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有过两次婚姻，但当我成为女婿时，我先后的两位岳母，都已不在人世了。因此，“岳母”这两个字，于我而言，始终只是一个称谓，一片空白。但许多年前，有过一位“准岳母”，仅一夜的际遇，便让我对这两个字有了终生难忘的体会。

记忆里，1976年岳阳的冬天，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静。那冷，是能渗进骨头缝里的。我和女友小邹，刚从乾明寺的电影院看完复映的《洪湖赤卫队》出来，韩英的歌声还在胸腔里热着，嘴边呵出的白气，瞬间被北风撕得稀碎。

小邹是梅溪桥理发店里顶俊俏的姑娘，细高挑的身段，像一株水杉，那天她围着一条崭新的围巾，浅色的底子疏落地印着几枝青蓝色的兰花，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清雅，衬得她的脸红扑扑的。而我，是湘航2311轮的一名司炉，终年在洞庭湖与长江上漂着。一年到头，除了那固定的五十四天年假，全交给了2311轮。那时社会上有句话“有女莫嫁驾船郎，一年四季守空房”。这现实的沟，在她父母眼里，怕比八百里洞庭还宽。

送小邹到家门口，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前，窗格里透出暖黄的灯光，隐隐有收音机咿呀的戏曲声。“快进去吧，外头冷。”我说。她回头望我一眼，那兰花的影子在她颈边轻轻晃动了一下，眸子里映着稀薄的星光。我便转身，踩着一地冰碴子，心里是完成任务般的踏实，径直回了东井岭的邮电宿舍。却不知，我转身后那盏暖黄的灯，并未为她打开。门里，是一场因我而起的、无声的僵持。她的父母，终究是不愿将女儿托付给一个注定要让她在漫长守望中度日的“驾船郎”。

大约个把钟头后，我家的门被拍得山响。门外站着的，竟是她母亲，我的那位准岳母。棉袄外套着深蓝的罩衫，头发有些蓬乱，一张脸在楼道昏暗的光里，惨白着，只有眼睛烧着两簇焦急的火。“萍萍呢？你把她藏哪儿了？”声音是压着的，却像绷紧的弦。我父母赶忙将她让进屋，她也不坐，眼神像探照灯，在我家逼仄的两间房里扫过，衣柜角、床底下，似乎都恨不得看穿。搜寻无果，那强撑的气势便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天塌似的慌：“这怎么得了！深更半夜，她能跑哪去？！”

那一刻，我先前那点“完成任务”的安心，碎得干干净净。心上像陡然压了一块冰。这巨大的落差与突如其来的罪责，让我舌根发僵。眼前却莫名闪过那几枝在夜色里依然清晰的兰花。“陪您去找。”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那一夜的跋涉，就此开始。没有单车可骑，全凭一双脚。我陪着她，从东井岭的邮电宿舍出发，穿过沉睡的街巷，往梅溪桥那边的隧洞走去，去她同事小李家找她。去时心里坠着石头，步子又急又沉。待敲开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回程的路便只剩下一片空茫的疲乏。

寒夜的岳阳城，寂静无边，一条又一条街道在脚下延伸，仿佛没有尽头。我心头蓦地一酸，“刘郎已恨蓬山远”。此刻，我和身边的准岳母，与我们要寻的小邹，隔着这更深更重的夜色，不知多远。一来一回，夜路将近两个小时。寒风像细针，从棉袄的每一处缝隙钻进来，脚底先是冻得发麻，后来便是火辣辣的酸胀。把准岳母送到家门口，我自己再折返回东井岭，又是半个多小时的独行。前后小半夜，筋骨里那点热气，早就耗干了。躺在冰冷的床上，合上眼，全是准岳母那张惨白的脸和空洞的夜路。偶尔，那抹浅底兰花的围巾会浮上眼前，旋即又被浓稠的黑暗吞没，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天刚蒙蒙泛着鱼肚白，肚子里空落落的，也顾不上弄早饭吃，我就又站到了那扇木门前。门开得很快，她母亲显然也是一夜未眠，眼底乌青，见到我，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冷硬得像屋檐下挂的冰棱：“你把我女儿找回来，才算完事。”

我像个被无形绳索牵动的木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先从她家跑回东井岭自己家，一刻也不敢停，立刻又转身赶往红船厂码头，去寻泊在那里的2311轮。湖风刮脸，跑到码头时，内衣已被汗濡湿了一片。好不容易把沉睡中的朱支书喊醒，他睡意惺忪地听后，猛地清醒过来，只说：“赶快找人！我叫人替你的班。”得了这句话，我疾步转身，再次迈开那双已然沉重的腿，跑回她家报信。这一早上，时间在焦灼的奔走中粘稠地流淌，我的双腿只是机械地交替，从城东到江边，再从江边折返，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一个念头：找到她。

