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新华社／美联​

在传统叙事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常被简化为“开”或“关”的二元选择。但当前美伊冲突呈现出的现实，却是一种更复杂也更危险的状态——海峡没有正式关闭，却已经难言真正开放。

当伊朗与美国以各自方式同时“封锁”海峡，一种前所未有的“双向封锁”正在形成：伊朗通过水雷与不确定性强化对海峡的实际影响，美国则试图通过规则、制裁与军事威慑重塑通行秩序。

没有赢家的“灰色封锁”，没有单一的输家或赢家：航运公司承担最直接的风险，能源市场承受波动冲击，而更深层的压力，则正在缓慢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真正的“噩梦”，或许并不来自某一次爆炸或封锁，而来自这种持续存在、难以终结的不确定性。

水雷威胁持续：航道风险难以评估

4月2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下令美国海军，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可立即开火击沉。同时，美军扫雷行动持续加码，强度提升至此前的三倍。

但强硬表态背后，现实约束依然明显，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拥有数量可观的水雷储备，类型涵盖传统漂雷、锚雷以及具备识别能力的智能水雷，甚至不排除具备远程布设与引爆能力。但无论是数量还是部署位置，始终缺乏明确的信息披露。

这使风险“无法界定”。一旦发生爆炸，难以判断是误触旧雷还是人为引爆，责任无法厘清，保险体系也就难以定价。在航运市场中，“不可评估”往往就意味着“不可承受”。

即便从军事角度看，扫雷也不是一次性行动。美国海军退役军官史蒂文·威尔斯将其比作“拔蒲公英”，清理一处、可能很快又被重新布设。在这种循环中，即便拥有技术优势，也难以保证航道长期安全。

现实执行空间受限, 在物理风险难以消除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更多依赖规则手段介入海峡秩序——通过制裁、执法和军事威慑，限制与伊朗相关的航运活动。但这种方式同样面临现实掣肘。

首先，是行动空间受限。主航道受水雷威胁影响显著，而相对安全的替代航道又更靠近伊朗控制区域，风险并未降低。即便是装备先进的美军舰艇，也尽量避免在狭窄海域内长时间巡航。

其次，是环境本身的制约。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狭窄、水流复杂，且长期处于岸基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多重威胁覆盖之下。一旦进入核心区域，预警时间被压缩，行动风险迅速上升。

在这种两难局面下，美军更多选择在外围海域活动，而非深入核心航道，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其对通行秩序的实际影响力。

霍尔木兹海峡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汪强 摄​

“蚊子舰队”：低强度高频率的持续消耗

如果说水雷制造的是静态威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蚊子舰队”，则构成持续不断的动态扰动。

这支力量以大量小型武装快艇为基础，并与无人机、岸基导弹等手段形成协同配合。其战术并不复杂：快速接近、实施骚扰、随即撤离。美方早年估计伊朗拥有约1000艘此类快艇，而最新评估已上升至3000至5000艘。尽管美国宣称已对伊朗海军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大量适用于布雷和袭扰的快速攻击艇仍然得以保留，并持续发挥作用。

这些快艇机动性强、分散隐蔽，对固定设施依赖极低。平时可以藏于海岸洞窟或陆上掩体，需要时迅速出动，又迅速消散。它们并不追求决定性打击，而是通过频繁、低烈度行动不断制造不确定性，使对手始终处于被动应对之中。

在这种模式下，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演变为一种“蜂群式消耗格局”：威胁分散、节奏不定、目标难以锁定。外部力量很难通过一次行动解决问题，只能被拖入反复拉锯的长期消耗之中。这种动态扰动与水雷威胁形成互补——前者制造即时压力，后者放大长期风险。

比油价更深层的冲击：“双向封锁”下的金融连锁反应

表面上看，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首先冲击的是航运与能源市场：运输延误、保险上涨、油价波动。但在目前这种双向封锁状态下，更深层的影响，正沿着金融渠道逐步显现。

过去数十年，海湾国家通过能源出口获取美元收入，再将资金回流至美国国债及西方金融市场，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循环。这一机制既支撑了地区财富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金融体系。迪拜的崛起，正是这一模式的缩影——从能源贸易节点发展为区域金融中心，成为海湾资本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门户。

而如今，这一循环开始出现松动。

首先，是持续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变化。不同于一次性封锁的短期冲击，当前的影响更具延续性：航运时通时阻，保险费用随时调整，运输链条变得更昂贵、更低效。关键不只是成本上升，而是缺乏稳定预期。对市场而言，这意味着收益难以测算，资金安排也趋于保守。时间一长，这不仅会压缩海湾国家的能源收益，也将削弱其对外投资的稳定性，原本顺畅的资金循环开始变得起伏不定。

图片由AI生成​

但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信心。

金融市场最依赖的是可预期性。一旦通道的稳定性被削弱，即便并未完全中断，资本也会重新评估风险。对于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通道的能源与资金流而言，这种双向封锁状态本身，就足以改变行为预期。

这种变化已经开始在企业层面显现。一些跨国企业正重新评估区域布局，将部分业务由中东转向新加坡及更广泛的亚洲市场。这看似是地理上的调整，实则反映的是风险偏好的转移。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资本流动层面传导。随着能源收入承压、波动加大，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节奏也可能随之调整，原本流向欧美市场的部分资金存在波动甚至回撤的可能。

在当前美国高利率持续、财政压力上升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敏感。长期以来，海湾资本不仅是能源财富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金融市场提供了稳定支撑。一旦这一来源出现变化，其影响未必会立刻显现，但可能逐步传导至资产价格、融资环境乃至信用体系。

（作者顾明远，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事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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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