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在我人生的阅读版图上，《红岩》是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却刻下了最清晰的印记。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湘北农村读高中，贫瘠的物质生活里，书籍是比粮食更稀缺的珍宝。学校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农家的箱底也难寻几册可读之书，我与《红岩》的相遇，就像在荒芜的田埂上捡到了一颗火种，从此照亮了我整个青春乃至一生的精神世界。

一、无封之书：在贫瘠岁月里点燃信仰

1979年，我在湘北农村的高中校园里，偶然在一间废弃的教室角落，翻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书。纸张泛黄，边角卷曲，前几页还缺了大半，只在扉页的残片上，隐约能看到“重庆”“渣滓洞”几个模糊的字迹。我抱着好奇翻开，却一下子被里面的文字攥住了心——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直抵灵魂的力量。 那两天，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完了它。白天在田埂上帮家里干活，把书藏在衣襟里，趁休息的间隙偷偷读上几页；晚上在煤油灯下，就着昏黄的光，一字一句地啃，连煤油灯熏黑了鼻孔都浑然不觉。书中的故事像磁石一样吸着我：许云峰在潮湿的地牢里用手指挖通石壁的坚韧，江姐面对竹签子时的从容，小萝卜头在铁窗里传递情报的机敏，还有那些年轻的革命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用生命守护着信仰的火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叫《红岩》，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听村里的老人常说一句俗话：“书真戏假”——唱戏的故事多是编的，书里的事却都是真的。我便把书中的一切都当作了真实发生的历史：许云峰就是那个在白公馆里挖穿墙壁的英雄，江姐就是那个在渣滓洞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甫志高就是那个出卖同志的叛徒，而那些在解放前夕被杀害的烈士，都是为了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辈。

这种“信以为真”的阅读，让《红岩》里的人物成了我青春里的精神坐标。我会在上学的路上模仿许云峰的步伐，挺直腰板，觉得自己也像个革命者；会在和同学发生争执时，想起江姐的隐忍与坚定，克制自己的冲动；会在看到有人偷懒耍滑时，像恨甫志高一样心生鄙夷。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是文学创作，只知道书里的人是“真”的，他们的言行就是我做人的准则。

后来，我才从一位从城市里下放来到我们乡里的知青那里得知，这本没有封面的书，就是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当我知道它的名字时，心里竟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原来那些让我热血沸腾的故事，有一个如此厚重的名字，而那些让我热泪盈眶的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

二、大学课堂：从“信以为真”到“知其所以真”

1980年，我16岁，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走进大学的图书馆，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了可以自由阅读的天地，系里开了一份近千本中外名著的阅读书单，《红岩》赫然在列，作为当代小说的重点书目。这一次，我捧着完整的版本，重新翻开了那本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书。

大学的文学课上，老师告诉我们，《红岩》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长篇小说。罗广斌、杨益言本身就是重庆解放前夕被捕的革命者，他们亲身经历了渣滓洞、白公馆的牢狱生活，书中的许多情节，都来自他们的亲身见闻和战友的口述。许云峰的原型是许建业、余祖胜等烈士，江姐的原型是江竹筠，小萝卜头的原型是宋振中，就连甫志高，也有其生活中的影子。

这个认知，让我对《红岩》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原来我曾经“信以为真”的故事，并非完全的历史实录，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创作；但它的“真”，又恰恰在于它真实地还原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真实地记录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这种“艺术的真实”，比单纯的历史记录更有力量，因为它用文学的笔触，把抽象的信仰变成了可感的形象，把冰冷的历史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

在大学的阅读课上，我开始学着从文学的角度解读《红岩》。我不再只关注情节的惊心动魄，而是开始分析它的结构：小说以重庆解放前夕为背景，以狱中斗争为主线，交织着地下党的城市工作、农村的武装斗争，多条线索并行，却又紧紧围绕着“信仰”这一核心；我开始欣赏它的人物塑造：许云峰的沉稳果决，江姐的坚韧温婉，成岗的热血担当，刘思扬的思想蜕变，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挣扎有坚守的个体；我也开始挖掘它的思想主题：它不仅是一部革命斗争史，更是一部关于信仰、关于人性、关于牺牲的精神史诗。

