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楼传忧乐 洞庭涌廉波

□谢运策

岳阳，北枕长江，南纳三湘四水，怀抱八百里洞庭，东倚幕阜群山。自秦置郡县以来，楚风湘韵浸润千年，涵养出崇廉尚洁、守正奉公的精神根脉。这里是屈原“宁赴湘流”的忠魂归所，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原乡，更是平江起义枪声划破长夜的红色热土。江水汤汤，流不尽千年浩气；古楼巍巍，存一脉万古清风。

岳阳楼前身为三国时鲁肃阅兵台，飞檐斗拱，三层四柱，纯木成阁，不施片瓦之钉，层峦托其基，洞庭映其影。如今，这座昔日的军事楼阁，已然蝶变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名楼，而这一华丽转身的背后，正是忧乐文化的绵延传承。

北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今岳阳），他没有沉溺于“去国怀乡”的个人悲戚，而是筑万年桥，修偃虹堤，兴文庙，葺岳阳楼，短短数年便让巴陵郡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治世图景。庆历六年，远在邓州的范仲淹应挚友之邀，以心为眼，借楼抒怀，挥毫写下震古烁今的《岳阳楼记》。从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黄钟大吕，为历代官吏立身明鉴。

在楼畔的双公祠里，范仲淹与滕子京的青铜塑像隔空对望。这对“官场知己”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清廉教科书。滕子京一世倜傥，卒时“无余财”。范仲淹位极人臣，晚年竟无钱购置宅邸，唯留义田济世。两人半生风雨，诠释了何为逆境相砥砺、顺境共清白的君子之交。

岳阳楼因文而名，《岳阳楼记》以情而深。这种以天下为念、清廉自守的风骨，并未随岁月消磨，反而鲜明厚重，历久弥新。明万历年间，进士魏允贞途经岳阳，登楼远眺，留下“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名句。这副如今高悬于岳阳楼“巴陵胜状”大门的楹联，不仅是山水描摹，更是魏允贞胸襟的拓印。魏允贞的一生，是“封妻荫子浑不论，为政清廉是吾求”的生动注脚。巡抚山西时，他轻车简从，布衣牛车赴任。罢官归里之日，百姓沿途相送，自发捐奉盘缠，他一概坚辞，只取一枚“万历通宝”当众投入池中，以示“一钱不取、清白归乡”。

巴陵文脉绵延千载，于晚清暮色中燃起“中兴之光”。生于岳阳湘阴的左宗棠，以“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瑕”自励，砥砺出冰清玉洁、坚如山岳的风骨。任陕甘总督时他的俸禄高达两万两，却大多捐出充公或用于赈灾、兴学、恤孤。兼任茶马使十年所积之三十八万余两白银俸禄，分文未动，留充陕甘军政赈灾公用。身居高位的他，每年寄回家的银两不过二三百两，以致十余口之家常年拮据，夫人久病竟至无钱买药。这位封疆大吏日常布衣蔬食，为防止长期伏案磨损衣袖特制的罩袖，被部属竞相效仿，成为一时流行的“宫保袖”。这小小的衣袖无声地宣告：清廉，亦可以成为时代风尚。

如果说岳阳楼是岳阳廉洁文化矗立千年的精神高地，那么汨罗江便是这股清流的源头活水。江水滔滔，涵养着中国士大夫一脉相承的清廉风骨与家国情怀。

两千多年前，三闾大夫屈原行吟泽畔，慨然明志：“宁廉洁正直以自清”。这是中华文明史上，对“廉洁”二字最早、最清晰的宣言。他立身浊世，不肯同流合污；最终抱石沉江，以生命为祭，用决绝的姿态守护“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操守。司马迁在《史记》中由衷赞叹：“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此，汨罗江早已超越地理上的江河界限，化作一条涤荡尘俗、滋养风骨的精神长河。

沿汨罗江溯流而上，在平江杜甫墓祠驻足，这里长眠着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情牵黎庶的不朽诗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却从未染指贪墨。即便身处“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困顿，他依然推己及人，慨然抒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份超越生死、心系苍生的胸襟，与此前千年的屈原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湖湘廉洁文化中以民为本、忧乐天下的精神底色。

汨罗江不仅流淌着诗意的辞章，而且涵养着一股刚健笃实、清正自持的“士风”。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岳阳地区有据可查的进士达三百余人。岳阳县张谷英村六百年耕读传家，以孝当先、和为贵、勤耕读、崇廉洁为家训，以孝友睦邻、清廉守正育人，族戒严明、拒贪崇俭，孕育出绵延至今的孝廉家风。华容县城东，状元湖畔，黎淳雕像静立。作为明代唯一的湘籍状元，黎淳不仅以才华闻名，更以其严谨的治家风骨垂范后世。黎淳官至礼部尚书，晚年致仕归乡，行囊萧然，唯携半船书籍与亲撰的《训诫录》以示后人。其门下星光璀璨，刘大夏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督治黄河时“节用爱人”，将朝廷奖赏分文不留、悉数用于治河与赈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另一位门生杨一清出将入相，三任“三边总制”，虽身居高位，却终生保持着“命服之外，无所增饰”的清贫本色。师生清白传世，这不仅是师门的荣耀，更是岳阳大地上“家风即廉脉”的有力实证。

