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5-07 09:07:27
文 | 石建平
地处湘东要地、湘赣之边的湖南株洲醴陵,历史悠久,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人文厚重,历史著名的“朱张会讲”是从醴陵的渌江书院启始;醴陵又是世界釉下五彩瓷的原产地、中国红官窑所在地,陶瓷文化古今有名。在历史风云变局中,醴陵以北接长沙,南下湘南,西进湘中,东联赣闽的重要节点闪耀于湘闽文化渊源的历史演进中。40多年前我在湖南师大读本科时到过湘东醴陵浏阳一带,考察过陶瓷文化和花炮产业,研学罗霄山脉和渌水湘江构成的山水格局和“甘泉为醴,群山为陵”的地理风貌。2025年11月中旬,因研究湘闽文化历史渊源,我又到了醴陵这座富有文化底蕴和历史神秘感的城市。站在象征湘东门户的醴陵门下,历史云烟悠然而过。湘闽两省宋以前是未开发的“蛮荒之地”,宋以后以理学交流为核心、以书院文化为标志开启湘闽文化交流序幕,以陶瓷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持续传承湘闽文化联动风采,而处于湘东门户醴陵就见证和演绎了湘闽历史文化渊源的精彩故事。
一、湘闽理学文化之缘:醴闽共建“朱张会讲”起始地渌江书院的历史事迹
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朱张会讲”开启了中国理学交流和学术争鸣先河,谱写了理学之闽学与湖湘文化交流史话。而促成“朱张会讲”的是时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福建崇安人刘珙。刘珙是朱熹义父刘子羽长子。而刘子羽接受挚友朱松临终托孤,照顾教育朱熹学习成长。刘珙任知潭州时,重修经战乱荒废30多年的岳麓书院,并且为活跃学术氛围有意促成“朱张会讲”。关于“朱张会讲”的故事以及“朱张会讲”历经两个多月,主要发生在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已是众所周知的。但实际上“朱张会讲”始于醴陵渌江书院,止于南岳衡山,在湖南株洲分袂亭道别,却是鲜为人知的。
渌江书院是开启“朱张会讲”肇始之地。走进“朱张会讲”起始地醴陵渌江书院,一阵历史的厚重和文卷之风扑面而来,在院内东侧书斋前空地有朱熹和张栻席地而坐谈学论道的雕像。当年“朱张会讲”起始于渌江书院,无疑增添了书院荣耀,也为这座湘东门户增加了文化底蕴。然而,他们在渌江书院谈了什么呢?朱熹和张栻这对挚友融入醴陵渌江书院悠然雅静的环境,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针对儒学经典《中庸》中的“中和”学说展开讨论,他们谈经论道各抒己见,时而质疑,时而微笑,在这里住了几天,观赏历史古城风貌,开展学术交流。关于在醴陵渌江书院开启的会讲,朱熹随行弟子范念德有记载:“论《中庸》之义,三日不能合。”“朱张”在此谈经论道几天后再一起移至长沙岳麓书院继续会讲。
渌江书院迁建得益于闽省贤达接力促成。在渌江书院发展史陈列表中写着渌江书院创立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而“朱张会讲”历史记载是朱熹于1167年8月从福建经江西到达醴陵的。“朱张会讲”时张栻是从长沙到醴陵迎接从武夷山而来的朱熹两人会和于渌江书院。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发生时间比渌江书院早580多年,那么当年“朱张会讲”起始地并不在现醴陵西山渌江书院,而又在哪里呢?尽管现渌江书院内设立了“朱张会讲”场景,但历史真相是“朱张”会面地点并不在现在的书院内,而是在渌江书院前身府衙青云山醴陵学宫。渌江书院名称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开始正式称呼的。而促成醴陵学宫搬迁和重修渌江书院事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福建渊源,是长期在福建出生成长并在武夷山讲学的朱熹和曾任醴陵知县的福建长乐人陈心炳先后促成的。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上任时从福建经江西又路过醴陵,看到20多年前他和张栻会讲时的醴陵学宫窘境,又见闻醴陵另一个文化地标位于醴陵西山的清兴寺和美风光,提议将学宫搬迁至西山清兴寺旁,形成“寺学一体,相得益彰”的书院布局。但朱熹这一提议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真正把书院搬到西山现地址的是600多年后另一个福建人之所为的。清道光九年(1829年~1830年)间时任醴陵知县是闽省长乐人陈心炳,他崇文兴教,十分重视县学书院建设,下定决心遵朱熹等历史名儒和县之贤达之愿将青云山醴陵学宫从城市喧闹之地迁至城郊西山清兴寺旁(原西山书院遗址),此时醴陵学宫已改名为渌江书院,从学宫改为书院,功能得到提升,但书院环境与设施日显不足。关于这次迁建新址,县令陈心炳写了《移建渌江书院记》,说明迁建是因书院历年久远,风侵雨蚀,势欲倾颓。县令以要将原书院借为公廨(办公场所)的理由,迁址重修渌江书院,为县学提供一个更佳的研学之地。
渌江书院是“朱张会讲”第一站,得益两位理学大家和闽籍贤达奠基助力,虽然鲜为人知,却为湘闽文化历史渊源和理学之缘增添了神秘而厚重的一笔。从1167年8月渌江书院前身青云学宫开启“朱张会讲”,八年后,即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醴陵地方官府在朱熹设坛讲学之地建立朱子祠专立朱子石像,以纪念朱熹讲学之功。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出任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已是近古稀之年,他应醴陵籍弟子吴猎、黎贵臣之邀,再次来到醴陵,在学宫讲学。他在青云山学宫朱子像前看到昔日讲学之地的荒凉,发出了“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馀日付残编”的悲哀吟唱。再到1829年闽籍知县陈心炳迁建渌江书院,开启醴陵书院文化新的一页,为醴陵文教事业树立彪炳之功,都见证了湘闽文化交流的历史风云。
渌江书院是中国书院文化演绎的创新之地。渌江书院迁至西山后进入比较规范的办学轨道。渌江书院院规基本精神始终遵循朱熹的儒家伦理与教育思想。特别是清代道光年间由山长左宗棠进行改革时,明确将《朱子小学八则》核心教词“求经师更求人师”“传道授业解惑”相契合,极力推行经世致用教育,大胆删减大量空疏经义教条,增授舆地、兵法、农事等实用课程,开辟山林野外讲学实践。自觉担负起西山周围生态环境的监管,整修周边墓葬,清理山界杂乱,守护山林树木等责,并列为书院日常事务予以坚持。
