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株洲

文 | 帅常恺 莫鹤群

头一次到株洲，是在京广线的绿皮火车上。

那是“文革”年头，车过长沙不久，广播里报出一个站名——株洲。

从车窗望出去，烟囱林立，厂房连绵，灰蒙蒙的天底下，铁轨如蛛网般四散开来。邻座旅客说，这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铁路枢纽，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车，都得在这儿换挂、编组。

我当时想，这座城大概就是个放大了的火车站，人来人往，却未必留人。

后来才明白，这想法对，也不全对。

株洲的确是一座“被经过”的城市，可它同时也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天南海北的人吸过来，让他们在此落地生根。只是这“根”生得别致：不像长沙人有岳麓山千年的文气撑腰，也不像湘潭人有曾国藩水师的硬扎传承。株洲人的根，是拼凑出来的，像田心机车厂里铆接的车体——一块东北的铁板、一段湖北的角钢、一方本地的木料，铆在一起，就成了能驰骋万里的火车头。

株洲人的口音，便是一面镜子。

在长沙，满耳是尾音上扬的湘语，软中带刚，像湘江水，面上平静，底下暗流涌动。到了株洲，声腔就复杂了。老株洲人讲的是湘潭话的变调，可街上走一遭，东北的“大碴子”、湖北的“九头鸟”、广西的“南普”，声声入耳。底下的县更是自成天地：醴陵话近江西，攸县话自成一格，茶陵、炎陵一带，竟是客家话的天下。

我认识一位在董家塅住了四十年的老师傅，山东人，开口还是“啥”，句尾却会不经意带出一声“咯”——那是湘潭话的语气词。他自嘲这是“塑料株洲话”，看着像模像样，里头什么料都有。

这般混杂，倒不算坏事，却带来一重后果：株洲人不太说得清自己是谁。

湖南别处，人的性子总有个说法——长沙人“灵泛”，常德人“德语系”，邵阳人“霸得蛮”，湘西人“匪气重”。株洲人呢？问十个人，八个会愣一下，然后说：“我们株洲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便是株洲人的第一重品性：不擅自陈。

不是谦虚，是当真没细想过。一座被火车拖来的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从湘潭县的一个镇跃升为省辖市，第一批市民便是坐着火车来的八方建设者。他们带来故乡的口音、口味与脾气，却来不及熔铸成一炉——工业建设迫在眉睫，机车要出厂，发动机要试车，谁有工夫坐下来琢磨“株洲精神”是什么？

于是株洲人的性情，也如这座城的格局，呈一柄电扇状散开：南区董家塅，东区田心、宋家桥，北区清水塘，西区园艺场……八十年代曾在市中心砌了个如锅的广场，后来嫌不好看，又拆了。

说株洲人，必得说“厂”。

株洲的厂，不是寻常工厂，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厂房、宿舍、学校、医院、澡堂、俱乐部、篮球场，甚至厂报、电视台、火葬场，一应俱全。三三一、六〇一、四三〇、五二六、六〇八——这些数字代号，在外人耳中如密码，在株洲人嘴里却是再自然不过的地名。他们不说“去南区”，而说“去三三一”；不说“往东”，而说“到田心”。

一九五一年，国营三三一厂始建，苏联专家参与设计，建起十二栋苏式红砖房，对称排在一条土路两旁。那路后来叫株董路，是三三一人的“厂路”。修路时，河沙与卵石要筛三遍才准用，十几个小伙子铆足力气，不到半年便修成当时株洲最好的路。带队的只丢下一句：“自己厂的路，就当自己家的路来修。”

这话放在别处，或像口号。在株洲的厂里，却是过日子的方式。

厂矿子弟的童年，是被高音喇叭唤醒的。清晨六点半，《东方红》准时响起，接着是通知、天气预报。孩子们去子弟学校上学，中午拿饭票到食堂打饭，傍晚去工人俱乐部看五分钱一场的电影。周末有舞会、球赛，年节有灯展、菊展。厂图书馆里，全国文学期刊齐全，熏陶出了郑玲、姚天元、聂鑫森、叶之蓁、万宁等几代文人，肖沛苍、陈和西、汤树林、叶剑平等一众艺术家。

