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安 孙良彪

在数智时代、文化均权的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农民诗人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化身份，成为观察当代中国文艺生态的重要窗口。

从“沂蒙二姐”吕玉霞、“烧烤诗人”温雄珍、磨豆腐的肖大妹、“养鸡诗人”邓春生、登上联合国讲坛的农妇诗人韩仕梅、脑瘫农妇余秀华等农民诗人个体化书写到宁夏西海固作家群、湖北秭归“三闾骚坛”诗社、湖南苏溪村“耕读诗社”、四川险岩诗社等农民诗歌创作的集群涌现，农民诗人用沾满泥土的诗句记录着乡土中国的深刻变迁，成为醒目的文学现象。这不仅是农民诗人个人创作的丰收，更是新大众文艺崛起的重要体现。

在传统文艺作品中，农民往往是“被书写”的对象，农民形象由他者建构。而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农民诗人体现出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主体性的回归。农民诗人不仅表达农民主体的生活与情感，如邹石太“叶弯仑上将军石，镇守苏溪一条冲。岩山口上狮子守，上保君臣下保民”对乡村生活景观的展现，王笃臣“深秋凉雨打桂花，羊儿欲吃响鞭打”对种地、养猪、放羊等日常生活体验的书写，邹胜阶“牲禽养殖圈圈满，田土精耕岁岁增”对乡土变迁的记录，更有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对自我欲望、尊严与生命力的宣告。

农民身份的自觉确认，构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底层情感结构。这种身份确认，不是传统对农民身份悲情的自我贬义，而是骄傲的认领。在创作主体层面全面彰显新大众文艺反映新时代大众生活、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人民文艺思想。

诗歌是文艺的源头之一，传统的诗歌往往以意象的凝练与跳跃、诗歌形式对韵律与节奏的注重、语意的含混与多义等被视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

而农民诗人的创作往往直接取自劳动、生活场景，表达对生活直观感受。如网名为“望星牧羊仔”的农民诗人以“放羊的艰辛是不寻常的苦/只有远处的风景/和近处的戈壁滩”等诗句记录草原生活的严酷。吴建兵《母亲散步》写轮椅上的母亲在乡间巡游的诗句“油菜花金黄，新房子霸气，……王家停停，泵站歇歇，曾经老伴在炎炎烈日下，排灌时跌倒的样子，此刻格外清晰”，都以朴实的语句表现村民生活的质感。韩仕梅“是谁心里空荡荡，是谁心里好凄凉。是谁脸颊泪两行，是谁总把事来扛，是谁伤透了你心房。是谁 gu灯自欣赏。谁是我，我是谁，时光congcong如流水，掠走姑娘的青春梦”，更以夹杂着别字和以拼音替代的诗句书写内心的孤寂。

他们的诗作意象似乎直接从劳作现场生长出来，抒情直白。这种“自下而上”的生长使农民诗人的创作带有未经规训的野性与质感。它以“泥土气息”的审美品味，纠正了“土气的”就是“落后”的的审美偏见，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最坚韧、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传统的诗歌创作囿于纸张和案头，媒介工具的革命性普及让表达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农民诗人通过智能手机随时随地记录灵感，并通过新媒体迅速传播。

诗与影像结合的分享使诗歌感染力放大，引起公众的共鸣而出圈。新媒体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艺的准入机制，点赞、转发代替了传统的审稿制度，农民诗人作品可以绕过传统文学期刊的审稿壁垒直抵读者。

山东农民“老四”的诗歌通过短视频获得百万点赞，山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通过抖音账号，获赞1910万次，粉丝170多万，甚至登上央视春晚。初中肄业的韩仕梅通过快手短视频账号发表诗歌获得众人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田埂上的写诗者”，后来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诗歌创作与发表门槛的降低与传播效应的极度提高从底层逻辑上重塑了文艺创作与传播的生态。

农民诗人的创作虽然代表着主体性的回归，但他们因缺乏专业训练被文学界精英阶层轻视，而在乡村，写诗又被村民视为“不务正业”。他们游走在“文学场”与“生活场”，同时又被两重场域边缘化而造成身份的尴尬。

他们的创作虽然以原生态的语言与大众化的品味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原生态的新鲜感过后，审美品味粗糙的局限便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农民诗人后续发展的瓶颈，许多农民诗人在短暂走红后迅速沉寂，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创作发展。

此外，数字平台的赋权使农民诗人得以迅速出圈。但是消费主义的流量导向使农民诗人的创作被资本收编，成为人们猎奇的文化符码，真实的个体经验反而被新的刻板想象所遮蔽，农民诗人的创作严重存在被消费主义文化异化的风险而失去其原本的内生动力。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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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