渌江书院是湘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之地。作为醴陵重要文化核心地渌江书院抒写了厚重的书院文化故事,见证了湘闽文化交流深厚渊源的精彩。福建浦城人真德秀的弟子莆田人豪放派诗人刘克庄在南宋嘉定十五年游历湖南醴陵,写下《醴陵客店》诗,中有“市上俚语皆楚语,桥边碧色是湘流。直南乡国三千里,国断羁魂起暮愁。”描绘了醴陵的河景,抒发无尽的乡愁。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福建连城人赖超彦任醴陵知县,他崇文兴教,“复学宫旧址,捐资修葺”,痛惜经明末战乱,学宫年久失修困境,极力募资修复;后朝廷针对他的一贯表现,封其“文林郎”荣誉称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赖超彦主持湖南省乡试,他公道正派,慧眼识珠,发现了一批人才。朱张过化的渌江书院,是醴陵乃至湖南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这里培育了大量经世致用人才,心学大师王阳明两次途经书院讲学,渌江书院与福建的渊源在任过书院山长的左宗棠延续下来。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受聘主讲渌江书院,第二年就担任山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推行洋务运动,与沈葆桢接力创办福建船政,以渌江书院办学经验推动福州正谊书局建设。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仍记挂渌江书院,专门函招渌江书院学生奔赴陕甘,辅佐政务。
说来也巧,“朱张会讲”始于湖南株洲醴陵,又终于株洲。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朱张会讲”后同游南岳衡山在株洲湘江边告别,为纪念这次历史事件,元代在株洲建宁港边建“朱张分袂亭”,现是湖南株洲芦淞区的文化地标。
二、湘闽陶瓷文化之缘:醴闽共铸中国古瓷都的历史辉煌
中国是瓷的家乡,近代三大瓷都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福建德化,湘闽占据其二。能够被称为中国三大瓷都,自然有其优越的生产条件、悠久的开发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因。
陶瓷技艺各展风采。从历史而言,湖南醴陵自汉朝始兴窑烧瓷。清雍正七年(1729) 后开始从烧制粗瓷向细瓷转变后提升烧制精瓷,发展规模全国领先,特别是出产釉下五彩瓷创名瓷精品。这得益于湖南两个重量级人物熊希龄和文俊铎的推动。他们是同科举人,都有实业报国之愿,熊希龄于1905年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开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大量陶瓷业人才。特别是研发出釉下五彩瓷的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五种中国瓷原料,所烧之瓷在国际博览会包揽金奖,国际舆论界称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醴陵釉下五彩瓷是陶瓷界的独特品种国内独有,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标志。湖南醴陵瓷与安化茶渊源深远,左宗棠在醴陵当过渌江书院山长,也在安化陶澍家操持8年教育陶澍之子陶桄,陶澍、左宗棠等历史名人不仅推介安化茶,也宣传醴陵瓷,使黑茶和陶瓷得以相得益彰、名扬天下。德化瓷以其独特质地和美感称誉于世。尤其是白瓷洁白如玉,冰清玉洁,温润高雅,深受欧洲贵族喜爱,被称为“中国白”。陶瓷是中国古代重要外贸产品,德化瓷当时广泛销往海外,有“世界瓷都”之称。福建德化之所以成为“世界瓷都”得益于其重要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 福建德化瓷业起源于宋代,当时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极大促进了德化瓷业发展。德化靠近泉州港,便于外销,德化瓷从泉州港输出到世界各地,名扬海外。20世纪80年代在南海发掘沉船,船上有大量价值不菲的中国德化陶瓷等,此船在厦门港出发向南海航行是古代丝绸之路海外陶瓷贸易的见证。
陶瓷生产各具禀赋。湖南醴陵烧瓷条件得天独厚,不仅存在大量瓷泥砂,又植松木繁茂,古法制瓷原材料充足。醴陵是湘东门户,湘赣交界之处,是全国烧瓷地理布局的交流枢纽,历史上周边的岳州窑、长沙窑兴盛发达,东边的景德镇在宋元时期成为名窑。而清雍正年间,以醴陵小沩山寺为中心形成规模庞大的瓷业生产基地,时有“窑群漫山,炉火蚀天”的盛况。德化陶生产的历史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当地有品质极佳的高岭土资源,这种瓷土含钾量高、含铁量极低,洁白如玉,是生产白瓷的独特原料。经过高温处理这种质地的高岭土具有很高的玻璃性和致密度,良好的透光性,光滑如玉,称“象牙白”“猪油白”,油光发亮。德化古时盛产竹木薪炭,燃料丰富,
陶瓷贸易深刻联动。湘闽两地陶瓷交流历史悠久。《中国陶瓷史》载有东汉至唐岳州窑与福建早期龙窑共享龙窑施釉技术;熊希龄《湖南瓷业学堂章程》(1905)载赴闽考察德化窑,学习吸收德化胎釉配方、窑型窑构经验;醴陵出土窑址中有与德化相似的匣钵、支钉,印证了两地窑制技术的相互交流借鉴。德化窑址也发现清末釉下五彩残片,与醴陵窑产品工艺技术一致,这在《德化窑考古发掘报告》中有记载。醴陵陶瓷外销借助福建港口。乾隆版的《醴陵县志》载“东堡瓷经渌江入湘江,转赣江、闽江至泉州港,与德化瓷拼箱出海。泉州港沉船“南海一号”出水中有醴陵粗瓷、青花瓷残片。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获巴拿马金奖,海外声名大噪,经厦门、泉州口岸外销急增,形成稳定的出口渠道。
三、湘闽红色文化之缘:醴闽共创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
湖南和福建都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策源地,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醴陵是革命老区,著名将“将军县”及将军摇篮,红色资源丰富,并且与福建又深厚的红色文化渊源。