我曾访过一位在三三一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他说：“在外头你说三三一，别人不一定懂。在株洲，一提三三一，对方就明白了——哦，造飞机发动机的。”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笃定，不炫耀，只陈述事实。像一棵树说自己是樟树，一块石头说自己是花岗岩——无需证明，它本就是。

这笃定，是株洲人的第二重品性。

它比自信沉，比骄傲稳，是在日复一日的规程中磨出来的，是在千万次重复中沉淀下来的。株洲的产业工人很少与人争辩大道理，可若问到他手上的活计，能从材料牌号讲到公差配合，从工艺流程讲到设备原理，半小时不打磕绊。这笃定，终究源于“手里有活”——一个能用双手造出实物的人，无需以言语自证价值。

主持研发了中国四代电力机车的刘友梅院士，无论走得多远、地位多高，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总要“抽空去江西老家给外婆扫墓”。他动情地说，外婆“正义诚实、和蔼可亲”的形象，以及外婆在艰难岁月中展现出的坚韧，“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成为刘院士面对技术封锁和科研瓶颈时的强大精神支柱。他说：“任何核心技术都是买不来的，要不来的，讨不来的。” 这句话背后，就是一种不依赖他人、靠自己攻坚克难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带领团队实现交流传动技术“零”的突破，还是首创无网储能式轨道交通系统，都体现了这种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科研风骨。

株洲人的笃定里，还藏着一股“茶陵牛”的劲儿。

茶陵在湘东边陲，接壤江西。茶陵人勤勉、扎实、肯下笨功夫，故有此外号。南宋末年，茶陵城破，元人在洣水边铸铁牛以镇“王气”。那铁牛一蹲七百年，风雨不侵，锈迹里沉着亡国之忆。茶陵人的倔，或许便从这铁牛身上来。

茶陵出过人物。如李东阳，祖籍茶陵，幼年以神童入顺天府学，十七岁中进士，后成内阁首辅，主盟文坛数十载，开“茶陵诗派”风气。他久居京城，却将文集题为《怀麓堂稿》——“麓”即岳麓，是湖南的象征。这位朝廷重臣，心惦的仍是湘东那片山野。

又如谭延闿，生母为妾，出殡时族人不准灵柩走祠堂正门。谭延闿悲愤之下，仰面躺于棺上，厉声道：“今日就当我谭延闿已死，连棺带人，一起抬出去！”族人震骇，只得从命。

这便是茶陵人：走得再远，根在原地；登得再高，脚踩泥土。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这话放之湖南皆准，在茶陵人身上却多一层“牛”性——非猛虎式的霸悍，而是老牛耕田般的韧性。地再硬，步再沉，低着头，一步一步，总能犁完。

炎陵在茶陵以南，是株洲最偏远的县，炎帝陵所在。论文化，炎陵不逊他处——古柏苍松，飞瀑流泉，客家山歌悠长；论经济，却是株洲最弱。我几次去炎帝陵，殿宇巍峨，香火不断，广场上却人迹稀落。

一家饭店的老板，祖上从福建迁来，做的客家酿豆腐极好，豆腐嫩、肉馅鲜、汤汁浓。我赞他手艺，他摆手：“好有什么用，没人来吃。”问他可曾想外出谋生，他说年轻时去过广州，因父病返乡。“不回来不行。再说，外面再好，也不是家。”

他说话的语气，与那位三三一老师傅如出一辙——无怨无叹，只平静陈述事实。

这便是株洲人笃定的不同变奏：在工厂，是对技术的虔敬，一丝不苟；在山野，是对土地的坚守，安然自立。形式各异，底色如一：认准的事，不轻易挪窝。

株洲人的笃定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处。软，在老街。

徐家桥，明代徐姓商人所建，乡音传讹，唤作“齐家桥”。叶之蓁在此住过几十年，他笔下的《我们建国巷》便以此为原型。麻石路被独轮车轧出深辙，木板房歪斜挤挨，布幌在风里懒懒地飘。他说，从前谁家煨了汤，香飘半条巷。孩子攥五分钱，在粑粑摊前犹豫：买一个甜的，还是两个咸的？那点甜蜜的苦恼，成了记忆里最好的佐料。

