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玉良

父亲去世的那个夏天，94岁的母亲摔成骨折，住进了离家六十余公里的康复医院。从此，远方的她，成了我心头最沉的牵挂。每每赶去医院，只为坐在她床边，听她絮叨那些带着岁月醇香的家常。

母亲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一生劳苦，目不识丁。自从嫁给父亲那天起，她便用那双单薄的肩膀，倔强地扛起了我们这个家的半边天。在那个吃糠咽菜的年代，一件打满补丁的衣裳，洗得发白了，她也舍不得丢。即便寒冬腊月，她也常常光着脚不穿袜子，问起来只说一句：“不冷。”

作为母亲最小的幼子，我从小就寸步不离地黏在她身后。看她担水、做饭、砍柴、洗衣、种菜……母亲像一枚上紧了发条的陀螺，忙得脚不沾地。从我记事起，就看她从黎明忙到深夜。每逢赶集，天未亮她便下地摘菜，挑起沉甸甸的担子，徒步赶往两公里外的镇上，用辛劳撑起家。我总迈着小短腿跟在她身旁，看她额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砸进土里。偶尔，她会从衣袋里摸出一颗糖，悄悄塞进我手心。那种混合着泥土与劳作的“汗香”，成为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

母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能干妇女”。每到收获季节，她便开始酿米酒、打豆腐、磨红薯、擀面条、做腌菜，家里时常香气四溢。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打豆腐。黄豆成熟或岁末年关时，母亲便将上好的黄豆精挑细选，泡上一夜。第二天，她带着我提着豆子去有磨盘的邻居家。我站在她身旁，看她左手不停地往磨盘“嘴”里喂豆，右手慢慢推着把手。有时她会停下来，让我也学着放豆，然后抓着我的小手一起推磨。泡软的黄豆随磨齿碾磨，乳白的豆浆缓缓渗出，再经煮沸滤渣、点卤压型，一方方嫩白的豆腐便悄然成型。那温润绵长的豆香，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转眼到了我上学的年龄。父亲在外做活，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我调皮贪玩，衣裳常被划破大小不一的口子。晚饭后，夜色静谧，我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昏黄的光晕将母亲低头缝补的身影投在木屋墙上。她手指捏着针，在破洞处上下翻飞，宛如一段动人的剪影。我总忍不住偷偷抬眼，看她咬断线头、眯眼穿针的模样。那密密细细的针脚，缝进的，都是她无声的爱。

母亲骨子里有着一种惊人的坚韧。高一那年暑假，二姐远嫁七十公里外的他乡。一天傍晚，母亲望着二姐家的方向，忽然轻声说：“我想去看看她。”次日拂晓，我们便踏上了路途。没有直达班车，母亲又晕车，我们母子俩只能靠双脚，一路走，一路问。母亲和我穿着一双破旧的凉拖，翻过一座座高山，越过一条条沟壑，硬生生走了十七个小时。深夜敲开二姐家门时，母亲累得大口喘气，脚底磨出了好几个晶亮的水泡，可她看着二姐，脸上却漾着满足的笑容，只轻轻说了句：“见到了就好。”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沉默却坚不可摧的大山。

十八岁那年，我赴海南当兵。临走那天，父母起得特别早，帮我整理行囊、反复叮嘱，母亲默默地送我到路口。在那个电话稀缺的年代，家书成了唯一的牵挂。每逢周末，我和战友们常常以床为桌，写下一封封家书。目不识丁的父母每次收到我的信，便停下手中的农活，上门恳求邻居帮忙念信，回信代笔。他们在旁边一字一句地听着，然后又一字一句地回信，信中反复出现的总是那一句：“我们一切都好，你安心当兵！”字迹是别人的，可字里行间的牵挂，却是父母的。在纪律严明的军营里，我总能如期收到他们寄过来的家书。短短几行字，我总能在军营里反复品读几十遍。无论是在火热的训练场上，还是在偏远的哨所里采访，那些跨越山海的信笺，一次次点燃我刻苦拼搏的激情，成为我最坚实的精神支柱。渐渐地，我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发表的文章接连不断。30多年来，我先后被总部、军区和中央、省市级相关媒体百余次评为“优秀特约记者”“优秀特约通讯员”“新闻宣传标兵个人”等殊荣。这些沉甸甸的收获，就像母亲地里种下的庄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998年6月，我的散文《母爱》发表在《新闻汇报》。暑假探亲回家时，我无意间发现，母亲把报社寄过来的样报，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木箱子里，那里面整齐地放着我历年来穿过的旧军装。她一辈子不识字，不知道报纸上写的什么，更不知道我写的是她，可她却笃定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军校第二年寒假，我刚推开家门，母亲便迎上前来，满脸藏不住的欣喜，笑着对我说：“给你留了好东西，就等你回来。”那是四个月前她生日时，亲戚送来的大蛋糕，她和父亲一口都舍不得吃，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等我打开盒子，蛋糕早已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硬块。我抬头撞见她满眼期待的笑容，只觉得鼻尖一酸，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婚后，我与爱人两地分居。孩子出生后，我们四处寻找保姆，忙得焦头烂额。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母亲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说：“我来带。”那时父母年近八十，父亲身体不好，却一遍遍催她：“儿子有困难，得去帮衬。”就这样，母亲收拾行囊来到我身边。给孩子喂饭、陪他玩耍、深夜哄睡等，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每逢节假日归家，我总能看到母亲带着孙子在沙发上嬉笑，祖孙俩玩累了，便依偎着沉沉睡去。我和妻子不忍心惊醒这份温馨，只静静坐在一旁，听着一老一小高低起伏的鼾声。这鼾声伴着窗外蝉鸣，汇成世间最温柔的安眠曲。

