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梁

当2026年4月22日的朝阳洒在沈阳桃仙机场的跑道上，当歼一20的那翼载着12位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划破长空，当歼一20编队以“红鹰”的姿态护航在侧，那片76年前被炮火染红的朝鲜天空，仿佛与今日的万里晴空重叠。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我们岳阳地区文工团原副团长李一训。

这位当年背着三弦入朝的文艺兵，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名字会与“英雄”二字紧紧相连。在硝烟弥漫的坑道里，当头顶炮弹炸得土石簌簌掉落，当战友们的喘息与枪炮声交织成最悲壮的背景音，他却抱着那把磨得发亮的三弦，和战友们一起唱起了《我的祖国》。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璀璨的灯光，坑道壁上的弹痕是最厚重的幕布，战士们布满血污的脸庞是最真挚的观众。他用弦音驱散恐惧，用歌声点燃希望，把文艺的火种种在最靠近死亡的地方。

李一训（左二）在上甘岭坑道前与文工团战友合影​。

李一训回到祖国，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带着坑道里淬炼出的坚韧，在部队文工团继续为官兵们演出，转业后又扎根地方，把对文艺的热爱播撒在平凡的土地上。他的一生，从未远离过“奉献”二字——就像那些今日归来的烈士，用生命守护了山河无恙；而他用文艺的力量，守护着英雄们的精神火种。

当运—20B的舱门缓缓打开，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被缓缓抬下，我仿佛听见了李一训三弦声再次响起，和着《我的祖国》的旋律，穿过76年的时光，迎接英雄们回家。这旋律里，有对烈士的缅怀，有对初心的坚守，更有对所有像李一训一样，把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的文艺战士们的致敬。

英雄从未远去，他们的精神，在每一次迎接英灵的仪式里，在每一段传承不息的歌声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里，永远鲜活。而他们的故事，该由我们继续讲下去。以乐为炬，照亮来时的路，也照亮我们要去的远方。这，就是我创办交响乐团的意义。

祁水山峦传琴声

湖南腹地，祁山巍巍，祁水蜿蜒。在原衡阳市祁阳一个被翠竹环抱的小镇文明铺（现归属永州市）。清晨的薄雾常被一阵清越悠悠的三弦琴声刺破，弹三弦的青年叫李一训，时年16岁。三弦是他祖父传给他的。几代人的摩挲，琴头的雕花被岁月磨得温润，琴身几道浅痕里，藏着李家三代指尖温润紫色的光泽。

李一训6岁失去母亲，靠父亲在文明铺开了个小餐饮店为生（当地叫伙铺）。祖父见他聪明，就手把手地教他学三弦，由于他的天赋与热爱，让他在枯燥生活与求学之余，将满腔心事与对山外世界的想象，都倾注在这把三弦琴之中。三弦的声音，时而如祁水潺潺，婉转低回，时而又似山风过岭，高亢激越，这留声是他青春的注脚，也隐隐指向一条他自己尚未清晰宛见的道路。

1950年的风，带着朝鲜半岛的硝烟味，飘到了祁阳文明铺的红土地上。文明铺总能看见李一训攥着拳头，望着铺口那条尘土飞扬的路。第一批志愿军过文明铺时，他偷偷跑到征兵站磨了整整半天要参军，却被父亲硬拽回了家。“你爹我开个伙铺不容易，就盼着你守住这个伙铺店安稳过日子！”父亲的烟袋锅子在门槛上敲得梆梆响，“枪子儿不长眼，你那身板子去了前线，不是送死吗？”李一训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盯着墙上贴的解放军画报，指尖一遍遍摩挲着战士们的钢盔。窗外对面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像极了征兵横幅上的红。

没过多久，第二批招兵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镇子，这次是招文艺兵，说是去部队里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李一训参军的心又活了。他打算到镇上找招兵干部说情。可刚摸到门闩，就被父亲堵个正着。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打断你的腿！”那天晚上，李一训被锁在了西厢房。窗外的虫鸣聒噪得很，他趴在窗台上，听见镇上的大喇叭里唱“雄赳赳气昂昂”，他的眼泪啪嗒啪嗒砸在窗棂上。