后来，城市求新。麻石路撬了，木板房推了，建宁港被封进水泥管。原地竖起一条六百米的步行街：音乐喷泉、水幕电影、小桥流水。开街时锣鼓喧天，不出两年，店铺相继关门。如今午后再去，街道空旷，脚步声清晰可闻。店铺卖着全国一样的奶茶炸鸡，橱窗模特笑容标准而疲惫。

桥早没了，公交站仍叫“徐家桥”。

像一个老人逝去多年，餐桌上仍习惯性摆一副碗筷。

站在那街上，我忽然懂了什么叫“魂不守舍”。

老街拆了，新街建了，以为这便是发展。可新街无魂，因无记忆附着。城市的文化，不是靠仿古亭台、水景大街能建起来的。它需要时间的包浆，需要一代代人留下痕迹——车辙、鞋印、手泽，乃至五分钱买不起糖油粑粑的遗憾。这些，才是文化的血肉。

徐家桥的拆与建，照出株洲人性格的另一面：对“新”的渴求，对“旧”的轻忽。

这与工业基因有关。工业的逻辑是效率、换代、淘汰。用于生产，自然正确；用于文化，却易生弊。文化不是产能，无法“淘汰”，只能“接续”。一座没有老街的城市，如同没有记忆的人，再能干，也让人觉得少了什么。

所幸株洲不只有被拆的老街，还有未断的文脉。

渌江书院在醴陵，是株洲办学最久、影响最广的书院。三面环山，俯瞰全城。左宗棠曾在此任山长，手订学规中有一句，至今如雷贯耳：“诸生读书，先要立身。立身不正，虽才高八斗，终为小人之归。”​

他当年种下的古樟，如今仍亭亭如盖。

这书院塑出一种人格：务实不逐利，刚毅不迂腐，敢为天下先而心怀仁厚。这般人格，在后世醴陵的陶瓷匠人、烟花师傅身上皆有迹可循。醴陵釉下五彩瓷，经七十二道手，道道不得马虎；烟花火药配比，精确至分毫，纸筒松紧全凭手感。我问一位做了三十年烟花的老师傅，手感如何练就。他说：“没什么诀窍，就是做多了。第一个手生，第一万个就熟了。”

这话极朴素，却道破渌江书院的真传——真正的学问不在纸上，在手上。

左宗棠教学生“立身”，非为空谈性理，而是要在实践中磨出一个端正的自己。醴陵人的自傲，大抵由此而来。他们有自傲的资本——书院文脉、釉下彩瓷、烟花盛名，样样够分量。可这自傲有时也成牵绊。醴陵的陶瓷与烟花，曾领全国之风，后渐被浏阳等地超越。问及缘由，有人说技术更新慢，有人说市场开拓不足，更多人沉默不语。

自傲是双刃剑。它能让人守住标准，也能让人看不见变化。

攸县人，是株洲的另一种样貌。

他们在株洲口碑两极：一方面，极善经商，凝聚力强。无论去哪座城，总能见到攸县出租车、餐馆、超市。他们抱团互助，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另一方面，这抱团也令外人却步——总觉得是“小圈子”，难以融入。

攸县皇图岭，是湘东最大的农村墟场之一。每逢赶集，四乡八里人潮涌动，交换茶叶、烟叶、布匹、耕牛。这是一种草根的文化，不登大雅，却养活了世代攸县人。攸县人的精明与能干，从此间熏得——他们自幼看大人讨价还价，学会在毫厘间争利；看商贩往来聚散，学会与各色人交道。

可攸县人也有其局限。他们长于在既有规则中寻空间，却少创规则。攸县“的士帮”遍及全国，是了不起的民间成就，终究是在别人的城里谋生。攸县本土经济，反因人才外流而乏力。那些丰厚的文化资源——尧帝传说、大禹之女遗踪——也因开发不足，至今沉眠山野。

