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合

爱书之人，对书房总有一份入骨的执念。

我最早对书房的向往，萌芽于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彼时，我艳羡的并非那方木桌，而是那份能将少年心事妥帖安放的清净。然而，家徒四壁的现实，让我的这份念想如天边流云，缥缈难及，只能深藏在心底，静待发芽。

后来，家中盖起了两层红砖房，我终于拥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一床、一凳、一方桌，虽简陋，却是我精神世界的雏形。我用直尺比划着，工整地描摹美术字，写下“勤奋进取”“立志创新”或是格言警句，蘸着米汤粘在墙上，以此明志。

书渐多后，我又找来两块红砖立在桌侧，细心地裹上报纸以遮去粗粝棱角，再搭上一块毛糙的木板，这便是我最初的书架，也是我对知识殿堂的第一次拙劣装修。那时的书大多来自学校发的课本，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妥善保存好往年课本的孩子，便已是邻里眼中的有志少年。我也因此成了旁人教育子女的榜样，时常能收获几句赞许。我将课本整齐地竖倚在红砖之间——那是贫瘠岁月里，我最珍贵的财富。

家中仅有的两本藏书，《毛主席语录》与《水浒传》，书页间常夹着母亲存放的鞋样与零钱。在母亲眼里那是生计，在我眼里却是江湖。我抵得住零钱的诱惑，一遍遍翻读，把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抄录背诵，再将故事讲给伙伴们听，满心都是自豪。

再大些，原方桌已容不下我抽条的身高，我便在母亲面前软磨硬泡，讨来了家中那张厚重的红漆书桌。我将抽屉倒扣在桌面上，把教科书和少量的课外书一一陈列其上，书房顿时显得有模有样。夜里就寝，我常在枕边放几本书，感觉闻着墨香睡得才更安稳些。那时虽不解“三更有梦书当枕”的深意，却本能地觉得，唯有书页的棱角，才能硌醒我贫瘠岁月里的绮丽幻梦。我偏爱新奇，隔一段时间，便给书房来一次“乾坤大挪移”：书桌由朝南转向北，由临窗改靠墙，有时还摆成半岛形，在细微的布局变换里，寻得独属于自己的新鲜欢喜。我还在门上挥毫写下“书房”二字，旁注“闲人免进”，一笔一画，圈出一方只属于自己的神圣天地。

我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在小学六年级。那天，我偷偷骑上父亲忘锁的自行车，怀揣着平日积攒的零花钱，奔赴镇上书店，买了一本《少年彭德怀》——只因刚看过彭老总的电影，心中满是敬仰，便执意要将这份敬意藏进书页里。这本书历经岁月流转，至今仍静静立在我的书架上，页脚虽已泛黄，却封存着我对书籍最早的虔诚。

学生时代，照相的机会寥寥，但我总执意以书架为背景。初三时，我特羡慕班主任朱老师办公室三层书架的书籍，常借送作业的机会，顺便翻一翻，临毕业时，我更是特意跑到他办公室里拍照留影，留下我对书房倾心的珍贵影像。

我真正沉下心细读课外书，始于初三那个没有作业的暑假。在废品堆里，我意外“淘”到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向来只读《优秀作文选》的我，仅读了前言便一发不可收拾。三毛笔下的撒哈拉，不再是地理课本上荒凉的异域，而是充满生命力的精神沃土。她以细腻笔触写尽远方的赤诚与生活的诗意，句句戳中我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辽阔世界的窗。几乎与此同时，堂兄寄放的一批养生气功书，也意外丰富了我的假期。如今看来那些故事或许荒诞，但在那个匮乏的年代，那份对未知领域如饥似渴的探索欲，成了我阅读情结最狂野的注脚。

高一时，朱老师转行做记者的消息，像一颗石子，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我满怀热忱加入学校“起陆文学社”，笔耕不辍，我省下有限的生活费，在振华书店流连，将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精神食粮一一搬回宿舍。有时中午匆匆扒口饭，我便赶去邮局前的书摊，沉醉在《散文选刊》的字里行间，只盼有朝一日，双峰报的副刊上也能印上我的名字。

在怀化的日子里，一本本名著先后入手，书架更加充实，文学类书籍占据了半壁江山。我像图书馆管理员一样细心地分类、编号，又像一位慈爱的母亲，抚爱着这一大群可爱的“孩子”。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十余年求学路，书房的默默陪伴，为我塑造了勤奋的形象，却在老屋重建时给了我沉重一击。因我不在家，疏于打理的书籍成了老鼠的安乐窝。当我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内心仿佛被撕裂，我想象那成堆的纸屑，成了老鼠产子后的温床，内心充满无力感和懊恼。仿佛老鼠啃噬掉的不是书页，而是我过往的岁月。那些被咬碎的页脚，是我再也无法拼凑的青春碎片。

南下漂泊的四年，工厂流水线的单调生活试图磨平我的棱角，但我心中的书屋从未坍塌。

下班后的黄昏，我常流连于路边的书摊，在尘土飞扬中“蹭”看一阵书，末了，象征性地买一本五毛钱的《佛山文艺》或《江门文艺》旧刊，既是对摊主的回报，也是给饥渴灵魂的一点精神补给。雨夜里，我倚床翻杂志，趴床写日记，开口读英语，用沉醉书本对抗人在异乡的孤寂。身边的同事不免冷嘲热讽：你一个打工的，还想当翻译吗？我只是笑一笑，虽然当时的我也很迷茫自己的未来，但我始终坚信一点，书到用时方恨少。每个月，我也会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奔赴广州天河图书馆。那扇厚重的玻璃门，仿佛一道结界：门外是喧嚣躁动的打工人潮，门内是一群静修的和我一样的朝圣者。