后半夜的月光，把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李一训摸着被父亲打红的胳膊，突然看见窗台上那盆自己种的太阳花，正顶着花苞往月光里钻。他咬咬牙，抱着三弦，搬过屋里的木凳，踩着凳上了窗台。窗台很窄，他挤出去时，被木刺划破了胳膊，血珠滴在窗台上，像一朵小红梅。镇子征兵站的灯还亮着。李一训抱着祖父传给他的三弦，推开征兵站的门，干部正在收拾着征兵表格。“首长，我要当文艺兵！”他攥着流血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我会弹三弦、打小鼓，会唱《东方红》，还会跳秧歌舞，我会给战士们鼓劲！”征兵站的干部看着这个满脸倔强的少年，又看了看胳膊上的伤，“你会弹三弦，那就给我们弹一曲！”李一训随即将三弦琴音调好，弹了一曲《苏武牧羊》，弦声苍劲，听得征兵干部红了眼：“就你了，文工团正缺你这样的好乐手。”在表格栏里写下“李一训”三个字。

第二天清晨，李一训父亲踹开西厢房的门，只见敞开的窗户和窗台上那朵刚开的太阳花。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远处的军号声。他蹲在门槛上，烟袋锅子半天没点着，最后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那是李一训小时候，戴着父亲的草帽，举着木枪喊“冲啊”的样子。他猛然站起身来，朝招兵站走去。“你们把我儿子招去当兵，应该打个收条。”兵站同志笑着解释：“入伍是自愿，你儿子当兵也是全家光荣啊！当地政府每年还会来你家慰问。”李一训父亲无奈地回去了。出发那天，李一训趴在车窗上，看见父亲站在站台尽头，手里挥着烟袋杆子。

李一训拿出三弦，弹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三弦的琴声穿过了田野、穿过了红土地、飘向了远方的战场。

三弦犹伴战歌昂

1951年3月，鸭绿江的风卷着冬季的寒意吹得岸边结成冰的树枝叮当响，李一训背着背包带着三弦琴，站在志愿军文工团的队伍里，望着江对岸朝鲜半岛上隐约的火光，手心微微出汗。作为一名刚入伍的文艺兵，他曾在部队晚会上弹过几回《东方红》，赢得满堂掌声，但此刻，三弦的琴声清越似乎压不住远处传来的炮声。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前线的战士们听到家乡的声音，听到胜利的声音。”文工团长的声音在队伍里响起。李一训跟着大部队踏上了过江的列车，他把三弦琴紧紧抱在怀里，琴盒里裹着两层棉花。火车在夜色里疾驰，窗外偶尔闪过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把车厢照得惨白。同车文工团战友大多和他年纪相仿，有人抱着快板，有人背着胡琴，没人说话，只听见车厢连接处在寒风中“哐当，哐当”作响。与战士们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为了缓解车厢内的沉闷，李一训打开琴盒，拿起三弦琴随即弹起了《东方红》，这首曲子成为战地生涯的一首序曲。

真正的战场，比想象中更残酷。他们首场演出阵地，是五圣山脚下那些被炮火啃得残缺的坑道。第一次进坑道，李一训差点摔了跟头——坑道高度不足一米五，得弓着腰才能走，地上铺着碎石和战士们的背包，空气里混着硝烟，汗水和潮湿的泥土气息。远处传来的炮声，震得坑道顶部的碎石簌簌掉落。

那天要慰问的是坚守在597、9高地的一个连。战士们挤在坑道深处，身上的棉衣被硝烟熏得发黑，脸上还沾着泥土，可眼睛亮得像星星。李一训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把三弦往腿上一放，指尖刚碰到琴弦，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是炮弹落地的巨响，坑道的马灯瞬间灭了。黑暗中，有人喊“别慌！是敌机的冷炮！”李一训却稳稳拨出一个音——是《志愿军战歌》的前奏。琴声在狭窄的坑道里回荡，起初还有些颤抖，可当战士们跟着节拍低声哼唱起来，弦声渐渐变得铿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混着坑道外的炮声。竟有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唱到“打败美帝野心狼”时，坑道里响起一片掌声，有人把搪瓷缸敲得“叮当”响，还有人抹起了眼泪。

1951年夏，第五次战役打响，文工团响应“上高山，进坑道，上火线”的号召，化整为零深入前沿阵地。李一训跟着三人小分队，在炮火的间隙穿梭于战壕与坑道之间。他们的演出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有时他在战壕或山坡上弹起三弦，有时就在坑道的空地上席地而坐。