攸县人骨子里有股“向外”的冲动，这在株洲并不多见。大多株洲人是“向内”的——进厂便不想出，一岗干到退休。攸县人不同，他们愿走、敢闯、肯冒险。可惜，这“向外”多止于个人与家族之利，少升华为更大事业心。攸县有上百家香干作坊，却未出一家如“老干妈”般的名企。这或是株洲性格的缩影：不乏聪明勤奋，缺的是一口气做大的雄心与定力。

最后，说说市区。

株洲市区是个奇特的存在。河东老城以火车站为中心，北田心、南董家塅、东宋家桥、西过江为天元区。每区皆有“出身”——田心出电力机车，三三一出航空发动机，四三〇出火车车厢，六〇一出硬质合金，清水塘出冶炼化工。这些区域如不同部落，各有方言、习俗、荣誉与归属。田心人说田心，三三一人说三三一，清水塘人说清水塘，口气是同样的——厂矿子弟特有的骄傲，不张扬，却结实。

问题是，这些部落拼在一座城里，并未真正“化合”。株洲人对厂的感情，深于对城的感情。问一个田心人“你是哪里人”，他先答“田心的”，再补一句“株洲的”。这般厂矿认同先于城市认同的心态，他处亦有，在株洲却尤显。因株洲建市太晚，城市史几乎与工业史同龄。工厂到来前，株洲只是湘潭县下一镇，半平方公里，七千余人。这座城的“前工业记忆”太薄，薄到不足以构成共同的精神底座。

这或是株洲最大的文化困境：多元交汇，却未融铸为一体。

株洲人有东北的豪爽、湖北的精明、湖南的刚正、广西的温润——却皆是碎片，未拼成一幅完整的画。株洲人的性格因而显得模糊，如一张未对焦的照片。你知道那里有人、有生活、有故事，却看不真切。

我曾问一位在株洲生活三十年的朋友：“株洲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思忖良久，说：“株洲人……不怎么惹事。”​

我说这算什么特点。他道：“怎么不算？你看湖南别处，长沙人爱凑热闹，湘潭人爱抬杠，邵阳人一言不合就动手，湘西人更不必说。株洲人呢？上班干活，下班回家，安安静静过日子。这不是特点是什么？”

我一时无言。细想，“不惹事”三字，确道出了株洲人的某种底色。产业工人每日面对精密图纸与严格工艺，习惯按规矩办事，在框架内求解。这职业习惯渗入日常，便成一种守法、守规、守公德的市民气质。株洲人不太出格、不太放言、不太跳脱轨道。这让他们显得可靠、易处，却也使他们在需要闯劲与创造时，略显踌躇。

朋友忽又补了一句：“不过这几年好像有些不同了。厂BA又疯起来了。”

我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株洲，空气里除了煤烟味，便是篮球场上的汗味。田心对三三一，是顶天的赛事。黄昏时分，田厂灯光球场外早围满人。孩子骑在父亲肩头，女工挽饭盒踮脚，老工人蹲在墙根，烟头明灭。哨响，全场静一刹，随即炸开。

杜皮带球过半场。人瘦，动作却如水底泥鳅，滑而刁。一个虚晃，从两人间挤过，球在指尖转个圈，稳稳送进篮筐。掌声如闷雷，从看台滚到墙外。三三一厂不服，快攻如刀片，唰唰地刮。可田厂有杜皮，有三秒区内如山不移的大梁。大梁接球，转身，起跳，球砸进篮筐的声响是“砰”的一记闷鼓，震得篮板发颤。

输赢反在其次。散场后，赢家食堂加餐，红烧肉香飘整个家属区；输家教练闷头抽烟，沙哑道：“下礼拜，再来。”

那般光景，已许久未见。非是无篮球，而是那“王国”已渐行渐远。

近年湘BA的火爆，却让人看见株洲人性格里被长久压抑的一面——他们并非无激情、无凝聚，只是需一恰当的出口。工厂是出身，篮球是乡愁。二者相合，株洲人骨子里的那股劲便迸发出来。那不是新生，是一直在，只被日常的规程与秩序压着，未得机会冒头。