一是同为毛泽东农民运动调研考察地。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始于青少年时期的在湖南各地研学游学调研。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调研形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著名文献。特别是1927年初,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醴陵住了一周多专程开展调查研究,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访第一手材料。他先在醴陵先农坛、东富寺、渌口区伏波庙等重要场所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开展面对面的调研,后来在醴陵加上湖南其他四个县的调查材料,1927年3月毛泽东完成并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刻分析了农民运动的作用,提出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基本任务,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另一篇重要文献。1933年11月下旬,在苏区面临物资奇缺、财政困难等压力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到中央苏区模范乡、福建第一模范乡的福建上杭才溪乡作了历时十多天调研,形成了约1.2万字的《才溪乡调查》,践行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党的优良作风,总结了苏维埃工作经验,解剖麻雀,指导苏区建设,树立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二是同为中央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开启地。1928年1月,醴陵南四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马恋塅陈家洲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湖南有苏维埃组织实由醴陵开始”的光荣历史。而这一政权正是毛泽东1927年11月考察醴陵农民运动推动农协会广泛发展基础上实现的,南四区苏维埃政府是一个在农村地区建立、组织健全、持续存在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湖南苏维埃运动的起点。之所以是醴陵,是毛泽东考察肯定醴陵农民运动“好得很”,推动了醴陵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使之具有坚定群众基础和农协会力量;秋收起义的直接促成,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攻占醴陵县城,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形成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当时的醴陵县委有力的组织实施,在南四区“先行试点做出示范”而率先突破。
福建也是苏维埃政权创立较早的地方之一。1928年8月建立的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是福建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建政的先河,为后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乃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直接的实践蓝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早期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性立法实践,溪南的《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制定的土地纲领之一,比1928年12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还早4个月,其中闽西革命家邓子恢探索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田原则,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并予以推广。由此,由醴陵南四区、茶陵县、井冈山、海陆丰、福建永定、溪南区和全国最大一片的闽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都是全国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奠定了基础。
三是醴陵汀州籍将军携手带出红色铁军。醴陵籍红军将领左权、宋时轮、耿飚、蔡申熙、李谦等与福建都有渊源,在闽西等地战斗过。湖南醴陵是著名的红色“将军县”,走出了多位红色高级将领,与福建渊源很深。如左权、宋时轮、耿飚等在闽西苏区战斗留下革命足迹。左权1930年回国后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的教育长,在龙岩办学培养苏区干部,后任红十二军军长参与攻打龙岩城、漳州城的战斗,巩固闽西苏区,宋时轮参与创建闽西苏区,任红四军4纵参谋长参与攻打长汀、参加龙岩、上杭、漳州战役;耿飚在闽西任红一军团红4团团长,政委是福建长汀人杨成武,这对湘闽红军将领领导的红4团打下很多硬仗,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为中国革命立过重大战功的部队,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中红4团在连城朋口温坊战斗胜利;长征途中,红4团在耿飚、杨成武带领下,血战湘江,强渡乌江,耿飚、杨成武这对湘闽将领携手战斗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分开。
(作者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福建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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