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丁辉

又是一年母亲节，窗外的石榴花正开得热烈，像极了母亲年轻时脸颊上那抹倔强的红晕。三十多年过去，每当我凝视着母亲鬓角的苍苍白发，那些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记忆，便会如潮水般涌来，最清晰的，始终是母亲藏在枕头下的那本暗红色献血证。

九十年代末的湘中农村，日子像浸在苦水里的黄连。村里后山是父亲干活的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把天空染得灰蒙蒙的，植被常年在粉尘污染中没有一点生机。父亲在厂里烧高炉窑，每天被炉火烤得汗流浃背，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我和弟妹的学费、生活费。我上高二那年，学费涨到了八百，弟弟妹妹的初中杂费也跟着涨，家里的米缸常常见底，母亲的眉头，从没舒展过。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熬着，直到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从学校回来，母亲不在家，床上的旧棉絮堆得凌乱，一个暗黄色的塑料皮本子露在外面。我好奇地翻开，上面没有正规的印章，只有歪歪扭扭的字迹：“1999年10月12日，XXX，200cc，50元”，下面是一个模糊的指印。我的心猛地一沉，村里早有传言，邻村废弃砖窑里有个地下血站，专收农村妇女的血，给城里的医院卖。我曾看到过村里一群女人，天不亮就出门，回来时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票子，脸色比纸还白，却有着开心的笑，那种能够赚到钱的成就感。

那天晚上，母亲回来时，裤脚沾满了泥，手里攥着一张五十块的票子。她把钱塞给我，笑着说：“快收着，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多买点肉吃，别累着。”我看着她眼底的疲惫，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转身回到屋里，我把自己上个月省下的二十块生活费，加上母亲刚给的五十块，还有平时攒的三十块，一共一百块，第二天一早偷偷揣进了怀里。

我在县城的商店里买了两罐麦乳精，还有一斤红糖。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厅屋切猪草，看到我手里的东西，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你这是干啥？乱花钱！”我把东西塞到她怀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妈妈，我看到那个本子了。求你别去卖血了，你要是再去，我就把生活费给你买营养品，再不行我就不上学了，跟你一起干活。”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只是背过身去，肩膀不停地颤抖，汗水打湿了她的发梢，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我那时的话有多幼稚，后来才懂。我只看到了母亲卖血的辛苦，却不懂家里的难处。父亲的水泥厂没几分工资，仅有的两亩薄田根本支撑不了家里口粮，几年前建的土坯房欠下不少钱，奶奶过世时又新增不少债务，加上我们三兄妹的费用如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父母身上。母亲卖血的钱（一周一次），一半给我当生活费，一半给了弟弟妹妹。她每次卖完血，都要在山路上坐半个钟头，等脸色缓过来才敢回家，就怕被我看出端倪。更让我后怕的是，那段时间报纸上报道河南一些地方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整村整村的人都病倒了。我拿着报纸给母亲看，她却只是淡淡一笑：“咱这没事，那些人是碰到黑窝点了。”可我分明看到，她把报纸叠得整整齐齐，压在了箱子底下，之后的好几个晚上，我都听到她在偷偷叹气。

母亲最终还是没再去卖血，她学邻居的模样，找了一副箩筐，开始走村串巷收废品。后来，她又跟着村里的男人去石头山上搬石头、挑盖山土，帮人做饭、洗衣服……她把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寄给我，信里总说：“妈不累，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妈就知足了。”

如今，我早已在城里安了家，把母亲接了过来。她总爱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念叨着湘中丘陵的山，还有那些收废品的日子。我爱人给她买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可她总说不如当年的麦乳精好喝。我知道，她怀念的不是麦乳精的味道，而是那段虽然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岁月。

母亲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一碗碗红薯粥里，藏在一件件补了又补的衣服里，藏在那副磨得发亮的箩筐里。那是一个母亲在绝境中，为孩子撑起的一片天。在这个母亲节，我想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母亲，也献给天下所有为孩子倾尽所有的母亲。她们的爱，是我们一生都偿还不尽的恩情，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光。

作者：贺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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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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