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要归还中国文物了?事情还很复杂

  环球杂志微信公众号   2026-04-19 09:23:59

法国国民议会4月13日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那么,中国流失在法国的文物,是不是终于要回来了?如果你把这件事看明白,就会发现:这项制度变化,确实打开了一扇门,但要走过这扇门,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1年10月28日,一名女子在法国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参观即将归还贝宁的文物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文 | 聂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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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的法案确实“松口”了

过去法国有一条几乎不可触碰的原则:国家公共收藏——不可转让。意思很简单:博物馆里的东西,一旦进入国家体系,原则上就不能拿出来。

结果就是——哪怕只归还几十件文物,都必须单独立一部法律。而且,程序复杂、周期漫长、政治成本极高。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里,法国的文物归还大多停留在象征层面。

不同点在于,这一次法国推进的是一套新的制度安排:

  • 不再逐件立法

  • 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归还

  • 由专家委员会对来源与合法性进行审查

换句话说,法国正在尝试把“归还文物”,从政治事件,变成一种可以常规操作的行政机制。这本身就是一个实质性突破。但这个突破,并不意味着文物会自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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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适用范围”

从目前披露的法律框架看,文物回归的几个条件是明确的:

第一,主要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大致对应20世纪70年代国际文物保护规则逐步形成的时期)取得的文物。

第二,需要认定为通过掠夺、强迫或非法转移等方式流失。

第三,请求必须由国家提出,并通过国家间程序推进。

法案同时明确:由军队获取的文物,只要不属于“军事物品”,就可以纳入归还机制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一个重要信息:战争背景本身,已经不再是排除归还的理由。不过,“军事物品”乃至“战利品”的界定,仍可能影响最终能进入归还程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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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讨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非洲

从现实背景看,这项立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法国近年来的文物归还讨论,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殖民时期的文化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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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在法国巴黎,大量游客聚集在卢浮宫博物馆的玻璃金字塔入口前 新华社记者 张百慧 摄

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治态度相对明确,并且已经对部分非洲国家进行了文物返还。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公开讨论和已知的归还请求,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被排除在外。

在立法讨论中,法国议员甚至公开引用雨果关于圆明园的名言: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尽管这不是一部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法律,但中国文物在适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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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门槛在“认定”

很多人看到“程序简化”,会以为事情容易办了。但更现实的情况是:程序只是工具,决定结果的,是“如何定性”。

以圆明园文物为例。今天在法国,最明确、最集中的公共馆藏线索,主要是在枫丹白露宫中国馆。这里保存着一批可以追溯到1860年的宫廷器物。这些文物本身,既不具有军事用途,也发生在法律适用的时间范围之内。

但关键问题在于:法国方面是否会将其认定为这部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有”。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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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现实的判断:圆明园文物的机会相对更大

如果将中国流失文物做一个现实排序,圆明园文物,确为目前法国法律与现实条件最接近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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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三图分别是猪首、马首、猴首铜像(从左至右);下三图分别为虎首铜像、现场展出的可看出十二兽首当年位置的圆明园铜版画、牛首铜像(从左至右,2023年10月20日摄)。2023年10月18日,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十二兽首之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铜像,与在2020年12月1日正式回归圆明园的马首铜像一起,亮相“五首重聚·故园新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别展览,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五兽首首次重聚圆明园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其原因:一方面,其取得方式属于典型的战争掠夺,且多为非军事用途文物,在这次法国法律框架下,并不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圆明园文物被掠史料充分,来源相对清晰,个案审查更容易形成证据链。加上过去已有部分文物回流的先例,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具备基础。

但即便如此,也必须看到:这仍然只是“相对更有可能”,而不是“很快就会发生”。是否被认定为“非法占有”,仍需法方逐案判断;是否进入优先处理序列,也取决于现实政治安排。换句话说:圆明园文物更接近那扇门,但目前仍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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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权仍在法国手中

即便中国提出申请,法国也受理,并进入审查程序,结果也不是板上钉钉。因为这套机制本质上是:允许归还,但并不构成必须归还的义务。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 是否受理,由法方决定

  • 是否构成“非法占有”,由法国主导的专家机制判断

  • 是否最终归还,由法国政府作出决定

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权利机制”,而更接近一种国家主导的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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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优先顺序

从现实操作看,法国当前的政治承诺和资源,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

原因并不复杂:

  • 历史责任叙述更明确

  • 外交关系更直接

  • 国内舆论基础更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关个案,即便具备条件,也未必会排在最前面。这意味着:优先顺序依然存在,中国有机会,但短期内未必是优先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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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另一种更复杂的情况

敦煌文书的问题更复杂。20世纪初,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在敦煌获取大量文书,今天主要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部分相关文物在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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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妙法莲华经卷二” 新华社发(中国书店出版社供图)

与圆明园文物不同,这批文书的取得方式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武力掠夺,而是通过所谓“购买”等方式获得。当然,这种获取发生在晚清秩序失衡、权力极不对等的背景下,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广受质疑,但即便这样,在这部法律框架下,敦煌文书回归所需要的法律论证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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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市场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应明确,但常被忽略的问题:这套机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收藏。而大量中国文物,尤其是早期流散的部分,早已进入私人收藏与拍卖市场。

这意味着:即便法律完全落地,这一部分文物,也不会自动进入归还程序。换句话说,很多人想象中的“巴黎拍卖场上的中国文物回流”,本就不在这部法律的直接作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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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以做一个更平衡的判断。法国推进的这项制度变化,对中国来说:既不是“象征意义”,也不是“立刻见效”。

它将带来三点现实变化:

第一,提供了一条制度化路径——个案归还,在理论上变得可操作。

第二,降低了制度性门槛——不再需要逐案立法。

第三,强化了国际规则趋势——文物来源的合法性,正在成为核心标准。

同时也必须看到:

  • 它不会自动带来文物回归

  • 它不会改变法国的主导权

  • 它也不会改变现实博弈的复杂性

责编: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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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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