江湖之浩渺，须借山岳之巍峨。罗霄、幕阜、福寿三山，不仅是岳阳天然的地理屏障，更是烽火岁月中锻造红色信仰的熔炉。在这里，革命的烈火与不屈的风骨，淬炼成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

走进平江起义旧址，指尖轻触天岳书院斑驳的青砖墙，历史的余温依然滚烫。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于此组织发动平江起义，宣告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由此诞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支年轻的队伍却拥有最严苛的精神标尺——“官兵待遇平等”“严禁侵犯工农利益”，红五军将士们同甘共苦，对百姓秋毫无犯，身体力行践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这种严实作风不仅成为革命军队初期廉政建设的典范，更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汨罗市任弼时故居，陈设一如往昔。这位从湘北水乡走出的“党的骆驼”，跟随中国革命南北征战，最终成长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尽管身居高位，他却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1949年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办公生活条件改善，他的日常起居仍朴素如初，每餐不过两菜一汤，身上常是打着补丁的旧衣。“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这看似朴素的“三怕”，折射的是一名共产党人深入血脉的廉洁境界。

在岳阳这片浸染着热血的红色土地上，清正廉洁从来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融入血脉的代代相传。开国少将钟伟，一身硝烟征尘，满腔铁血柔情，却给儿孙留下“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的铁律。“红色管家”何长工，经手亿万资财，自己却两袖清风，将一生都献给了党的后勤与教育事业，用行动践行共产党人“清贫洁白”的铿锵誓言，在物欲横流面前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信仰堤坝。“布衣部长”喻杰，耳顺之年解甲归田，回到平江山村当农民，带领乡亲修电站、垦荒山，把余生全部燃烧在改变家乡面貌的事业里。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将这份穿越烽火的红色信仰，熔铸为严规铁纪、清白家风，激励后人接续奋斗、续写新篇。

历史的尘烟散去，时代的考卷铺展。岳阳的廉洁基因并未尘封于史册，而是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转化为驱动城市发展的“廉动力”与“硬脊梁”。

这份“硬脊梁”的担当，在防汛救灾的严峻考验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彰显。面对“浩浩汤汤”的洞庭洪峰，岳阳儿女在抗洪大堤上续写着“人在堤在”的血性担当。每一次洪峰压境，总有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用身躯筑起防线。他们饿了啃口干粮，渴了饮口淡水，却始终严守纪律，救灾物资分毫不取，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守护江河安澜的“蛙人”健将徐庆九，二十九年如一日，无数次潜入刺骨激流，用精湛技艺排查险情、打捞希望。2024年暴雨肆虐的深夜，“90后”干部、岳阳县毛田镇应急办主任李东在巡查途中突遇山洪，他拼尽全力协助同事脱险，自己却被无情洪水吞噬，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

廉洁之风不仅彰显于“守”，更体现在“创”。在广袤乡野，新时代的奋斗者正用大义担当拓展着廉洁文化的温度与广度。“全军挂像英模”张超矢志强军、逐梦海天，苦练舰载飞行。他驾驶舰载机进行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为挽救战机壮烈牺牲，彰显忠诚担当、为国奉献的英雄本色。全国劳动模范董敏芳，毅然放弃城市高薪返乡深耕稻田，建育秧基地、推行全程机械化，宁可企业利润薄一点，也“不赚老百姓该赚的钱”。

巴陵大地“廉”风化雨，浸润着广大党员干部的初心底色，也滋养着各行各业健康发展。在这片热土上，一批批实干先锋率先闯出路子、走上致富路，却始终坚守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致富带头人黄素萍，深耕乡土创办实体，带动数百人就业，常年自掏腰包慰问孤寡、资助学子，将财富源源不断反哺桑梓；“全国道德模范”李国武，坚决不赚昧心钱、不做违规事，以廉洁操守打造诚信品牌，带动行业形成崇廉守信的良好风气。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廉洁不仅是政治操守，更是市场经济的金字招牌和核心竞争力。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新时代的岳阳，既有吞吐江湖的壮阔气象，更有根植于心的清廉底色。以忧乐为魂，以廉洁为骨，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这座古城正以实干笃行的姿态，书写着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清廉答卷。

（本文转载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名城话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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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