一次在阻击战的前沿阵地，李一训刚弹完一段《南泥湾》，敌机的轰炸突然袭来。他抱着三弦滚进旁边的弹坑，泥土和碎石落在身上，耳边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等炮火稍歇，他爬起来一看，刚才演奏的地方已被炸出一个大坑。小分队的战友拉着他转移，却被阵地上的连长拦住：“同志，再弹一段吧，战士们刚打退敌人一次进攻，还需要鼓劲！”李一训抹了抹脸上的泥土，重新拿起三弦。这一次，他自弹、自编、自唱一段小曲:

湘江水，流得长，

我离家乡赴战场。

三弦一响士气振，

志愿军儿志如钢。

枪林弹雨浑不怕，

保家卫国勇担当。

雪卧寒疆餐霜露，

血洒高岭护金汤。

亲倚柴门望归雁，

我携春风入故乡。

三弦的声音在炮火的余音中响起，穿透弥漫的硝烟，传到每个坚守战壕里的战士耳中。有的战士跟着旋律轻轻学唱，有的握紧了手中的钢枪，眼神愈发坚定。那天，他们在阵地上演出了五场，直到夜幕降临，才借着夜色的掩护转移。

从那以后，李一训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各坑道。有时候，他们要趁着夜色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猫着腰在交通壕里跑，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过，身边的土块打得四溅。有一次去前沿哨卡演出，他和战友们刚爬上山头，就听见敌机的轰鸣声，大家赶紧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炸弹在不远处炸开，气浪把他的琴盒掀翻，三弦琴滚得老远，琴身上蹭掉了一块漆。

在坑道的日子里，三弦琴成了战士们的精神支柱。李一训会把战士们的故事编成段子：唱那个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的小战士，唱那个在雪地里坚守三天三夜的班长，唱那个把最后一口水给伤员的卫生员。有时候，战士们也会接过他的三弦琴，笨拙地拨弄几下，跟着哼几句家乡的小调。有个来自山东的战士，总爱让他弹《沂蒙山小调》，说“听着这调儿，就像回到了老家麦地里。”

之后的日子里，这样的场景成了常态。李一训曾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冻得手指几乎握不住三弦，他仍坚持弹完最后一个音符；也曾在转移途中，抱着三弦躲过敌机低空扫射；还曾在坑道里，为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弹完他家乡的民歌，直到战士安详地闭上双眼。他的三弦，成为前线战士们的“精神食粮”，有人说，听到李一训的三弦琴声，就知道阵地还在，希望还在。

没有演出任务，李一训总爱找个隐蔽的山坡练习三弦。他会选在清晨五点，趁敌机还没开始活动，坐在被炮火削去半截的树干上，让三弦声伴着山间的晨雾飘向阵地。他练习的曲目越来越多，既有《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激昂乐章，也有《茉莉花》这样的江南小调。有时弹着，会有战士从战壕探出头来，跟着旋律轻轻打拍子；有时，附近坑道的战士会端着搪瓷缸走过来，递给他一口热水：“小李，歇会再练，你的三弦我们都听见了。”

有一回他正沉浸在《松花江上》的旋律中，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掌声。回头一看，是几位刚从国内来的慰问团成员。“小伙子，弹得真好，这三弦声音里有故事啊。”一位老艺术家握着他的手说。那天，李一训和慰问团的成员聊了很久，他们教他新的演奏技巧，给他讲国内的建设情况，李一训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三弦不仅能鼓舞前线的战士还能连接后方的牵挂。

国内的慰问，使李一训的练习更加刻苦。他把战友们的故事，阵地的风声，炮火的轰鸣都融入演奏中，他的三弦不再是乐器，而是成了传递情感的纽带。

在朝鲜战场五年里，李一训记不清自己在多少个坑道、多少条战壕里演奏过。他的足迹遍布五圣山、上甘岭多个前沿阵地，累计演出超过了多少场，他已记不清了。他用三弦陪伴战士们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日夜，也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胜利的喜悦。

1952年上甘岭战役期间，李一训所在的小分队坚守在前沿坑道47天。他们在坑道里为战友们演出，用歌声和三弦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战役结束后，李一训荣立了三等功，文工团的表扬信里写着：“李一训同志的三弦，是为武器，深入火线，鼓舞士气，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文工团的表彰大会上，团长在总结会上说：“李一训的三弦，是我们文工团的冲锋号。”

琴韵声声诉峥嵘

1956年初春，鸭绿江的风还带着硝烟的味道，一列满载志愿军战士的列车正朝祖国的方向疾驰，车厢里，李一训抱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布包，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包里的褶皱，那里装着他的三弦。