后来，我辗转到珠海上班，有幸拥有一间职工图书室，我如鱼得水。隔三岔五，我便泡在那里，沉醉于书页翻动的脆响。凭着这份痴迷，我取得了三位轮值管理员的信任，成了事实上的“编外管理员”。正是这个身份，让我比别人更早地触碰到了生命中的惊喜。在一本不起眼的《印制电路信息》期刊上，我捕捉到了一条同行对口岗位的招聘信息，而且是在湖南。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彼此正值当爸后，我心中一直盘桓着归乡的念头，多方打听却苦无门路，未曾想这机会竟在书页间不期而遇——得知是中外合资企业后，我针对性地恶补英语，将平日里积攒的碎片化知识快速重组。最终，我顺利通过面试，得以从南方漂泊的泥沼中抽身，回到湖南，扎根长沙。

那本行业期刊，就像命运的信使——若非平日里在图书室养成的博览习惯，若非坚持学英语的那股“傻劲”，我或许就会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彼时，女儿才半岁，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因为这次转折，我不再是那个只能在他乡遥望的过客，而是可以每月回乡探看妻女的归人，湖南这片热土，有种天然的让我亲近的归属感——书卷或许不能立刻让填饱肚皮，却为我的人生点亮灯塔，指引归航，它让我结束了浮萍般的漂泊，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工作安顿后，我又开始“折腾”老家的书房：请叔叔做了个简易书架，将那些积灰的旧书一一搬出，细细清扫、耐心翻晒。妻子不解：“明明没多少时间看，何必费这番功夫？”她不懂，这满架旧书早已超越了物理的存在，而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每一本书背后，都站着我的童年、少年与青年。也许一年回乡翻不了几本，可只要瞅见那些熟悉的书名、泛黄的封面、稚嫩的批注，卷角的手稿，便足以让我瞬间心安——那是岁月留给我最珍贵的馈赠，是我未曾改变的初心。

在长沙定居买房时，装修的万千琐碎我都与妻子有商有量，唯独书房这一隅，是我的地盘我作主。书架的布局，便是我的排兵布阵：一层是我经营职场的技术管理法律书籍，一层是我安放灵魂的诗词文史杂志书籍，还有两层是孩子的课业学习用书——钢筋水泥给了我肉身的安身之所，而这方寸书房，才真正让我的灵魂有了归宿。

在长沙辗转的几家公司，虽名义上设有图书室，却多是紧锁的门扉，或是逼仄角落里寥寥百册蒙尘的旧书。那方寸之地，安顿不下我日益膨胀的“野心”。于是，我常在周末如候鸟一般，在省图的庄严、市图的喧嚣、县馆的静谧与新华书店的琳琅间穿行。

那是我生命中一段疯狂的“杂食期”：左手是文史哲的厚重滋养，右手是英语、设计、职称考试的硬核技能。自考文凭的艰辛，自不必说。正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和近乎贪婪的汲取，默默重塑了我的职业轨迹，让我在每一次职场的十字路口，都有底气去选择那条或许更难但也更远的路，让我在职场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同时，我因为或参与、或组织、或引领亲子阅读，还获得了县级“书香家庭”荣誉，并结识一些文学、诗词爱好者，我潜藏的码字的兴趣也被激活了，不时投稿报社、期刊或征文，小有斩获，渐渐地，也在文艺的星空中觅得微光。

2022年，我转行并扎根株洲。虽远离妻儿，形单影只，幸有公司这间宽阔的职工书屋相伴。它是我清晨的朗读室，是我午后的静修场，更是我备考职称、诵读英语、创作诗文的能量补给站。在这里，孤独被书香稀释，岁月被文字填满。承蒙董事长的远见和支持，我有机会将这份热爱放大——从策划读书会到凝聚更多书友，从一间普通书吧到获得省总工会评定“省级示范职工书屋”，我见证了许多有趣的灵魂在这里被点亮。我的书房情结，终于变成了一枚微小的火种，点燃了更多人的阅读热情。

十年磨一剑。如今在长株潭的文艺圈层中，我虽不敢言成就，却也因这份坚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些曾经仰慕的作家、学者、诗人，也时常得以近距离相见和交流。

人人都有未竟的梦想，于我而言，书房便是梦想的酵母。它像一位沉默的老友，收纳了我的年少轻狂，也抚慰了我的中年风霜。扎根株洲4年来，我很享受在职工书屋的晨光微熹里读书，也沉醉于和同事们围圈夜读的氛围，尤其是有名才毕业的小青年，在“湘悦读 工力量”读书会后，激动地微信我说：下次还要参加我组织的读书活动时，我骤然感悟，读书，是我对这平凡生活最温柔的“霸蛮”，书屋从来不是囚禁我的堡垒，也不是我独享的孤岛，它是一枚火种，从红砖砌的书架烧到被省总工会评为示范职工书屋——只要那份读书的笃定在，那些被岁月磨平的棱角，便能在别人的青春里重新锋利，我深信，一定有更多年轻人愿意来职工书屋寻找光亮，而我也愿意继续做那个守灯的人，也许这份光亮暂时还微弱，但我深信，在株洲这片热土上，只要我们坚持‘熔炼’，平凡的阅读终将迸溅出照亮时代的火花。

作者：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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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