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克修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在人生暮年以自嘲之语为自己的流离生涯写下注脚。九百年后，我们人文县域经济学调研团队循着这条“黄州—惠州—儋州”的文化苦旅，却意外在湖南省的“株洲—郴州—永州”之间，发现了一条同样深藏着人文密码与经济逻辑的隐秘通途。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呼应，更是一次关于“人”与“地”之间如何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深度思考。

一、从“黄惠儋”到“株郴永”：人文路径的发现与转向

东坡先生一生行走四方，他走过的路，往往在千百年后沉淀为一条条引人追寻的“文化古道”。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留下的足迹。这三座城市，构成了一个由北向南、由中原文明向边缘地带延伸的文化传播轴线。在这条轴线上，苏东坡既是一个文化的携带者，也是一个地方经济的隐形推动者。他以一人之力，将中原的文明之光带到了偏远之地，又以一己之身，与当地百姓、物产、风土发生了深层的经济互动。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东坡先生个人的贬谪轨迹转向湖南中南部，株洲、郴州、永州三城竟然呈现出一种奇妙的“镜像”结构。这是一条同样由北向南、自平原渐入山地的地理纵贯线，也是一条由农耕文明向理学文化、工业文明渐次递进的人文演进线。如果说黄州、惠州、儋州揭示了“一个人”如何改变三座城，那么株洲、郴州、永州则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一片土地所蕴含的多元人文资源，如何能够转化为县域经济的内在驱动力。

这正是“人文县域经济学”这一概念的魅力所在。它不再简单地将文化视为县域发展的“点缀”或“附属品”，而是将其视作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从一个人的足迹到一片土地的文脉，从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到整个县域的经济活力，这条由六座城市串联而成的人文研习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文”与“县域”之间深层关系的绝佳样本。

二、黄州：文学与经济的精神奠基

倘若要追溯东坡文化的源头，黄州无疑是那座绕不开的灯塔。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名义上是黄州团练副使，实则并无实权，行动亦不得随意。初到黄州的苏轼，内心充斥着抑郁与怨懑，“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句子，正是他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然而，正是在这片看似穷困潦倒的土地上，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

黄州成全了苏东坡，也成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最灿烂的篇章。据统计，苏东坡在黄州五年间共写作诗词赋文七百五十多篇，占其平生创作近三成。正是在黄州，他写下了被誉为“赋是双珠可夜明”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写下了开豪放词派之先河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正如余秋雨所言，“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九百多年前，黄州灵秀的山水为苏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九百多年后，东坡文化成为黄冈厚重的城市名片，黄冈也成为各地“苏迷”追逐的理想之城。

从人文县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黄州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苏东坡文学创作的巅峰所在，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初始积累。正是黄州的山水、黄州的渔樵农夫、黄州的赤壁矶下，催生了那个旷达乐观的苏东坡。这个人格化的文化符号一旦形成，便具备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成为后来惠州、儋州乃至无数城市竞相承接的文化遗产。黄州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诞生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之中，诞生于人与土地的互动之间。

三、惠州：从“文化输出”到“经济嵌入”

如果说黄州是苏东坡精神蜕变与文化创造的“孵化器”，那么惠州则是他将文化能量转化为实际经济福祉的“试验田”。 2026年春节期间，笔者在惠州各地观察，并与各界朋友交流讨论，感觉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来势很好。

绍圣元年（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虚衔谪居惠州。苏轼在岭南此开启了人生最温暖的贬居岁月。他的到来，改变了惠州。

在惠州的两年零八个月里，苏东坡虽无实权，却以己之力为当地百姓办了无数实事。他目睹百姓涉水渡东江“日有溺者”，便捐出御赐犀带，又动员弟媳史氏捐黄金，促成东江浮桥的建造。他组织疏浚丰湖沼泽，筑堤植柳，使“葑田尽拓，菱藕丰收”，那片水域由此从“丰湖”易名为“西湖”，东坡所筑之堤被后人称为“苏堤”。他还推广水碓和秧马等农具，纠正米贱伤农之弊，施药治疫，惠及一方。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在惠州实现了从“过客”到“归人”的身份转变。惠州百姓以倾城之礼迎他，他则以赤诚之心回馈惠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轼在贬谪南迁的历程中经历了深刻的人生思考，最终在惠州实现了精神升华，展现出顶天立地的文化品格与济世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正是这种精神转化的文学明证。

从人文县域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苏东坡在惠州的作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经济”嵌入模式。他没有动用行政权力，而是凭借文化名人的社会资本和影响力，动员了社会资源，推动了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种以文化资本撬动经济资本的“软性”发展路径，它不依赖于制度的强制力，而依赖于文化人格所凝聚的社会信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东坡留给惠州的不仅是五百八十七篇诗词文赋，更是一种“文化带动经济”的先验范本-。

四、儋州：文化IP的当代经济转化

如果说黄州是东坡文化的“源头”，惠州是东坡文化的“实践”，那么儋州则是东坡文化从历史资源向现代经济动能转化的“集大成者”。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这是他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站。在这里，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从未放弃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在自己的住所广收学生、开坛讲学，桄榔庵一时成为琼州学术的中心。他不仅传授中原文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法、绘画等艺术瑰宝，与儋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苏轼对当地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成为了儋州乃至海南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年之后的今天，儋州正在上演一场更为壮阔的“文化经济化”实践。儋州依托“一人（苏东坡）一岛（海花岛）一路（环岛旅游公路）”三大核心文旅IP，将厚重的历史人文与生动的研学科普等主题有机融合。东坡书院、桄榔庵纪念馆、东坡井、中和古镇等如今已成寻觅东坡文化的“必打卡地”。2024年启动的5A级景区创建工程，将相关资源串联起来，打造“载酒问字”研学路线，年接待量已突破百万人次，研学团队占比超过三成。