这种阅读方式的转变，也让我的文学鉴赏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开始明白，好的小说从来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是用艺术的力量，让读者在共情中获得精神的滋养。《红岩》之所以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正是因为它没有空洞地说教，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让信仰变得可触可感，让牺牲变得有意义。

三、执笔为文：从读者到作者的精神传承

受《红岩》的影响，我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83年12月，我大三时，在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湘江文学》（今《湖南文学》前身）发表了1.6万字的小说《湘湘》，写一个乡下女孩到大学寝室求同学们办事的故事。在全系200多人里，我是第一个在省级刊物发表小说的学生。1984年4月20日，我又在《湖南日报》发表了千余字的散文《我心里有一条河》，当时的湘江副刊领导评价这篇散文“万里挑一”，在那个发表文章极为不易的年代，这份肯定让我更加坚定了创作的决心。

这两次创作，让我真切体会到“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也让我对文学的热爱愈发深沉。大学毕业后，我走向社会，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陆续发表各类文章一百多篇，有论文、散文，也有小说。而真正让我将《红岩》的创作初心融入血脉的，是后来创作《春风度玉关》的历程。

四十多岁时，我对湘阴老乡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先后七次自费或公费前往新疆、甘肃等地实地调研，走访当年的战场遗迹、百姓村落；又多次前往左宗棠的老家湘阴柳庄，查阅族谱、采访乡邻，积累了数百万字的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想起《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他们从狱中幸存，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拿起笔，把战友们的事迹记录下来，把黑暗岁月里的光明传承下去。他们的写作，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让后人记住那些为信仰牺牲的生命，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作初心，深深影响了我。在写《春风度玉关》时，我始终提醒自己，要像《红岩》的作者那样，用真实的情感、严谨的态度，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不想把左宗棠写成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想写出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能有抬棺出征，自筹粮饷，主动请缨，承担收复新疆重任的爱国者的担当；我不想把收复新疆写成一段简单的军事史，而是想写出那段历史背后，无数将士的牺牲、无数百姓的期盼。

当《春风度玉关》完成并发表时，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反馈。有人说，读了我的书，才真正了解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义；有人说，书中的人物让他们热泪盈眶，感受到了家国情怀的力量。这些反馈，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读《红岩》时的心情——原来一本书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原来作者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笔，把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在读者的心里。

四、一生之书：在岁月流转中愈发厚重

如今，我已退养，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红岩》的影子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我文学启蒙的第一本书，更是我精神成长的教科书。从农村少年到大学学子，从职场央企高管到文学创作者，《红岩》里的信仰与坚守，始终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如今再读《红岩》，我依然会为书中的情节动容，为书中的人物落泪。但与年少时不同的是，我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部革命小说，而是把它当作一部人生的启示录。它让我明白，信仰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在困境中依然能挺直腰板的力量；它让我懂得，牺牲不是无谓的付出，而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它让我坚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善美的价值永远不会褪色。

在这个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红岩》这样的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内心的浮躁与迷茫；它像一座灯塔，指引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初心与底线。 “书真戏假”，这句老话我依然记得。但如今的我，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书的“真”，不在于它记录的事件是否完全真实，而在于它传递的精神是否真诚；戏的“假”，也不在于它的情节是否虚构，而在于它是否能触动人心。《红岩》之所以能影响我一生一世，正是因为它用最真诚的笔触，书写了最真实的信仰，让我们在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一本没有封面的旧书，到一部影响一生的经典，《红岩》陪伴我走过了四十余载的风雨历程。它像一颗种子，在我年少的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指引方向。我相信，这份影响，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简介：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央企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首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湖南农村报》《洪流》（原内贸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中国保险》《中国再生经济》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百余篇。发表了长篇小说《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全景扫描》，25万字的散文集《情满潇湘》已经被某省级出版社列入今年出版计划，六月份出版。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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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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