作为志愿军文工团的一员，他在朝鲜阵地用三弦为战友们带来过无数慰藉，而此刻，他的心里既满是归乡的憧憬，也藏着对未来的忐忑——他即将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开启一段全新的艺术征程。

列车驶入北京站时，站前广场上飘扬的红旗让李一训的眼睛瞬间湿润了。战友文工团的接待人员早已等候在站台，接过他手中的行李时笑着说“早就听说朝鲜战场上有个一人顶一个乐队的李一训，以后咱们就是战友了！”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在军内外都有着极高的声誉，团里汇聚了大批顶尖的艺术家。初到这里，李一训既兴奋又紧张，他知道，这是一个能让他学到更多知识的地方。团里的老艺术家对这个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年轻人，格外关照。晨耕、唐河这些著名的作曲家常常和他探讨音乐创作，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这些歌唱家，也会在他演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战友文工团的日子里，李一训业务进步很快，学会了好几种乐器，三弦、手风琴、竹笛、二胡，团里的同志开玩笑说：“你真是个万金油。”此时的他，担任了乐队分队长，他的艺术视野也不断拓宽。他不会再满足于传统的演奏技巧，开始尝试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融合。有一次团里排演大型歌剧，李一训提出用三弦为西洋管弦乐伴奏，一开始大家都有些犹豫，他把三弦与小提琴、大提琴、管乐的旋律织在一起时，所有人都眼前一亮——那独特的音色不仅没显得突兀，反而为整个乐曲增添了一份厚重韵味。

这次尝试的成功，让李一训更加坚定了创新的决心，他开始在各种演出中大胆尝试，让古老的民族乐器焕发出新的生机。

1957年，团里决定派李一训去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学习长笛。接到通知时，李一训既意外又惊喜。长笛是西洋乐器，他之前只在演出和乐队合奏过，自己从未碰过。但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既然组织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学好。

李一训从北京启程，正是春季，他坐上列车一路向南，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河南境内的田野已是一片油绿，半尺高的麦苗在风里翻着绿浪，田埂边的山桃，野迎春星星点点，把大地的春日晕染得生机勃勃。待到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浩渺江水之上，江风裹着湿润的春意扑面而来，龟山蛇山的新绿在烟雾中隐若隐现，黄鹤楼的飞檐在春日暖阳下格外灵动。

进入湖南老家，岳阳楼下，洞庭湖水“浩浩荡荡”“水天一色，风月无边”，湘江两岸的垂柳已笼着如烟的绿，橘子洲头的草地开始泛着新翠，岳麓山的杜鹃正攒着花苞，仿佛下一秒就要燃遍山峦。车窗外的景致愈发葱郁，田埂上的紫云英铺着紫蓝色的绒毯，农舍的油菜花漾着金色，连风里都裹着湿润的草木清香。

当列车驶入广州站时，扑面而来的是羊城的姹紫嫣红。海珠湿地的紫荆花道如云似雾，白云山的云台花园，郁金香铺满展成的彩色织锦。

从北京的古雅春韵，到中原的田野新绿，再到岭南的繁花似锦，这一路南下，真是春跨风，跨越千里的信笺，把北国的春愁与南国春盛，一笔画写在了中国大地。

来到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李一训才发现，教他的竟是两位东德朋友（德国是二战战败国，当时分为东德、西德，那时德国还未统一）——汉斯和卡尔。汉斯曾是柏林爱乐团的长笛手，卡尔则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他们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担任音乐顾问。

第一次见到汉斯和卡尔时，李一训还有些拘谨。汉斯却笑着拍他的肩膀，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听说你是中国的乐器大王，我们很期待和你一起学习！”卡尔则递给他一支崭新的长笛：“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它能成为你的新伙伴。”

从那天起，李一训就跟着两位老师开始了艰苦的学习。长笛的演奏技巧和民族乐器截然不同，光是持笛的姿势，他就练了整整一个星期。汉斯告诉他：“演奏长笛最重要的是气息，就像你们中国功夫里的，气沉丹田，要让气息从肚子里出来，而不是从喉咙里挤出来。”

为了练习气息，李一训每天天不亮就跑到珠江边，对着江面吹长音，一吹就是一个小时，有时候练得头晕眼花，他就蹲在地上歇一会儿，缓过劲来再继续。卡尔则教他如何运用手指的力量，“手指要像在琴键上跳舞，既要灵活，又要有力。”李一训按照老师的要求，反复练习音阶，从慢到快，从简单到复杂，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也毫不在意。而两位老师对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赞不绝口，汉斯说：“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也最努力的学生，假以时日，你一定能成为优秀的长笛演奏家。”

