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建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泾州过用公钱案”被贬至岳州（今湖南岳阳），出任知州。这位曾在西北前线与范仲淹并肩御敌、共筑青涧城的边塞名将，一夜之间从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的高位跌落，成为偏远州郡的地方官。然而，正是这次贬谪，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滕子京在岳阳的三年，以“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完成了迁建岳州学宫、修建三眼桥、抢筑堰虹堤、出版岳阳楼诗集、重修岳阳楼五件大事，而范仲淹应其所请写下的《岳阳楼记》，不仅使岳阳楼名扬天下，更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长期以来，学界与公众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岳阳楼记》的文学价值与范仲淹的思想高度，而对滕子京在“岳阳楼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关注不足。实际上，滕子京才是“先忧后乐”精神在岳阳这片土地上的最先践行者。他以贬官之身，行兴利之实；以逆境之境，立不朽之功；以个人之困厄，谋百姓之福祉。这种在困厄中奋发、在逆境中担当、先忧后乐的精神实践，早于范仲淹的文字总结，是“岳阳楼先文化”最原初、最生动的体现，一座楼创造了两个人的千古传奇。

从边塞名将到岳州知州滕子京的贬谪与觉醒

西北烽烟中的铁血生涯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与范仲淹同榜及第，二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滕子京早年仕途平顺，历任泰州军事推官、大理寺丞、左正言等职。真正让他展现军事才能的，是宋夏战争爆发后的西北边疆。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大举攻宋，西北边疆告急。滕子京临危受命，调任泾州知州，后改任庆州知州，并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西北前线，滕子京与范仲淹密切合作，共同构筑防御体系。他主持修筑青涧城（今陕西清涧县），巩固边防；整顿军备，安抚士卒；招募弓箭手，增强军事力量。史载其“通判河中府，徙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边防建设上颇有建树。尤为可贵的是，滕子京在边塞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当西夏军队攻破金明寨、逼近庆州时，滕子京“部勒士卒，为守御计”，同时“召土豪，问以方略”，稳定民心。战后，他“以库钱数万贯分给阵亡将士家属”，并“设醮祭战场亡灵”，这种抚恤将士、体恤民情之举，深得军心民心。范仲淹在《与韩魏公书》中评价滕子京“才识明敏，通晓兵事”，并非虚誉。

“泾州过用公钱案”与贬谪岳州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激烈反对。反对派将矛头指向范仲淹的友人，滕子京首当其冲。庆历四年（1044年），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任内“过用公钱十六万贯”，实则这笔款项主要用于犒赏边防将士、安抚羌族首领，属于正常公务开支。但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滕子京被立案调查。案件审理过程中，滕子京性格刚烈，“恐连逮者众，乃焚其籍”，销毁了相关账册。这一举动虽出于保护部属的好意，却被政敌抓住把柄，指为“销毁证据”。最终，滕子京被贬至岳州，任知州。从统辖数州军事的经略安抚招讨使，贬为偏远州郡的地方官，政治地位的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贬谪对古代士大夫而言，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许多贬官或消沉颓废，或怨天尤人，或寄情山水而无所作为。然而滕子京的选择截然不同。他到任岳州后，没有沉浸在个人失意的情绪中，而是迅速投入地方治理，以“不以己悲”的豁达心态，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踔厉奋发贬官的积极心态

“踔厉奋发”一词，意为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正是这一精神状态的完美诠释。据《宋史·滕宗谅传》记载，滕子京“所莅州郡，皆有治迹”，在岳州“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短短三年间完成了五件大事，其效率之高、成效之显著，令人叹服。这种积极心态的根源，在于滕子京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深刻理解与超越。他不以贬谪为“穷”，不以升迁为“达”，而是将地方治理视为践行儒家理想的平台，无论身处何地，皆以求实利民为己任。这种超越个人荣辱、专注民生福祉的精神境界，正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实践基础。更深层看，滕子京的积极作为，源于对政治清白的自信。他深知"泾州过用公钱案"是政治迫害，自己虽有过失（焚籍），但并无贪污之实。这种内心的坦荡，使他能够以光明磊落的态度面对贬谪，以实际政绩回应质疑。重修岳阳楼时，他特意致信范仲淹，坦陈“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心境，却又强调不以个人遭遇而废公务，这种坦诚与担当，正是君子之风。

岳阳楼。 徐伯益 摄​

三年五事：滕子京的治岳实践与民生关怀

迁建岳州学宫文化兴邦的长远布局

滕子京到任岳州后，首先着手的是迁建岳州学宫。学宫是古代地方教育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民风的功能。岳州原有学宫位置偏僻，规模狭小，难以满足教育需求。滕子京选址重建，将学宫迁至州城中心地带，扩大规模，完善设施，聘请名师，广招生员。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滕子京对“文化兴邦”理念的坚持。即便身处贬谪逆境，他仍未放弃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学宫的迁建，不仅改善了岳州的教育条件，更向士民传递了一个信号：地方长官虽遭贬谪，但兴学育才之志不减，教化治理之心不改。这种在逆境中坚持文化建设的定力，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品格。

