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栏目聚焦学术前沿， 分享聂茂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领域的研究心得与学术观察。内容涵盖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自信力”、“中国作家创作的道路选择”等议题，汇集其二十余年的思考，旨在搭建一个与学界同仁交流互鉴的平台。

中国新时期文学实现根本性转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也越来越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认知也更加客观和深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通过“渗、学、交、播”的具体措施，创作主体真正实现了从自卑到自信、从仰视到审视、从焦虑到从容、从被动到主动等根本性的改变，为跨文化传播中重构良好的中国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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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渗”，即通过版权交易，创作主体变自卑为自觉，增强了“输出中的文化自信”。

1984年，美国知识界成立了一个“国际读者书社”，第一批推介“西欧以外”的书共有六本：尼加拉瓜、巴勒斯坦、捷克、南非、智利各一本和中国杨绛的《干校六记》。对于被选择/被审视的作家来说，只能在矛盾中接受。梁晓声曾声称，谁要是把他的作品推出国门，不管有没有稿酬，他都“会心存感激”。那个时候，作品能够在境外出版，就感到很荣幸了。改革开放40多年后，中国变得成熟和自信。几年前，法国一位著名出版家来北京约见作家格非，在谈到《人面桃花》出版合同时，格非对某些条款不能认同。该出版家问：“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法国读者了解吗？你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格非说：“我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法国读者的损失，我没有任何损失。”格非的回答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家的尊严和自信。

二是“学”，即通过全面学习并掌握西方文学理论，创作主体变仰视为审视，获得了“观念上的正确认识”。

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政治在他们的小说里，犹如“在音乐会中打响的手枪”，十分的不协调。中国作家作品中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日常生活十分不同的比率导致发达国家读者与其所熟悉的西方阅读习惯的格格不入，从而引发他们对自己文化母国文化积淀进行审视。中国作家也发现他们理论的缺陷或错误。例如，杰姆逊通过分析鲁迅先生一二个小说文本就认为中国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民族寓言”。难道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作品不是民族寓言？难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没有隐含他们的“政治叙事”？这就是“观念上的正确认识”，客观、中肯而真实。

三是“交”：即通过多层级的交流互访，创作主体变焦虑为从容，形成了“思想上的警醒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代表团或作家个人出国访问、讲学成为常态，他们从焦虑变为从容，形成“思想上的警醒意识”。例如，韩少功在法国，当地人很惊讶地问：“太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讲法语？”韩少功认为，如果一个白人或黑人能够讲汉语，中国人倒会说，“太奇怪了，你怎么会说汉语？”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世界，远方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而那些惊讶的欧洲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世界的全部。法国人或其他西方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已经演出了人类史上动人的一幕，但它只是文明的一个阶段，也面临着怀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间。如果他们不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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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播”：即通过各类跨文化传播，创作主体变被动为主动，重塑了“真实的中国形象”。

发达国家的某些精英自以为对中国很了解，而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牧师文化”或少数记者走马观花式的“片面新闻”，以及由华裔后代所写的“好莱坞文学”。比方，美国的谭恩美竟被视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她的《喜福会》《接骨师的女儿》等作品，以年长的中国女性作主人公，小说中，正常的有人情味的生活几乎是永恒的缺失。而建立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基础上的中国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得大奖，例如，《红高梁》《活着》等中国电影，完全不同于谭恩美的虚构，也不同于华人作家张鸿的《黑天鹅——三个女人的故事》、闵琪的《红杜鹃》等带有扭曲性的自传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从西方人设立的全球性奖项中夺取一个又一个大奖，包括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等等，都充分表明，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责编：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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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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