富了他的感受。只有面对农民，也只有在对联的世界里，他才能与自己多彩的灵魂相遇。杜甫说，文章憎命达。越是身处其境，艺术的表现就越是鲜明锐利。

儒雅书卷气，恬淡乡土味。于是，二伯的文字文白相间，文俚相杂，既显文气，又接地气。常常顺手拈来，巧夺天工。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趣融于方寸之间，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又平白如水。

在文字的世界里，二伯不再是农民，他是鸿儒，是大师。一笔在手，倚马可待。

所幸，我上过一所叫“二伯”的大学，课程的精髓，概括起来是四个字：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