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鲁颂

大历三年（768）岁末，杜甫带着一家十余口，乘船迎着漫天风雪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湖南漂泊生活，在湖南文化历史上写下厚重的一笔，也给后人留下诸多谜题。例如，杜甫晚年寄寓的这艘船，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难道真是一艘破烂不堪、不蔽风雨的“扁舟”吗？他为什么来湖南，真的只是为了投奔故人、解决生计吗？他在湖南的生活到底怎样，真如人们想象那样孤苦无依、一贫如洗吗？

七八年来，笔者系统爬梳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篇）诗文，参证唐代历史资料，寻找蛛丝马迹，链接草蛇灰线，力图打破千余年来人们对杜甫的刻板印象，还原他的真实人生，写就一部《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杜甫在湖南的经历，是拙著的重要内容。

《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

一艘制作精良的私家“云帆”

广德元年（763）春天，正在梓州（今四川三台）游历的杜甫听到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欣喜若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产生了置船回乡的念头。

最初，他打算在梓州租船，当年秋天沿梓潼江南行至长江，然后顺江东下。此后不久，他参加了当地政府的一次聚会，结识了阆州（今四川阆中）王刺史。当时，阆州是西南地区新兴的造船基地，出产物美价廉的好船。于是，杜甫立即去了阆州预订了一艘船。随后半年，他多次往返阆州、梓州之间，一边筹款，一边监造。据估算，当时置办一艘像样的船约需1000缗钱，相当于一名县令四年的薪酬。第二年初，船竣工下水了，杜甫率领全家山行200余里来到阆州，准备登船出蜀返乡。

杜甫的这些活动，在其诗作中留有明显的痕迹。唐代是一个“江湖上的国度”，水运交通繁荣，基础设施完备，江河沿途的“横塘”可以泊船、 “水驿”可以休憩。唐代造船业发达，船只普遍采用水密隔舱、钉接榫合、油灰捻缝和油漆涂底等工艺，具有较强的结构强度和防渗防腐能力，航程远、吨位大、航速快。而巴蜀地区盛产木材、铁、麻、石灰等，造船材料丰富，发展造船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巴蜀地区各大造船基地中，阆州离梓州最近，造价最低。

杜甫所造的是一艘大船。永泰元年（765），杜甫写过一组题为《三韵三篇》的诗，显示他对造船工序十分熟悉，很可能与他一年前在阆州监造船只的经历有关。诗中描述的“起樯”“挂席”“下水”这些大场面，只能在建造大型船只的工场才能看到。杜甫试船时，特意强调他最大的感受是“坐稳”，而平稳正是大船的特征。后来，他在船上生活，多次在诗中用“危樯”“高帆”“云帆”形容桅杆的高大，用“洞房”形容船舱的宽敞。

杜甫的船想象图。作者手绘 

大历四年（769）四月，杜甫从衡阳返回长沙，船上搭载了多位“同舟”。当时船上有十余名家眷、两三个奴仆、三四个船工，加上“同舟”，说明杜甫的船乘坐二十人以上也能在激流中航行无忧。

十月，湖南幕府一位叫苏涣的侍御上船造访杜甫，吟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杜甫被深深打动了，那吟诵声铿锵在耳，第二天仍然觉得“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杜甫的竹杖是邛州名产，至少有两米长，他能自如地携杖入舱，说明船舱的宽纵定有数倍竹杖的长度。

十一月的一天夜里，长沙大雪纷纷，但因船大舱深，杜甫竟没有察觉到，直到将蜡烛伸到舱外探照，才能肯定下雪了。

大历五年（770）四月，长沙兵变，杜甫逃亡衡阳途中，一天夜里有盗贼袭扰了夜泊码头的客船，他在船舱没有听到动静，也侧面证明他的船大，且隔音效果还不差。根据现有出土唐船残体的尺寸推测，杜甫的船长达20米以上，宽达6米以上。