说到底，株洲人的地域性格，可用二字概括——务实。极致的务实。

务实到不擅包装自己，务实到懒言己是谁，务实到将全部心力投于“造出好东西”，而将“讲好故事”忘得干净。株洲有三百四十多项“共和国第一”——首台电力机车、首台航空发动机、首枚空空导弹、首颗人造金刚石……可问外地人，十有八九不知。非成就不够辉煌，是株洲人从未想过大声宣扬。他们觉得，东西造出、用上，任务便完成了。别人知或不知，是别人的事。

这务实，是从炎帝神农氏那儿传下的。几千年前，一人于此尝百草、教稼穑，将农耕文明的火种埋入这片土地。他未留豪言壮语，只留下可活人命的五谷。这般“做而不言”的品性，穿越数千年，渗入株洲人的血脉。渌江书院的门徒、茶陵诗派的文人、田心的工人、三三一的技术员、攸县的商贩——他们活计不同、乡音各异、过法有别，却在“多做少说”一点上，惊人地一致。

当然，我沉迷株洲，还有更宏观的原因，而且与此刻我正在梳理的宏观文脉相关。

株洲文脉一路下来，变化那么大，但基本上在一个近似文明的湘江这条河域之内转悠。中国的大江大河大多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湘江却是由南向北流，最终汇入洞庭湖，注入长江。株洲魄力不小，四十年建了八座桥，这是一个不小的格局，在六个核心流经城市中也不见得局促。但株洲缺一座连接生产与生活、劳动与诗意、出发与归来的桥。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不禁要间，作为一种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场地放得再开一些？

这座桥，我在《抱愧株洲》中将其想象为一条环城水系——湘江挽起万丰湖，串起马家河、古桑洲、风光带，让历史的航道与当代的街市水脉相连。文出后，有读者言：此想太大，恐难成。

我回复：一个想法，从不因“太大”而不成。不成的，常是因想得还不够大，不会整合。

株洲人创出全球大功率永磁牵引技术、运营时速四百公里的高铁，造出可飞万米高空的航空发动机，造出北斗卫星与核心导航设备。株洲，从“动力之都”到“北斗之城”，上天入地，样样硬核。将一条河与几个湖连通，在技术上并非难事。问题只在于，株洲人是否意识到，此事与造机车同等重要。因造机车是为让人走得更快，而造这座桥，是为让人愿停下来。一座只会催人出发的城市，终将成空城；一座能引人归来的城市，才会永远有人。

话至此处，我的抱愧未减，反更深一层。

在《抱愧株洲》中，我的愧是旁观者的愧——一个后来者，对脚下城池的过往无知，因而不安。如今，这愧已成参与者的愧。我在这城生活五六十年，吃过徐家桥的米粉，看过田心俱乐部的老电影，听过三三一工人讲李临庄的故事，在炎帝陵前发过呆，在渌江书院古樟下坐过整午。我已非旁观者。可我能为它做的，仍太少。

五一那天，与妻在万丰湖畔骑单车。夕阳西沉，染得水面一片碎金。湖边有垂钓老人、推婴儿车的母亲、跑步的青年。远处神农塔的灯光初亮，在水里漾成一串颤动的光柱。我立于湖畔良久，忽想起叶兆言写南京的句子——他说南京人对待生活，有一种“不慌不忙的笃定”。

株洲人也有笃定，可株洲人的笃定里，少了一点不慌不忙。他们总在忙——忙造物，忙赶工，忙将下一台机器送出厂房。他们笃信劳动的价值，却不太敢笃信闲适的意义。

株洲人算账的方式，与他处不同。

譬如，乌镇人算的是剧场几座、客房几间、就业几何，这是文旅人的算法。株洲人非文旅人出身，是工人出身。工人算账，先看图纸，再看料单，最后看工时。故株洲人看乌镇，想的不是“真好，我们也建一个”，而是“这要多少方混凝土、多少吨钢筋、多少人工”。

田心的人会说：乌镇八座剧场、五家书店，不及我厂图书室一半大；四百间客房，不如我东门、北门街上的单身宿舍多——七八年分房时，光三三一厂，一年便盖了六百套家属楼。至于万人就业——株洲的厂，哪个不是几代人、几万口子围着活？