在学习长笛过程中，李一训和两位东德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音乐充满了好奇，李一训给他俩弹三弦，吹竹笛，讲中国音乐的独特韵味。他也从两位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西洋音乐理论和技巧，他开始尝试将中西音乐融合在一起，用长笛演奏中国的民间乐曲，用三弦伴奏西洋歌剧。有一次，他们三人合作一首《茉莉花》，李一训用三弦演奏主旋律，汉斯用钢琴伴奏，卡尔则用手鼓打出节奏，中西乐器的完美融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倾倒。

李一训结束了一年多的长笛学习，带着一身新的本领回到北京战友文工团。团里为他举行了一场小型汇报演出，当他拿起长笛，吹奏出自己改编的《二泉映月》时，台下的艺术家纷纷站起身来鼓掌。晨耕激动地说：“一训，你这趟真是没白去，把西洋乐器玩出了中国味道！”

1958年，一纸调令让李一训走进了总政军乐团大门。这里的空气都弥漫着严苛的气息，演奏员们站在烈日下纹丝不动，汗水顺着笛管滑落，却没人抬手擦拭；合练时哪怕一个音符的偏差，都会被指挥的眼睛捕捉。李一训不仅要继续精进长笛的技艺，还要从零开始学习指挥。为了记住复杂的指挥手势，他在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手势图解，吃饭时比画，走路时默念；为了练就“站3个小时不倒，吹3个小时不出错”的硬功，他在腿上绑着沙袋站军姿，吹到嘴唇发麻就用凉水漱口，稍作休息又拿起长笛。

最艰难的是备战全军军乐汇演那段日子。李一训作为长笛首席，他的演奏是整个声部的“定盘星”，他又是分队长，还要协调声部的训练进度。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凌晨五点起床练习指挥手势，白天带领声部反复打磨。有一次，为达到“千人如一人”的演奏效果，军乐团进行了连续12个小时的合练。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李一训的手臂已抬不起来，嘴唇也肿得像发面馒头。他坐在台阶上，看着夕阳把战友们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忽然想起了在广州战士歌舞团的日子。那时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努力，直到走进军乐团才明白，真正的军人，要把每一次训练都当成战斗。汇演前的最后一次考核，李一训带领的长笛声部出现了一个细微的节奏偏差。他没有指责队员，而是自己关在训练室里，一遍一遍地听录音找问题。为了让声部的节奏与整个乐团完全契合，他带着队员们对着节拍器练了整整三天，每个十六分音符都反复打磨。考核当天，当长笛声部的旋律如清泉般融入整个乐团的洪流，指挥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一刻李一训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两年的时光，李一训的指挥棒也从颤抖变得沉稳，在全军军乐汇报中拿下了金奖。当他站在指挥台上，看着台下整齐列队的演奏员，听着长笛声部如清泉般的旋律融入整个乐队的洪流，他知道，自己终于读懂了老班长的话——长笛里装的不是音符，是军人的忠诚与担当。

在总政军乐团这些年里，李一训的技艺愈发精湛。他记得1958年国庆阅兵排练，北京的八月酷暑难耐，排练厅吊扇吱吱作响，每个人的军礼服都能拧出水来。他站在长笛声部首席，目光紧紧追随着指挥的手势，汗水滴在长笛的按键上，晕开小小的水渍。当阅兵式上，他们的乐声伴着受阅部队的正步声震动天安门广场时，李一训望着城楼上飘着的红旗，忽然觉得所有的汗水都有了归宿。

往后日子里，李一训带着分队的年轻人泡在排练厅里。为了准备迎接外宾的演出，他们对着录音带反复抠细节，每一个音符的强弱，每一个换气的停顿，都要练上几十遍。有一次为了吹好《茉莉花》里的滑音，李一训带队员们去郊外的茶园，听风吹过茶树的声音，感受江南小调里的柔婉。当外宾在听到演奏完走到身后鼓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好听”时，李一训看见了年轻队员们脸上的骄傲，像极了当年他自己。

李训调总政军乐团担任指挥。​

从进总政军乐团那些年里，李一训足迹遍布京城的各个会场。人民大会堂的穹顶下，他们的乐声见证过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国庆庆典的观礼台前，他们用长笛的旋律为游行队伍伴奏。李一训的长笛却磨得温润，笛身上刻着的细小划痕，是岁月留下的勋章。

