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5-04 12:26:15

文/楚人

行人作为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之一,曾拿出为儿子买奶粉的钱,与胡述斌等人创办《诗歌导报》,为“新乡土诗”的理论建构和传播、作品推广做出了关键贡献。为践行新乡土诗的诗学主张,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发表于《星星》诗刊、《绿风》诗刊、《青春》月刊等几十家报刊。他1988年创作的《我用诗切入土地》在《诗歌导报》首发后,曾被多家报刊转载,堪称他的代表作,也是理解“新乡土诗”精神内核的钥匙之一。
这首诗以“我用诗切入土地”为总题,由五节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描绘了一幅具有古典美学韵味的乡土图景;第二部分则转入诗人的内在世界,在对自我与土地关系的审视中抵达某种终极性的空间定位。两部分之间的转捩,正是全诗最值得玩味之处——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视角切换,更是一次从“看见土地”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的精神旅程。以下,本文将从“两幅图景”的对照切入,逐层剖析这首诗的诗学意蕴。
一、“田园”的重写:一幅无声的抵抗
第一部分开篇是一组极富张力的画面。“那是岁月铺开的风景”——一个“铺开”,既暗示了时间的漫长沉积,也暗示了土地作为一种被展陈、被观看的对象。接下来的意象仿佛一幅水墨画:树枝耐心地等着风,牛移动着远山的一片红色,田里的稻花无言地抬起手臂。这些意象看似恬静,实则暗藏力量:“耐心”不是消极,而是一种从容的等待;“无言地抬起手臂”则赋予稻花以人的姿态,仿佛土地本身在无声地向上托举。
而这部分最富意味的,是这三行:“把恬静的/编草帽的农妇/推向画幅中心。”这是诗人有意为之的“构图”行为。农妇不是被动的风景,而是被“推向”了中心。行人不是在复刻一幅田园画,而是在重新建构一幅田园画。他将农妇——这一土地劳动的主体——从边缘拉回核心位置,完成了对传统乡土书写中“风景压倒人”的反拨。
然而,紧接着诗人却抛出了一个近乎悖论的结语:“面对它/写历史的人/无可奈何。”历史书写者何以“无可奈何”?因为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农妇、这样的土地、这样沉默而坚韧的存在,从来不是历史的“主角”。她们劳动、繁衍、死去,却从未被写进“历史”。诗人以诗笔将她们推向画幅中心,正是对历史书写的无声抗议。而这一行“无可奈何”,也因此成为全诗第一部分最锋利的一笔——它让原本可能滑向牧歌情调的田园画面,瞬间有了批判的重量。
二、“切入”的哲学:从“观看”到“成为”
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向外观看,那么第二部分则是一次彻底的向内翻转。
“一切伟人和英雄/也将体验出/被剥光衣饰的感觉”——这句开篇颇有几分“存在主义”的味道。在土地面前,所有人为建构的荣光、身份、等级,都将被剥离殆尽。这是土地的“平等性”:它不问你是谁,不记录你的功名,只接受你的存在本身。伟人与英雄在土地面前“被剥光衣饰”,意味着诗人所面对的这片土地,既不是政治叙事的道具,也不是审美乌托邦的载体,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根基。
紧接着,诗人将目光转向自身:“对我自己/在与之相持的空间/所有的智慧/也只能肢解成/条状的诗行/犹如插柳一般/切入博大的土地。”这几行是全诗最重要的“方法论”宣言。“肢解”一词用得极为大胆——智慧在土地面前不是完整的、自足的,而是需要被打碎、被重新排列,才能成为“条状的诗行”。这正呼应了“新乡土诗”所倡导的“坚实、简约”的语言风格。行人没有做修辞的过度装饰,没有将诗歌变成智力游戏的碎片,而是追求语言的直指本质与表达的韧性。所谓“肢解”,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简化”——将纷繁的思想打磨成最朴素、最有力量的“条状”,正如农人将土地犁成一行行田垄。
而“犹如插柳一般/切入博大的土地”,则将这种创作行为与中国乡土传统中的“插柳”意象勾连起来。插柳,是一种将生命重新植入大地的仪式——柳枝离开母树,在泥土中重新生根,恰如诗人从乡土中走出、进入城市,又以诗歌的方式重新“切入”故土。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再植”。“切入”二字尤为关键:它不是“融入”,不是“回归”,而是一种带着锋刃感的主动介入。诗人不是一个被动思念故乡的人,而是一个以诗歌为犁、在土地上耕出沟壑的行动者。
三、中间的位置:“无疑是我”
全诗最动人的高潮,在最后三行:“前面是村庄/后面是山脉/中间/无疑是我。”
空间的几何学在此完成了向存在论的转换。村庄在前,山脉在后,诗人将自己定位为“中间”的存在。这个“中间”意味深长——它不是孤独的孤立,而是一种关系的枢纽。村庄代表着人与人的共同体、代代相传的生活世界;山脉代表着自然、永恒、超越性的存在。诗人站在两者之间,不是被动的被夹击,而是主动的承接者:他承接村庄的烟火气,也承接山脉的沉默与高度。