杜甫的船具备“家”的功能，底舱储藏的粮食、药裹和酒瓮，足够用度数月。通过杜甫的诗歌，我们能够探知，这是一艘带有巴蜀风格的双体“并舟”，船身绘有彩饰，船首画着夸张的鹢鸟；船体中后部竖立高大的桅杆和阔大的风帆，桅顶挂着羽毛制作的候风器“五两”，船头用于拉纤的“百丈”盘缠；船舱带窗，舱檐悬挂风灯。船舱的门窗上都挂有垂帘，窗前安放着花当盆栽；舱内用屏风和虚幌分隔，外侧摆放几案、凭几，案上有烛台、书卷、笔墨纸砚，旁边有剑、琴；船舱内侧则是供家人憩息的枕席。船舱两壁摆满书架，书架上系满了书卷，杜甫藏书丰富，他的船实际上是一艘“书船”。

这是一艘质量极好的船，在岷江、长江和湘江五年多的航程中，只有在夔州有过一次故障维修的记录。

一次舍我其谁的孤勇“南征”

杜甫行迹图。作者手绘​

杜甫到湖南后，在岳阳逗留了一月有余，写下名篇《登岳阳楼》。其间，李白的朋友裴隐把他接到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裴隐家居临湘白马矶，在昌江（今湖南平江）也拥有一座草堂。

大历四年（769）二月初，杜甫从白马潭出发，经长江在城陵矶再次进入洞庭湖。这次，他没有在岳阳城停留，而是按照晓行、午次、夜宿的节奏，经青草湖、白沙驿、乔口、铜官渚，于二月二十四日前到达长沙。在长沙休整一周左右，继续逆水南行，经凿石浦、空灵岸、花石戍、挽洲、双枫浦、津口，大约于三月初七抵达衡山县。这时，因病情发作，他不得不停下来接受治疗，经过用药和针灸，身体慢慢恢复，两旬后已能拄杖行走。

养病期间，杜甫很可能给衡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韦之晋去了信。韦之晋是杜甫年轻时结识的忘年交，杜甫之来湖南，就是受到他的邀请。杜甫不知道的是，这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韦之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责令他率“湖南军”移驻长沙。按照唐代驿递速度推算，诏令应于三月初二送达衡阳。这时，杜甫已经离开长沙。当杜甫滞留衡山时，韦之晋正忙于驻军移防准备，便安排判官郭受前去迎接杜甫。

杜甫大约在三月底到达衡阳。韦之晋率部移驻长沙之后，他因健康原因留下休养。待他返回长沙时，应是四月中下旬的光景。在长沙，他住进城南湘江边的“江阁”调养身体，期间参与湖南幕府的活动，与亲朋相聚，还游览了河西的岳麓山，心情舒畅，身体有所康复。可惜的是，两个月后韦之晋意外病逝，杜甫的生活境遇便大不如从前了。到了秋天，他便从“江阁”搬回船上，但仍然与湖南幕府联系密切，甚至参与了一些工作。为了贴补家用，他还时常到城内“鱼商市”卖草药。

此时，他已经有了北归的打算，但考虑到湖南冬暖，利于疗养身体，便留下来过冬。没想到，第二年四月，潭州兵马使臧玠兵变，杜甫连夜从城内逃到船上，直奔衡州。大约四月底或五月初，他抵达衡阳，紧接着又逆耒水而上，前往郴州。当时正值仲夏，洪水汹涌，杜甫行至方田驿，被洪水困了七八天，幸而耒阳聂县令相助，送来酒食，又将他接到县城。六月，杜甫回棹北上，在长沙居住了半年左右，于当年十二月启程返乡。但行至洞庭湖时，病情再次发作，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以沉痛的心情伏枕写下了绝笔诗。

据相关资料推测，杜甫因病中断北归，转而沿汨罗江而上，寄寓在裴隐位于昌江的草堂，最后在那里病逝和下葬。四十三年后，即元和八年（813），他的孙子杜嗣业将其灵柩送回河南偃师，归葬于首阳山下家族墓地。

千余年来，人们认为杜甫来湖南，只是为了投奔韦之晋以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然而，我们细读杜诗就能发现，如果仅为生活计，他完全可以不来湖南。

入湘之前，他有许多选择，东下吴越，北归洛阳，甚至庐山隐居，都是可行的。到岳州后，裴隐和许多新知都劝他留下来，如果求安稳，他也不必继续南下。韦之晋去世后，他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庇护人，生活水准有所下降，但并没有穷困潦倒，他有能力请朋友饮酒、喝茶、吃饭。他之所以来湖南，其实有更高追求，他的心里始终怀着一个大目标、大愿望，所以他屡屡将自己的湖南之行称为“南征”。

