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建

北宋庆历六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为楼作记，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向世人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滕子京成为“忧乐精神”的最先践行者，滕楼范文，珠联璧合，诞生了“岳阳楼先文化”。

庆历六年的政治背景

庆历年间，北宋王朝步入深水区。彼时，积贫积弱的弊病日益凸显，冗官、冗兵、冗费耗尽了国库，土地兼并让百姓啼饥号寒，阶级矛盾一触即发。在这样的危局下，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振臂高呼，发起“庆历新政”，试图通过精简吏治、兴修水利等举措力挽狂澜。然而，改革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奶酪，朝堂之上党争骤起，奸佞之臣罗织罪名、肆意攻讦。最终，新政如昙花一现，旋即夭折。这场政治风暴，将范仲淹、滕子京等志士推入贬谪的深渊，却也恰恰为“岳阳楼先文化”的诞生，埋下了悲壮而深沉的伏笔。

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科进士，二人志同道合，情逾手足。他一生刚正不阿，在西北边陲御敌时，曾立下赫赫战功。庆历四年，任庆州知州时，恰逢大旱，他果断动用官库银两赈灾，又截留商税充作军饷，解了百姓与边防的燃眉之急。然而，此举却遭政敌恶意构陷，诬其“滥用公使钱”。庆历四年春，这位一心为民的能吏蒙冤被贬，谪守岳州。身处逆境，滕子京并未消沉颓废，而是将满腔悲愤化为造福一方的动力，在岳州励精图治，与远在邓州的范仲淹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先忧后乐”的精神丰碑。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

滕子京谪守岳州，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以及那座饱经风霜、摇摇欲坠的岳阳楼。这座江南名楼曾是何等辉煌，如今却是断壁残垣。滕子京心怀悲悯与壮志，决心重修此楼。他没有坐等朝廷拨款，凭借个人魅力与清廉声望，发动民间力量，化三角债融资，“所得近万缗”，用于修缮。从勘察设计到选材施工，他事必躬亲，历时近两年，终于在庆历六年让岳阳楼涅槃重生。楼成之后，他命人绘制《洞庭秋晚图》，连同书信一并送往邠州后转邓州，邀请挚友范仲淹为楼作记，由此开启了文坛的一段千古佳话。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绝非仅为造一景观，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躬身践行。彼时他身负“罪臣”之名，本可独善其身，混迹山水。但他心中装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百姓疾苦与文化传承。他深知，重修此楼不仅是为了“增其旧制”，更是为了提振岳州百姓的精神面貌。在资金匮乏、非议四起的情况下，他顶住压力，甚至不惜变卖私产，只为兑现对一方水土的承诺。这种在逆境中不改初心、在困顿中为民谋利的情怀，正是“忧乐精神”的最初原型，也为范仲淹后来的千古一叹提供了最鲜活的注脚。

范仲淹作《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邓州花洲书院内，秋风萧瑟。范仲淹接过滕子京的来信与《洞庭秋晚图》，心中百感交集。此时的他，亦是贬谪之身，与滕子京同病相怜。看着画中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读着挚友在逆境中依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政绩，范仲淹既感佩又痛惜。他明白，滕子京邀他作记，不仅是求一篇美文，更是在寻求精神上的共鸣与支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两位志士通过文字跨越时空，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对话。范仲淹挥毫泼墨，借楼抒怀，将个人的忧愤升华为家国的担当，最终成就了那篇光照日月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以神来之笔描绘洞庭胜景，“衔远山，吞长江”，气象万千。但范仲淹并未沉溺于景物之美，而是笔锋急转，直探“古仁人之心”。他对比“迁客骚人”的悲喜之情，敬仰“古人仁之心”，最终喊出了震古烁今的最强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对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精神的最高褒奖，更是范仲淹毕生政治抱负的浓缩。他主张士大夫应超越个人得失，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要心系苍生社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使《岳阳楼记》超越了普通楼记的范畴，成为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巅峰之作。

“岳阳楼先文化”的诞生

“岳阳楼先文化”，是以“先忧后乐”为核心，融合了滕子京的实干精神与范仲淹的理想情怀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其内涵在于“先”字——敢为人先的担当，身先士卒的勇气，一马当先的豪情。它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吟咏，更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一种在困境中坚守道义、在逆境中创造价值的生存智慧。这种文化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与穿透力，它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纯粹的家国情怀。

自诞生之日起，“岳阳楼先文化”便如洪钟大吕，响彻历史长河。《岳阳楼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先忧后乐”也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闪烁着这一精神的光芒。在现代，“岳阳楼先文化”依然焕发着生机，它激励着人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计个人得失，勇挑重担。岳阳楼也因此不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座屹立于中华民族精神高地的永恒丰碑。

滕楼范文珠联璧合

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友情，是“岳阳楼先文化”诞生的催化剂。这种友情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与高尚的人格之上。滕子京在逆境中重修岳阳楼，是为践行“忧乐”精神；他邀范仲淹作记，是为寻找灵魂知己。范仲淹不因滕子京“罪臣”身份而避嫌，反而倾注深情写下《岳阳楼记》，既是对友人的慰藉，也是对正义的声张。这种“同其尘而独其醒”的默契，让滕楼与范文的结合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与光辉。

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与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堪称“珠联璧合，双璧同辉”。若无滕子京的实干，岳阳楼难复昔日雄姿，便少了物质载体；若无范仲淹的妙笔，岳阳楼或许仅止于江南一景，难登精神殿堂。二者相辅相成，使岳阳楼从一座普通的楼阁，升华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地标。这种结合，不仅创造了极高的文学与建筑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种中国文人的精神坐标，让“先忧后乐”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光照千秋，永不过时。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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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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