“报警吧。”她母亲哑着声音说。于是，我又陪着她，奔向东茅岭派出所。去派出所的路，仿佛比昨夜的路更漫长。饥饿和连续的疲乏一阵阵泛上来，腿肚子发软，但只能强撑着。那一路，我们依旧无语，但某种奇异的、共患难般的同盟感，似乎在那沉默里滋生了一丝，至少，找到小邹是一致的。

派出所里，一位面孔严肃的女警接待了我们。听完我颠三倒四的叙述，她翻了翻记录本，公事公办地说：“同志，成年人失踪，要满24小时才能立案。”我急了，喉咙干得发痒：“请您先登记上，时间一到，不就能立刻去查了吗？”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位面容憔悴、几乎要站不稳的母亲，终于还是拿起了笔。

从派出所出来，日头已渐渐高了，看看街边人家厨房飘出的炊烟，才惊觉已近十一点。一场电影惹出的风波，竟就这样耗尽了我一整夜加上半个白天，粒米未进，全靠一双脚板丈量了半个岳阳城。我们沿着来路返回。走到那个通往她家的、长长的黄土坡下时，我一抬头，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山坡中段，两个并排而立的身影，正朝着我们微笑。一个是小邹，她依然围着那条浅底兰花的围巾，在清冷的晨光里，那兰草仿佛活了过来，透着安然无恙的秀气，她完好无损。另一个是她的同事小汤。她们的笑容，轻松、明媚，甚至带着点恶作剧得逞般的顽皮，与我们这一夜的风霜、焦虑、惊恐，形成了残酷而荒谬的反差。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侧头去看身边的准岳母。她的脚步也停了。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凝住。她死死地盯着山坡上的女儿，目光掠过女儿笑盈盈的脸，最后定格在那条熟悉的、印着兰花的围巾上，那是她亲手织就，颜色还是女儿自己挑的。准岳母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上闪过极其复杂的神色，狂喜？愤怒？委屈？释然？最终，所有这些激烈的情感，都坍缩成一种绝对的静默。她没有惊叫，没有哭喊，没有冲上去责打。她只是深深地、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地，看了女儿一眼。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疾步转身，径直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步子很快，很决绝，一次也没有回头。

山坡上的笑容凝住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深蓝色的、迅速远去的背影，又看看山坡上不知所措的两个姑娘。彻夜的寒风与半日的奔忙，此刻化作一种迟钝的麻木，从脚底蔓延到心头。小邹还望着她母亲和我的方向，脸上的笑意渐渐被困惑取代，那条浅底兰花的围巾，在突然凝滞的空气中，静静地垂着，上面的兰花，也不再摇曳了。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昨夜那条漫长夜路上，那堵横亘在我与那位母亲之间的、无形的墙，或许曾被共同的焦虑短暂地蚀薄了一瞬，但在此刻，它又隆隆地升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坚固、冰冷、不可逾越。那个与我沉默同行一夜、让我奔波半城的准岳母，不会再回头了。

多年后，当我真正走入婚姻，有时会想起那个冬夜。我两次婚姻里缺席的岳母，与那位唯一存在过、却用一夜奔波定义了她全部形象的准岳母，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一面是终身的空白与淡淡的羡慕；另一面，则是填满了寒风、冻土、无尽夜路与复杂沉默的，关于“岳母”这个身份最初也最沉重的印记。许多年后，读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心中总会蓦然一动。那个寒夜，我与小邹母亲何尝不是寻遍了半个城？然而晨光中的蓦然回首，见到的却不是灯火阑珊的暖意，而是一条静默的兰花围巾，和一扇从此紧闭的门。

自那以后，小邹的母亲始终没有松口。我们之间的联系，便像风中的游丝，勉强维系着，终究是若即若离。直到1978年，我再次参加高考，终于离开了湘航2311轮，也离开了洞庭湖边的岳阳。后来听说，我走后不久，她母亲便匆匆为她定了一门亲事。从此，江湖两忘，音讯永隔。

如今想来，那一夜她寻女的万分焦急与决绝背影，何尝不是一种母爱的极致！后来她执意阻止的苦心与匆匆定下的亲事，生怕女儿跟着“驾船郎”一世漂泊受苦，又何尝不是同一种母爱的极致！所谓接纳与反对，疼惜与阻拦，看似两极，终究都绕不出“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质朴的情怀。

那扇未曾为我打开的门，在那个冬夜与随之而来的疲惫清晨之后，便永远地关上了。连同那用双脚反复丈量过的、冰冷的街道，以及小邹那最终凝固在晨光中的笑容，和那条不再飘动、带着静默兰花的围巾，一起封存在1976年严冬凛冽的北风里。

（本文根据1976年作者亲身经历创作，人物姓名及相关细节已做文学化处理，为原创非虚构散文。）

作者简介：

刘庆选，祖籍长沙，生于岳阳（1953年农历七月初一）。成长于洞庭湖畔，曾下乡插队于岳阳县郭镇公社畈中大队。在岳阳港务局2311轮、湖南省航运管理局、省计划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巡视组工作过。平生所历，可谓江湖淬火、庙堂躬耕、重归江湖。

责编：邓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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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先姐闲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