十二年前，杜甫从凤翔（今陕西宝鸡）北赴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写过一首题为《北征》的长诗。他以“征”纪行，内心总是充满着崇高、深沉、忧患、庄重的色彩。“北征”如此，“南征”也是如此，读他的100余首湘江诗，里面有希冀、有激昂、有愤慨、有悲怆，却绝无丝毫落魄哀怜之感、低眉乞食之态。

那么，杜甫心中的大目标到底是什么呢？结合他在湖南两年的作为可知，那就是要做 “再使风俗淳”的尧舜事业。正因如此，他在江陵辞别老友郑审的时候、在岳州婉拒裴隐挽留的时候、在即将抵达衡州的时候，诗歌中总昂扬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

一场功在后世的失败“易制”

作者在湘江漂流寻访杜甫行迹。作者供图​

从乾元二年（759）到大历五年（770）的十一年里，杜甫一家辗转生活于成都、梓州、夔州、江陵、长沙等地。人们以为他一直无所事事、过着寄人篱下的乞食生活。就连广德二年（764）短暂入幕，也只不过是老朋友严武为了照顾其生计，给他安排了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闲差。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使人们遮蔽了许多蕴含在杜甫诗句中的重要信息。

实际上，他所到之处，几乎都深度参与过地方乃至军队的事务。在蜀地，他游历四方，熟悉当地的社情民意、山川风物、道路交通，对地方政治军事态势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组织协调才能强，熟悉后勤保障，辅佐严武招募军队、收复“西山三城”。在夔州，他联络了周边十几位刺史一级的官员，积极实行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希望坚持不懈，得到全国各州效仿，以实现“天下小安可矣”的愿望。

在湖南也同样如此，他的初衷、抱负、情感和行动，都体现在他的湘江诗里。

身处江湖、人在旅途，他始终不忘关注社会动态。一进入洞庭湖，就敏锐地注意到巨大的贫富差距、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败坏的货币制度带来的深重苦难。他在湘江一路航行，一路访贫问苦，为社会不公而愤懑，为人间不幸而叹息，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

在挽洲，他听了岛主讲述采蕨女的悲惨故事后，甚至正装鞠躬辞行，仿佛在向湖南人民做出郑重承诺。在衡山脚下，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不顾郭受善意劝阻，执意立刻动身去衡阳见韦之晋，心情之急迫，正是责任感的驱使。

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动荡和颠沛流离，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洞察，来到湖南之际，他的思考已经十分成熟。当时，藩镇割据和“逃户”两大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杜甫有针对性地提出“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两大主张，并借助韦之晋的力量在湖南七州推行。这一段时间，杜甫身着官服、腰佩银章，参与湖南幕府的工作，结交了一批同志，如观察使韦之晋、道州刺史裴虬、判官李曛、侍御苏涣、参军张建封等等。大历四年（769）四月至六月，“易制”部署告一段落，杜甫抱病登上岳麓山，发出“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的感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命运弄人，正当“易制”起步之时，韦之晋却突然病亡了。尽管如此，杜甫仍然鼓励李曛和裴虬等人坚持下去。可悲的是，继任湖南观察使崔瓘志大才疏，“减兵甲”用力过猛，激起兵变，长沙城“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在这生死关头，杜甫再次表现出大智大勇，他本可以驾船顺流向北逃亡，但他选择了逆水而行，向湖南所属各州发信搬兵平叛。兵变很快得到平定，但湖南已是满目疮痍，“易制”新政毁于一旦。

杜甫在湖南的努力，是一场失败的改革。由于韦之晋在唐史中没有立传，更由于这场“易制”草创未成，它被彻底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不为人知。但从杜甫的湘江诗里，仍然能捕捉到一些信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大变局中，有许许多多像杜甫这样的人，曾试图去托举它，竭力要挽救急转直下的历史颓势。

杜甫的努力尽管失败了，但他的两大主张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听到回响。他去世十年后，朝廷实施“两税法”，推倒了“租庸调制”这座赋税大山。而“上减兵甲”的大声呼吁，要在近二百年以后的北宋才得以实现。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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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