然而，平静的时光在1968被彻底打破。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文艺界，李一训也未能幸免，他不肯同流合污，但莫须有的罪名就强加在他身上，并遭到他们迫害，曾经的荣誉被肆意践踏。那天，几个红卫兵造反派带走了李一训的长笛和军礼服。他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手里还留着长笛按键的冰凉。不久后，造反派给了他三条路：一、穿军装去部队“五七干校”；二、穿军装去东北北大荒农场；三、转业回地方。李一训与夫人商量，最终选择了回湖南老家。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家人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火车开动时，李一训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小的铜哨，那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用弹壳磨的。他放在嘴边吹了一下，尖锐的哨声在车厢里散开，恍惚间，他仿佛又听到了排练厅里的合练声，听见了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听见了年轻的自己，听见了在朝鲜坑道里用三弦为战友弹的那支家乡小调《浏阳河》。

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李一训把铜哨紧紧握在手心。长笛的声部或许暂停了，但那些刻在岁月里的旋律，会永远在他心里回响，像不灭的火种，温暖着往后的每一个日子。

艺垦洞庭第一犁

1969年，李一训脱下十几年的军装，没有回到魂牵梦萦的祁阳文明铺镇，而是带着妻子儿女，踏上了洞庭湖畔的土地岳阳。彼时的岳阳，文艺土壤基本贫瘠如同冬日的湖滩——没有专业文工团，特别是寥寥无几的西洋弦乐和铜管。但李一训的行囊里，装着部队文工团淬炼出的一身本事，更装了一颗要让文艺之花在洞庭湖畔绽放的决心。

同年岳阳地区文工团正式成立，李一训担任了文工团业务副团长，但手上没有演员，没有乐器，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一头扎进基层的烟火里，四处奔波。李一训有一股蛮劲，不怕辛苦，不怕累，每天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到学校、工厂、农村各县专业剧团寻找有天赋的文艺苗子。有一天，他刚从黄盖湖、钱粮湖农场招来几名长沙“知青”。刚回团，就听说岳阳水泥厂有一位二胡拉得非常好的乐手，他顾不上休息，带着同事又马不停蹄前往水泥厂赶。到了厂办，李一训说明了来意，厂办主任匆忙找到文岁庚说：“岳阳地区文工团来了两位领导要你拉二胡，你把二胡拿到厂部办公室来吧！”文岁庚到宿舍拿着二胡，穿着满身灰尘的工作服，一路小跑来到厂办。走进办公室，除了厂办主任，还有两位陌生面孔，文岁庚后来才知道一位是文工团的团长，另一位是文工团搞创作的宫上达。文岁庚看见面前一位气宇不凡，带着一口浓郁的祁阳口音普通话：“听说你的二胡拉得很好，拉一首曲子给我们听听……”文岁庚没多想“好的，我就拉一首《三门峡畅想曲》”。这首二胡独奏曲创作于1960年，刘文金作曲。20世纪1960年中央音乐学院二胡毕业曲目，难度较高。乐曲拉到一半，突然听见“不要拉了，停下来”，文岁庚诧异地看着李一训，他略带微笑地接着说：“明天到地区文工团来报到！”文岁庚至今还记忆犹新。文岁庚没有辜负李一训的培养，进团后，成为文工团乐队核心力量，并担任了文工团乐队队长，在文工团改行吹双簧管，是湖南省有名的双簧管手。

文工团的配置招齐后，演出都是些小节目。此时，李一训作出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想法：我们团应该排练高难度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消息传开，质疑声一片——“都是刚招进团不久的新人，各方面条件达不到跳芭蕾舞的要求，怎么去跳芭蕾舞？”李一训也没辩解，他与团政委、团长一起商量讨论，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班子成员一致同意了他的想法，决定派人去上海采购芭蕾舞鞋和与排《白毛女》有关的道具、服装、灯光等。而自己亲自带着主要演员和乐手，一起乘坐火车前往武汉歌舞剧院，一对一地学习芭蕾舞剧《白毛女》。他每天除与歌剧院指挥交流外，自己也蹲在排练厅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回团后，大家开始高强度进行训练，李一训比谁都要求严格。演员们的动作不到位，就叫在武汉负责学习的演员一遍遍地示范，很多舞蹈演员的足尖都磨出了血，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独唱与伴唱演员的气息不稳，他就要求大家从清晨练到深夜，嗓子有时哑得说不出话。乐队更是辛苦，有些民族乐手改行小提琴、大提琴、木管、铜管乐器的同时，还要学习五线谱，可想难度有多大。他们抓住这个机遇，强化自己不放弃任何时间刻苦钻研。