而这个“中间”,恰恰也是“新乡土诗”派“两栖人”身份的最精准的隐喻。如有关新乡土诗研究所述,行人这一代诗人,“身体已迁入城市,灵魂却仍扎根于乡村”,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城市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民。这种身份的撕裂感,构成了新乡土诗最核心的情感张力。但行人没有在撕裂中沉溺于怀旧的感伤。他说“中间/无疑是我”——这不是无奈的叹息,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确认。他用“无疑”二字,表明自己对这份“中间性”的坦然接受,甚至是一种骄傲。正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上,他获得了观看的视野、写作的立场,以及诗歌的力量。
四、“切入”的诗学意义:新乡土诗的一块基石
将《我用诗切入土地》放回“新乡土诗”的整体语境中,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文学史意义。这首诗所实践的,正是“新乡土诗”最核心的诗学主张:将“土地”从政治符号或审美乌托邦还原为个体生命经验与文化认同的根基。它不复制古典田园诗的牧歌情调,也不陷入政治化的乡土叙事;它写土地,但不将土地浪漫化为怀旧的对象;它写自我,但不将自我封闭于内心的孤岛。土地与自我,在这首诗中形成了一种“切入”的关系——既不是占有,也不是消融,而是带着锋刃感的深度相遇。
这种“坚实、简约”的美学追求,在80年代中国诗坛普遍沉溺于语言实验与晦涩表达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证明了朴素不等于浅薄,口语化不等于缺乏深度。行人将“所有的智慧”肢解成“条状的诗行”,所追求的正是语言的力度——每一个词都要像犁铧一样,切进泥土,留下痕迹。
更深一层看,这首诗也为理解“新乡土诗”从“怀旧”到“重建”的精神演进提供了线索。早期的“新乡土诗”确有一定的怀旧色彩,但其最优秀的作品从不沉溺于对过去的悼亡。在行人笔下,“切入”是一个主动的、创造性的动作。他不是在回望一个已经消逝的故乡和家园,而是在用诗歌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这种姿态,预示了新乡土诗后来的发展方向:不再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而是尝试在新的语境中重建乡土精神。
行人这首诗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诗歌与土地之间一种超越了“抒情”和“记录”的本质关系。诗不是土地的装饰,也不是对土地的挽歌,而是一种“切入”——一种以词语为刃、在泥土中开辟意义的行为。当诗人写下“中间/无疑是我”的时候,他完成的不只是一次空间定位,更是一次灵魂的归位。在那个村庄与山脉之间的位置上,一个“两栖人”不再漂泊,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根”——这根不在别处,就在他用诗歌切入的那片博大土地之中。
近四十年过去,“新乡土诗”已经历了从兴起、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的历程。在今天的语境中重读《我用诗切入土地》,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当城市化、数字化以更迅猛的速度重塑着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何处是故乡”不再是少数“两栖人”的困惑,而成为普遍性的时代命题。行人虽于1993年“投笔从商,不再有诗”(见行人诗集《为谁等待》),但他的这首诗仍在不断提醒我们:故乡和家园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需要被不断“切入”和“重建”的精神实践。而诗歌,或许正是这种实践最锋利的工具。
我用诗切入土地
行人
那是岁月铺开的风景
树枝 耐心
等着风
牛 移动远山的
一片红色
田野里的稻花
无言地抬起手臂
把恬静的
编草帽的农妇
推向画幅中心
面对它
写历史的人
无可奈何
一切伟人和英雄
也将体验出
被剥光衣饰的感觉
对我自己
在与之相持的空间
所有的智慧
也只能肢解成
条状的诗行
犹如插柳一般
切入博大的土地
前面是村庄
后面是山脉
中间
无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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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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