2017年，因军队改革，我万般不舍地脱下穿了24载的军装。面对领导和战友们的惋惜，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那一刻，我心底唯一的念头，便是回家。当我悄然推开那扇熟悉的家门，一股熟悉的饭菜香气瞬间钻入鼻腔，灶台上的饭菜正蒸腾着暖暖的热气。母亲拄着拐杖，缓缓从屋里走出来，轻声说道：“昨夜梦到你回来了。”我扫地，她便倚着门框静静望着我；我修理凳子，她便安静地坐在一旁陪伴；我挑着畚箕去一公里外的地里种菜，她便拄着拐杖跟来帮忙，还一遍遍轻声叮嘱：“少做点，别累着。”我回过头，看着阳光里她佝偻如枯叶的身影，所有的委屈、不甘与迷茫，都被轻轻熨平。

近几年来，父亲病重，我们几个子女都因各自琐事缠身，没能陪在身边。母亲几乎独自承担了照顾他的全部重任。我们劝她别再种菜了，她嘴上答应，心里却早已盘算着地里该种什么。每次回家，总能看到她在田间地头忙碌。我心疼她，便在楼顶围了几块菜地。可没想到，她不仅把楼顶打理得绿油油，还照样把离家更远的几块荒地也种得满满当当，又专程从山上砍来树枝，一捆捆背回来，仔细编成篱笆。面对她的执拗，我时常想：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们，当年是怎么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成人的？如今日子好过了，又为何还这般辛苦？后来我渐渐明白——答案不在别处，就在她那双从不肯停歇的手上，在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烈日下，在她坐在煤油灯下安静缝补的剪影里……

2024年1月2日，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父亲离世。此后五个多月，我们一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还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直到有一天，她心情稍好，我们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这个消息。母亲听后，久久没有说话。我们知道，她的心情和我们一样一定非常悲痛，那份悲痛我们是无法体会到的。而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记忆渐渐模糊。每当去医院探望她时，偶尔她会问我：“你父亲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含着眼泪轻声说：“他去山上砍柴了。”母亲便不再说什么。我转过身，眼泪不自主地落了下来。

如今，母亲最大的心愿，不过是盼望着能重新站起来，回到她劳作了一辈子的家乡，看看老屋的母鸡有没有下蛋，瞧瞧后山的菜地有没有长出杂草。每次我去医院看她，只要听到我在门口的呼唤声，她便会立刻仰头，望向我快步走来的方向。当我小心翼翼推着轮椅，陪她看花草、赏节目时，她会开心地挥舞着老树皮似的手，眼底藏着孩童般的纯真。和她一起端详墙上挂着的斗笠蓑衣、屋角摆放的风车犁耙时，她眼神专注而温柔，仿佛岁月沉淀的所有醇香，都在她的眼眸里缓缓流淌。中午守着她浅眠，她总会悄悄翻身，静静凝望着坐在床边小憩的我。傍晚离别时，我紧紧握着她枯瘦苍老的手，总能看见她眼角缓缓淌下的泪水……

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每次去探望，即便记忆模糊，母亲总会一脸认真地问我：“从家里挑几担谷子去吃了吗？”我总会大声回应她：“挑啦，挑了好几担呢！”听到我的回答，她便会露出安心又满足的笑容，而我，看着她苍老又纯粹的笑脸，早已泪眼模糊。

蓦然，想起30年前，我发表在《海南日报》上的那首小诗：想家的时刻，是在淡淡的晨雾里，是在出操的队伍里。总把朦胧的雾气，看成母亲头上斑白的发丝；总把铿锵的步伐，听作母亲临别时殷殷的叮嘱……

责编：昌小英

一审：昌小英

二审：曾佰龙

三审：邹丽娜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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