李一训的严格要求在文工团是出了名的。每天天不亮，他的哨子会在操坪响起，那尖锐又响亮的声音，成了团员们最熟悉的晨曲。隆冬时节，洞庭湖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人，他把管乐手带到雪地里练长音，他说：“长音要像湖面上的风，稳得住、传得远。”他亲自示范着呼吸的节奏，“你们看，像这样，把气沉到丹田，再缓缓送出去，声音才能稳得住。”

他的手冻得通红，指尖却依旧灵活地打着节拍，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得像教科书，乐手们看着团长冻得发紫的嘴唇，却依旧带着饱满的热情指导大家，心里的那点寒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滚烫的干劲。

无论是三伏天的烈日，还是三九严寒，李一训团长始终和乐手们并肩作战。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一支优秀的乐队，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在他严格要求下，岳阳地区文工团乐队的每一个乐手都像被打磨过的利刃，在一次次排练中愈发锋利，准备着在舞台上绽放出最耀眼幻光

短短几个月里，大家的汗与血没有白流。当演出的那一天，岳阳大剧场挤得水泄不通，李一训兼任首席指挥。当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幕布缓缓缓地拉开，聚光灯已刺破舞台的昏暗，铜管乐如惊雷般骤然炸响，厚重的音浪带着天崩地裂的力量席卷而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积压已久的怒火在喷发，粗粝、滚烫，就在这激荡的余音里，首席小提琴罗复常先生，拉出一缕清越如冰泉的旋律悄悄漫出——是小提琴的旋律像深夜寒风悄然绽放的一缕微光，起初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而后越发清晰，愈发悠扬。

小提琴是“弦乐之魂，乐团第二号人物，他的地位仅次于指挥，是连接指挥与整个乐团的桥梁。他的弓法仿佛拥有魔力，既能在《白毛女》的旋律里，用细腻揉弦与高低把位流畅切换，织出喜儿从头的柔婉期盼；也能在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以钢劲运弓，让每一个音符都化作刺向黑暗的利刃，精准锚定整部剧情的音乐脉搏，也是乐队里的“定盘星”。

“喜儿”扮演者魏英穿着芭蕾鞋在《白毛女》的旋律里，她的足尖点地，细碎的小跳像春雀啄雪，轻盈地跟着雪花起舞飘起的表演。“大春”扮演者黄小宝凌空大跳、足尖点地，如苍鹰振翅骤然腾空而起，身形在舞台中央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双臂舒展随着节奏自然摆动，既有豪迈刚劲跃动的身影，也像一团燃烧的火，点燃了舞台的希望之光。

女高音刘燕如泣如诉的女声，是喜儿灵魂的低语。她唱到《北风吹》里那段婉转又带着凄惶的调子，像寒风夜里卷着雪粒的风，她对父归的期盼，对命运的无助揉进每一个颤部里；《我要活》女高音王希珍在这段唱段中，声音从压抑的呜咽陡然拔起，如崖缝里钻出的藤蔓，带着九死不悔的韧劲，将喜儿在绝境里挣扎求生欲铺陈得淋漓尽致。她像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风格，更是把这份民族韵味刻进西洋声乐的细腻共鸣，像一把蘸了血泪的梳子，梳开旧社会底层女性的苦难，也梳出她们骨子里的倔强。

男高音陈剑白的唱腔厚重有力，声音鼓点砸出杨白劳在风雪里佝偻的脊梁，《太阳出来了》的高音冲破云层，像八路军的号角。带着燎原的热望，把翻身的狂喜砸进每一寸土地。他与混声如行军的铁蹄，踏碎封建枷锁的桎梏，那是千万觉醒农民的怒吼，是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铿锵足音。

台下观众鸦雀无声。最后，大幕落下的瞬间，观众先是愣住了几秒，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高喊“演得真好”，有人抹着眼泪说“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戏，舞台灯光布景太美了。”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十几分钟，没人愿意离开，还多想看看舞台上高水平的演员和场景。李一训站在乐池指挥台，看着台下亮起的一张张笑脸，想起了演出前乐队在雪地里吹长声的清晨，想起了高强度芭蕾舞演员的排练，休息瘫坐在地板上，汗水浸湿了她们的练功服；乐手靠在椅背上，疲惫地闭上眼睛。排练厅镜子里映着他们年轻的脸庞，也映着那些因反复练习而留下的伤痕——舞蹈脚背上的老茧、乐手手指上的茧子、自己额头上的皱纹。这些伤痕，都是为艺术付出的追求。

