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故址  摄影/蔡武

文/张隆溪

长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其名称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掘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举世闻名，墓主便是汉初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前186）。汉文帝时，才华出众的贾谊（前200—前168）曾左迁于此，任长沙王太傅，渡湘水而作《吊屈原赋》。“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这既是追念受谗被放、自沉汨罗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也是有感于坎壈盛世、壮志难酬的自伤之辞。在清幽的岳麓山下，始建于北宋的岳麓书院有上千年传承，门前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豪言，向世人宣告着湖湘文化的内涵和自信，强调人才和教育之重要。

长沙又是一个充满创意与活力的现代都市，一个受年轻人喜爱和追捧的“网红”城市。这座现代城市的吸引力不仅在其新颖和独具特色的娱乐文化、丰富多彩的夜市夜景、令人大快朵颐的美食餐饮，而且也有引领业界的工程机械制造和智能创新的实力。像中国许多其他大城市一样，今日长沙既有精心保存的老街旧区，又有林立的高楼和发达的高铁、地铁和公路网。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穿梭来往的车辆，显现出现代社会的生机与活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动感。然而我们享受着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生活在和平、安定、相对富足的当下，却绝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过去的贫穷和苦难，以及前人先辈为摆脱羸弱、穷困和屈辱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就在八十多年前的1938年岁末，由于侵华日军进逼长沙的巨大压力，大半个长沙城在“文夕大火”中焚毁殆尽，随后又有与日寇作艰苦卓绝斗争的三次长沙会战。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今日的长沙城有如传说中浴火重生的凤凰，大多是战后重建。

就在长沙旧城的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与当下很好的连接。在潮宗街和三贵街一带许多别具风情的咖啡馆、商铺、小食店和首饰店当中，有一道不很起眼的红色门扉，有绿枝伸展出墙，好像在告诉路人，这是一处旧式的家宅庭院，在周遭更现代也更带有商业气息的环境里，显得颇为特别。门楣上面有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手书“天倪庐”匾额，这是实业家陈云章1946年于此修建的陈氏公馆，以其父、著名学者陈天倪命名为“天倪庐”。陈云章之所以购得此处，重要原因是此乃晚清“时务学堂”故址，原来的学堂建筑已在“文夕大火”中烧毁，陈先生在学堂旧址的废墟上新建了天倪庐。推开红色门扉入内，便是一个小巧而优雅的庭院，右侧有几进房间，左侧墙上刻有陈氏家族亲友题写的几首旧诗，为这个庭院增添了一些古雅的气氛。院子深处是陈氏家祠天倪堂，前面一块空地，墙壁上有梁启超1922年重游此地时手书的“时务学堂故址”，还有李肖聃和李况松的“跋”以及陈云章所作题记，这四篇并排刻石，构成了“时务学堂碑坊”。院子里有“时务学堂故址陈列室”，简略介绍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时务学堂的原委；还有“思默堂”，展示陈云章收藏的照片和他交往的各界朋友和学者赠送的字画、楹联、诗文和信札。这个小庭院或当年在此成立的时务学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里可以说是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最先迈入近代的地方。

1840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惨败，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由此暴露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开启了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当时朝野的志士们都认识到国势危若累卵，中国必须改革以自强。但不少人只看到欺压中国的列强船坚炮利，便极力主张强兵，于是有洋务运动之兴，购买洋人的船舰枪械，以为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洋务运动并未成功，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随着北洋水师的战船在激烈海战中被击毁而沉没于黄海的波涛，清政府自行改革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条件更为苛刻的《马关条约》，使台湾和澎湖列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向日本赔款巨额白银两万万两，承认朝鲜“独立”，使朝鲜旋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清政府内部改革派对国情的深刻反省。他们认识到只奢谈强兵，靠学习欧美的船坚炮利，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必须开启民智，在政治上推行更为根本的改革。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发动“公车上书”，虽然并未成功，但维新思想却得到许多朝臣和光绪皇帝本人的支持。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推行一系列变法主张。但由于改革派并未掌握兵权，改革措施损害到许多朝廷高官的利益，慈禧9月19日（农历八月初四日）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两日后临朝训政，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并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等维新派六人处斩，结束了这场短暂的戊戌变法或称百日维新。

梁启超1896至1897年间写了《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国人偶论变法，“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但他认为这是极短浅的看法，因为不启民智，不改变人的头脑，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强盛。梁启超说：“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办新学、启民智，在当时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意愿。甲午战争后，晚清维新派重要人物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推行新政，卓有成效。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会同张祖同、熊希龄等六位湘绅具名，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在长沙小东街成立了时务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校务，并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教员中还有谭嗣同、唐才常、杨守仁等。是年八月，梁启超以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宣讲维新思想为典范，在长沙时务学堂采取中学西学并进的教学方式，宣讲维新思想。这“静悄悄”的学堂教育，标志着中国传统书院向现代教育的转变，其在思想上之改革维新，为后来的变法和革命之实践奠定了基础。这在杨树达《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夫子诏我，摄汝光芒。救国在学，乃惟康庄。”时务学堂创办不到一年，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终结，虽然全部学生只有二百来人，却涌现出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豪杰之士和重要学者，如后来任云南督军、领导讨袁护国运动的蔡锷，著名的语言学家杨树达，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范源濂等。

2025年11月29日，在长沙召开了时务学堂创立一百二十八周年纪念会议。我为此会撰写了一篇短文，现在就以此为本文作结：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教育则为文化承续之根本。晚清国势倾危，远见卓识之士知欲救国图强，变法维新，必以办新学为先。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力推改革新政。光绪二十三年八月，由熊希龄为提调，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于长沙小东街（今三贵街）开办时务学堂，最先标志中国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之转变。惜乎次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亡命海外，时务学堂亦不得不停办。然其创办先于京师大学堂一年，实为奠定新学之基石者也。

乙巳晚秋，访时务学堂故址。草木犹青而斯人已去。怀先贤之清芬，慨然有咏：

秋满三湘草色青，

古街犹见旧园亭。

时艰奋志开新学，

百代高风仰德馨。

作者：张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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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