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4-27 14:56:10
文|罗峰 株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毛泽东的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著作是社会科学经典。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925年,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调查表》时,于“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丈量株洲:社会科学的田野实践
在1920年至1930年间,青年毛泽东曾14次踏足株洲这片土地。家乡周边的湖湘大地成为青年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重要的实践地。亦即在27至37岁期间,毛泽东围绕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政权建立、土地革命以及革命道路探索等核心问题,在株洲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首创性革命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考察农民运动、集中授课、插牌分田、连队建党、召开会议及武装斗争。这些革命实践多以发表演讲、调查研究、文章撰写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展开,体现了他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质。
1922年,毛泽东在赴萍乡安源部署罢工斗争前夕,在醴陵县文庙甲种师范讲习所作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长篇演讲,撒播下革命的“星星之火”。聆听演讲的青年学子左权、蔡申熙等成立“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1927年,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其中,他在醴陵县(今醴陵市、渌口区及芦淞区部分地区)进行了九天八夜的深入考察。在先农坛、龙凤庵和伏波庙等地开展各类调查活动时,毛泽东事先列出调查提纲,运用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座谈访谈、参与讨论等多种方式,开会时认真听取意见,仔细记录,与到会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平等讨论,获得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与实际经验。考察结束后,通过深入调查和系统总结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公开发表,全文有67%的文字来自一线农民的考察调研,提到或引用醴陵的典型事例有14处。考察报告激情饱满,夹叙夹议,既是调查总结和工作陈述,又是革命论证与宣传鼓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去观察、分析、把握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尝试,是推动中国革命最广泛、最具体、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珍贵文献,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
1928年,在酃县(今炎陵县)八担坵集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期间,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斗争的重要性,开创了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先河。此外,毛泽东还以书信、报告、公告、决议案等方式指导发生在株洲的革命事业。1927年,他在总结二打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的经验教训时,首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1929年,他鼓励茶陵特别区委(县委)书记宛希先编写《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首创性指导党的组织建设。显然,毛泽东在株洲大地的“从0到1”的开创性革命探索,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科学实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已在此初现端倪,标志着他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基础已然奠定,毛泽东思想由此进入初步形成阶段。
科学求索: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运用
毛泽东受到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在中国传播以及晚清民国报刊有关社会调查文章的影响,更是基于了解国情、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迫切需要,调查研究成为他所倡导的科学工作方法、推崇的思想方法。1919年,毛泽东撰写《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在湘东株洲这个重要的革命实践场域,他创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路线、方针策略和工作方法,形成从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眼睛向下等闪耀着智慧光芒和远见卓识的重要方法论,体现了人民性、实践性、本土性、自觉性的有机统一。尤其是他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研究、改造社会与革命探索的重要工具,注重运用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调查等方法,以及观察、访谈、座谈、表格、抽样调查等具体手段。因此,毛泽东是由中国问题出发进入田野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早期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社会实践派。
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作为学科被引入中国。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并成为知识界与政治精英推动国家进步的工具,这一时期涌现出陶孟和、陈达、孙本文、李景汉、吴景超等一批杰出的社会学学者。他们重视实地调查与研究,立足本国资料开展分析与引证,致力于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则具有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他在剖析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时,创造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将剖析社会问题与社会动员、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为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特别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对农民、农村、农业的状况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不断进行提炼和总结。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主持拟定地租率、田赋、抗租减租等36个调查项目,组织编写《农民问题丛刊》26种。1927年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翔实的数据、量化比较的方法揭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的残酷现实。通过这一系列理论探讨与实践调查,毛泽东深刻阐明“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开辟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他第一次明确使用“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1930年,他写下《关于调查工作》,就调查工作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技术细节作了详细说明和介绍,在思想理论上阐明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他把调查研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进行哲学思考,使调查研究思想及实践成为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
开辟新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毛泽东倡导并躬行“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基于深厚的积淀和广泛的斗争实践,毛泽东得以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尤其善于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形成了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指导实践、再认识的良性循环,这使他准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性质、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他的社会科学成果、特别是一些重要文章,兼具革命家的气势、思想家的深邃、政治家的高度、文学家的语言与学者的严谨,极具指导性、实践性与鼓动性,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指引明确的前进方向,塑造了党风、政风和文风,是党的重要思想宝库,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早期著作,从中国社会的“结构—机制”特征来阐明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保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与否定性风格,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紧密相联。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从思考变革哲学、探究救国道路,到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引中国革命实践及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践之路,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先声。21世纪是复杂性世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扑面而来,其不确定性、非线性、非预期、风险性特征纵横交织。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面临错综复杂的决策环境和交叉互动的问题领域,出现大量亟待解决的国内外新问题新任务。这对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与运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与作用,在当下和未来将更加凸显。青年毛泽东在株洲的革命探索所蕴含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薪火相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
始终保持理论清醒。毛泽东从纷杂的观点和路径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规律,磨炼革命本领,实现真理本土化。以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自觉,以理论清醒夯实政治坚定。我们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彰显强大真理伟力与实践伟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化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思维,注重理论转化,密切联系实际。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专业知识的学习,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增强历史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毛泽东眼光向上、脚步向下,深入社会、融入群众,当群众的学生。我们要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心中装满人民,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引导群众,传承“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既“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又深入田间地头找答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浦江经验,用好屋场会、议事会、恳谈会等方式,和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找到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共建美好社会,共创美好生活,持续增进人民的福祉。
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毛泽东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取得真实可信的社会调查成果,指导开展革命,其勇于开拓、敢于斗争的精神彰显着求真务实的品格。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发挥作用,理论武装只有解决问题才能取得实效。实践出真知、虚功实做出真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需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重大问题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调查研究要坚持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深、细、实、准、效”,解决现实需求,研究真实问题。“下马看花、过细看花”,从点上破题寻策,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探究在各种现实条件下问题的最优解。
始终善于借力借智。毛泽东博采哲学社会科学之众长,厚积薄发,实现从科学理论到社会实践、革命斗争到革命理论的融合与跃升。我们要广纳智慧,善于借力、借智、借势。要注重“线上”“线下”主动收集“金点子”与社情民意,“蜜蜂采蜜”“伯乐相马”,以敏锐的识别力吸纳真知灼见。尤其是要注重利用高水平的智库成果,鼓励社会科学专家学者扎根于真实社会之中,“真、情、实、意”做学问,“将心比心”做田野调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鼓励创新社科研究的技术、工具和方法,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的跨学科研究,推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精品力作,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智库决策咨询报告,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实效性。
百年前,青年毛泽东践履株洲大地,在田野调查中探寻救国真理;百年后,当我们循着这片红色足迹回望,那不仅是伟人大气磅礴的求索之路,更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开拓之路。扎根广袤的中国大地,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让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焕发光彩,我们定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续写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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