株洲人看乌镇，见的不是江南，是一本可拆解的成本账。

株洲人算账，还有一本更深的账——算的是“值不值”。

这账无数字，只有分量。左宗棠在渌江书院订学规，首条便是“立身”。立身之事如何算？算不清。可左宗棠明白，读书人立身正了，往后做什么都正。这账非算盘可打，需用一生去抵。

茶陵元人铸铁牛，是为镇“王气”。结果王气未镇住，铁牛自己倒成了象征——茶陵人从它身上看见一股倔。这账如何算？南宋亡国之痛，换了七百年一口气。值么？

李东阳在京为官一世，暮年惦念的仍是湘东那片山。算了一生，算出的结果是——走得再远，根在老家。

这便是株洲人算账的方式。他们先用工人或农人的脑子算一遍，再用文人的心算一遍。两遍皆过，此事便可为。

这便是株洲人的务实。非不慕超越，是习惯先将账算明，再论风雅。

如此一算，马家河的古码头荒着，凿石浦的杜甫草堂建了却只见“怀杜岩”残碑，古桑洲的渔火只在老人故事里亮着，徐家桥的麻石板撬了，建宁港埋入地下成了暗河。

其实，这些东西单看，似不值什么。可若将它们串联，便如将散落的零件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机车——每个零件皆有它的位置，每处遗迹皆有它的呼吸。

湘江是主轴，万丰湖是轴承，马家河、凿石浦、古桑洲、风光带是连杆与曲轴，渌江书院、茶陵铁牛、炎帝陵是气缸与活塞。这些连在一起，转起来，便是一台完整的文化发动机。

株洲人造了一辈子发动机，造的从不是摆设。文化发动机亦然——造它非为好看，是为让它转起来，带动些什么。

带动田心那位说“啥”又带“咯”的老师傅，傍晚有处钓鱼；

带动三三一那位修了一辈子飞机发动机的老工人，周末有处带孙子听戏；

带动攸县那位在广州开了十年出租终回皇图岭的后生，在家门口开一家自己的米粉店；

带动茶陵那位守了铁牛大半生的老人，能向外来的年轻人讲讲南宋那年的事；

带动株洲人，不必去长沙，不必去远方，就在湘江边、在万丰湖畔、在马家河的麻石街上、在古桑洲的桑林里，找到那口可深深坐下的辰光。

这笔账算到最后，不是算“赚”了多少，而是算“归”了多少。

株洲人这几十年，光顾着“出发”了。火车从此出发，拉煤拉钢拉粮，跑遍全国；发动机从此出发，装上飞机导弹，飞遍世界；株洲人自己亦从此出发——攸县人出去开的士，醴陵人出去卖瓷，茶陵人出去打工。出发是株洲的宿命，是这座城的出厂设置。

可一座只会出发的城市，终究是不完整的。

乌镇的数据告诉株洲人的，不是“你要变成乌镇”，而是“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乌镇有它的水，株洲有它的江；

乌镇有木心与茅盾，株洲有杜甫与左宗棠，还有朱、张分袂亭；

乌镇有染坊与酱园，株洲有机车厂与发动机车间。

乌镇人靠水吃水，株洲人靠厂吃厂——如今，该学着靠水吃水了。

湘江看着株洲长大，流经此地数千年。

炎帝在江边教人种五谷时，它在流；

杜甫在凿石浦系舟写诗时，它在流；

左宗棠在渌江书院种樟时，它在流；

田心第一台电力机车下线时，它在流；

将来马家河老镇重起炊烟、古桑洲渔火倒映万丰湖时，它仍会流。

河在，码头就在。

码头在，归来的船便迟早靠岸。

到那时，株洲还是那个株洲，只是它终于学会——不仅造出撼动大地的中国动力谷，也捧出一掬让人心安的忘情水。

到那时，株洲人向异乡人介绍自己，不必再说“我们是火车拖来的城市”。他们会说——

长车通星斗，短棹泊渔火。

千年流水地，一笑是归所。

责编：李永亮

一审：李永亮

二审：廖义刚

三审：周小雷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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