更为深远的是，儋州不仅将东坡文化视为旅游资源，更将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制度性力量。2025年，《儋州市东坡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定》开始施行，这是海南省第一部东坡文化专题内容的法规。儋州还携手广东惠州、湖北黄冈结为东坡文化节城市联盟，四川眉山、山东诸城、江苏常州、河南平顶山先后加入，东坡文化节从地方性活动逐渐成长为融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旅游参访、经科贸合作于一体的盛会。

儋州的案例充分说明，文化IP的当代经济转化，早已超越了“开发景点、吸引游客”的初级形态，而进入了“以文化资源整合区域经济、以文化品牌带动产业升级”的高级阶段。这正是“人文县域经济学”所要探寻的核心命题：人文资源如何在县域层面实现从“文化存量”到“经济增量”的转化。

五、株洲·郴州·永州：另一种人文路径的展开

如果说苏东坡所走过的那条“黄州-惠州-儋州”路线，是一条以“一个人”为核心的人文轴心，那么“株洲-郴州-永州”这条湘中南路线，则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人文样貌。这三座城市各有其鲜明的文化底色，却共同构成了湖南人文精神的一条纵贯线。

1.株洲：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双重奏。株洲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它诞生了第一辆电力机车、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三百四十多个“第一”。然而株洲的底色远不止工业。这里是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交相辉映。当一座城市能够把自身的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本，它所呈现的便不仅是工业的“硬核”，更是一种将“钢铁”与“古木”融合的文明张力。株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代表的人文资源是“活着的”，不是被博物馆封存的过去，而是仍然在创造着经济价值的现在。轨道交通装备、航空发动机等先进制造业，本身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而炎帝陵所承载的农耕文化，则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这种“古今交融”的人文格局，为县域经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2.郴州：理学之源与岭南门户。郴州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更是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思想孕育与成熟的关键之地。周敦颐在郴州长达八年的宦海生涯，是其核心学术思想——濂学——发展并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他在这里创作了《爱莲说》与《拙赋》，以“出淤泥而不染”自喻君子品格，以“崇拙而去巧”倡导清正廉洁的为政之道。郴州对周敦颐的纪念与传承，体现在濂溪书院、濂溪讲堂等载体之上，近年来郴州更将濂溪理学与城市品牌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擦亮濂溪文化品牌。

郴州的人文县域经济发展逻辑，与苏东坡在惠州的实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周敦颐的思想比如“诚”与“主静”的道德修养，以及“人为天地之灵秀”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郴州这片土地上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进而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文软实力。当一座城市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城市品牌，它所释放的经济能量，远非简单的景区门票收入可以衡量。

3.永州：潇湘文脉的源头与汇流。如果说湖南的人文精神有一条源流，那么永州便是它的源头之一。因潇水与湘江在此汇合，永州自古被称为“潇湘”。这里拥有着中国人文道德始祖舜帝的陵寝，舜文化以“德为先，重教化”为内核，与炎帝文化、黄帝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这里还是柳宗元谪居十年之地，他写下的《永州八记》与《捕蛇者说》，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更蕴含着深刻的惜民爱民思想。加上周敦颐的理学、怀素的书法、古老的女书，永州的人文资源之丰，在全国地级市中亦属罕见。

永州最为动人的，莫过于“三溪”的人文意象。“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愚溪、浯溪，分别浸染着周敦颐、柳宗元、元结的人文思想，共同汇入湖湘文化的浩荡长河。这“三溪”的意象，恰如“人文县域经济学”的隐喻：人文资源如同溪流，只有汇入县域经济的江河，才能真正奔涌不息。

六、人文精神何以成为县域经济的源头活水

回顾这条从“黄州-惠州-儋州”到“株洲-郴州-永州”的人文研学路线，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县域经济的活力，不仅来自资本的投入和政策的扶持，更来自一种深沉的人文自觉。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之所以能够在千百年后依然保持着文化的热度与经济的活力，并非仅仅因为他留下了诗文，而在于他在这三地播下了同一种精神种子：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要以积极的心态投身于脚下的土地，以文化的创造力去回应现实的挑战。这种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经济学价值。它转化为城市品牌，转化为旅游吸引力，转化为社会信任，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文化基础。

而株洲、郴州、永州三地的人文资源，虽不似苏东坡那样集中于一人一身，却呈现出更为多元和立体的格局。工业文明的硬核、理学思想的深邃、潇湘文脉的悠长，这三种不同质地的人文资源，为三地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方向的驱动力。正如“濂溪一脉、湘水余波”的意象所昭示的那样，人文精神的溪流，一旦找到了通往经济的河道，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九百年前，苏东坡在黄州的赤壁下吟哦“大江东去”，九百年后，我们在他走过的土地与未曾走过的土地之间穿行。这不仅仅是怀古，更是在探索一条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经济”共生之路。在这条路上，文化不是经济的点缀，而是经济的灵魂；人文不是历史的尘埃，而是发展的种子。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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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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