剧场的灯光终于熄灭了，但足尖与琴键碰撞出的旋律，却依旧在空中回荡，仿佛在诉说着关于热爱与坚持的故事。而明天，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排练厅，他们又将重新站在排练厅镜子面前，拿起舞鞋与乐器，继续在足尖与琴键上淬火。他想到这些，更坚定了—定要将这支文艺队伍向观众绽放出最耀眼光芒的信心。

此后，《红色娘子军》的飒爽英姿，《智取威虎山》的豪迈唱腔，《杜鹃山》的革命情怀，一次次在岳阳的舞台上绽放。李一训带着文工团把演出送到乡下的晒谷场、工厂车间、部队的营房，洞庭湖畔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他们的歌声和笑声。

可就在文工团的事业如日中天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也波及文工团，李一训首当其冲。批他重文艺不重政治，满脑子儒法思想，一项项“重业务轻政治”宣扬儒法斗争的帽子，劈头盖脸砸向他。他想辩解，说自己排的都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这些都是“样板戏”，练功也是更好地演好英雄人物。不管李一训怎么辩解，解释，正常业务工作还是污名化，批判他是“儒法思想”“不重政治”不符合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

1974年，再次打破了他人生中的平静——组织上调他去桃林铅锌矿负责宣传工作。接到通知的那天，李一训在排厅里待了很久。他摸着舞台上的地板，那里还留着演员们练舞磨出的痕迹；他拿起墙角的三弦琴，那是他祖传而且在朝鲜战场立过功带回的老伙计。第二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吹响哨子，只是这次哨声里多几分沙哑，集合队伍里，有人红了眼眶，有人偷偷抹眼泪。李一训看着和自己一起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想说什么，却最终化作一句：“好好练，别给岳阳文工团丢脸，以后的舞台还大着呢！”

汽车驶出岳阳城时，李一训依依不舍回头望了一眼。此时，洞庭湖畔的柳树抽出了新芽，风里似乎还飘着《白毛女》的旋律。他知道，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文艺种子，已经生根发芽，而那些在排练厅的日子，却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他带着不舍离开了，但洞庭湖畔的文艺之花，将永远记得这位拓荒者的名字——李一训。

点亮文化满天星

李一训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手组建的文工团，告别了日夜排练的排练厅。但许多人不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艺指挥，为何要离开舞台，走进矿区？

然而，李一训没有沉沦。他深知，文艺的根不光在聚光灯下，而在人民中间。桃林铅锌矿虽是工业单位，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贫瘠。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矿工开展文娱活动。

他从最基层的歌咏比赛做起，教工人们唱革命歌曲，组织朗诵会，甚至发掘矿上青年中的文艺苗子，办起业余文艺培训班。他将过去在部队和文工团的经验倾囊相授，用严谨的纪律和炽热的情怀感染着每一位参与者。

在他的推动下，桃矿的节日联欢从简单的放广播，发展成有编排、有服装、有舞台的正式演出。他亲自执导矿工版《智取威虎山》选段，用矿工灯当主灯，用矿车当道具，演出当晚，礼堂座无虚席，掌声雷动。

他不仅点燃了矿工热情，更重视矿工的文化气质。曾沉闷的工业矿区因文艺的注入而焕发了活力。职工家属说：李科长来了，我们矿上有了笑声，有了精气神。

从舞台到矿井，从三弦长笛到矿灯，李一训始终未改其志。他把对文艺的忠诚，比作服务人民的实践。在桃林铅锌矿这片热土上，续写着属于他的文艺传奇。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复出，为后续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此时，李一训也接到了总政军乐团通知，当年受政治迫害，被转业的军人，去北京重新穿上军装，并要他们穿上崭新的军装回到当地恢复当年的名誉。

两个月后，李一训重新脱下军装，正式办理转业手续回到桃林铅锌矿。

1980年他调任衡阳地区歌剧团任团长，重新拿起指挥棒，在舞台上展示他对文艺的才华。衡阳地市合并，继续担任衡阳市歌剧团团长。退休后，他依然初心不改，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组织者与核心，他让艺术的星火在基层燎原。这是一个志愿军文艺老兵共同的生命轨迹，李一训用一生诠释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责编：吴天琦

一审：吴天琦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