据地方志记载，迁建后的岳州学宫“殿堂宏敞，斋舍整齐”，成为湖湘地区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滕子京亲自撰写学记，阐明“教化之本，在于学校”的理念，强调教育对于移风易俗、培养人才的基础作用。这种重视教育、着眼长远的施政思路，超越了单纯的政绩工程，展现了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修建三眼桥交通建设的务实之举

岳州地处洞庭湖畔，水系发达，但交通不便制约了经济发展。滕子京主持修建的三眼桥（今岳阳市南湖风景区内），横跨南湖水系，连接州城与周边地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三眼桥的设计颇具匠心。"三眼"即三个桥洞，既保证了船只通行，又增强了泄洪能力，体现了工程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桥身采用青石砌筑，坚固耐用，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在使用（虽经后世修缮），堪称宋代桥梁建筑的典范。修建三眼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滕子京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困难、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他采取“官督民办”的方式，动员地方士绅捐资，组织民工匠人施工，亲自督导工程进度。史载其“昼夜督役，不避寒暑”，这种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完成。三眼桥的建成，极大改善了岳州的交通条件，促进了物资流通和商业繁荣。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滕子京“务实利民”的施政理念——不搞虚华的形象工程，而是针对民生痛点，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务实作风，是“先忧”精神的具体体现：先忧百姓出行之难，后乐交通改善之利。

抢筑堰虹堤水利工程的救急之策

庆历年间，洞庭湖水患频发，严重威胁岳州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滕子京到任时，正值水灾过后，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灾民流离失所。他迅速组织力量，抢筑堰虹堤（又称偃虹堤），以阻挡湖水泛滥，保护农田村庄。“抢筑”二字，凸显了工程的紧迫性。滕子京调集民夫，采备物料，亲自驻守工地，指挥施工。据《岳阳风土记》等文献记载，堰虹堤“长数十里，高数丈”，工程规模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完成如此艰巨的水利工程，需要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堰虹堤的修筑，体现了滕子京“先忧”百姓疾苦的急迫感。他没有因个人贬谪而消极怠政，也没有因工程艰巨而退缩回避，而是以“救民水火”的紧迫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这种在逆境中急民所急、解民所忧的担当精神，正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实践源头。值得一提的是，堰虹堤的命名颇具深意。“堰”为挡水建筑，“虹”象征美好愿景，寓意以人工之堰，守护百姓安宁生活如彩虹般美好。这一命名，寄托了滕子京对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也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追求。

出版岳阳楼诗集文化建设的创新之举

在重修岳阳楼之前，滕子京已着手整理出版《岳阳楼诗集》。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岳阳楼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和主动塑造。岳阳楼自三国时期鲁肃建阅军楼以来，历经数百年，已成为文人墨客登临题咏的胜地。唐代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等大家均有诗作，但散见于各种文集，未有系统整理。滕子京广搜博采，将历代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汇编成集，并附以题跋评论，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楼阁为主题的专题诗集。出版《岳阳楼诗集》的意义，在于滕子京主动承担起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他不仅是地方行政长官，更是文化建设的推动者。通过诗集的编纂出版，他系统梳理了岳阳楼的历史文脉，提升了其文化地位，为重修岳阳楼进行了文化预热。这种将文化建设纳入地方治理的视野，体现了北宋士大夫“文治”理念的成熟。更重要的是，诗集的出版为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参考。范仲淹在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正是基于对历代岳阳楼诗作的深刻理解。滕子京的文化准备工作，为《岳阳楼记》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修岳阳楼文化地标的精神重塑

重修岳阳楼是滕子京治岳生涯的压轴之作，也是“岳阳楼先文化”形成的关键事件。岳阳楼因年久失修，“栋宇倾颓，垣墙隳剥”，已失去昔日风采。滕子京决定重修，并非简单的建筑修缮，而是对这座历史文化地标的精神重塑。他“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在保持原有格局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并将《岳阳楼诗集》中的代表作品镌刻于楼壁，使建筑与文化融为一体。重修工程的资金来源，体现了滕子京的廉洁自律。他“不以一钱借民”，而是通过“节余公钱”和“劝谕捐助”的方式筹集经费，确保不增加百姓负担。工程竣工后，他“自谓得山水之真趣”，邀请范仲淹作记，并写信详述重修经过和个人心境。滕子京在致范仲淹的信中写道：“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坦陈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但又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达了超越个人得失的精神追求。这种坦诚的倾诉，为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和灵感。可以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实践，以及他在重修过程中展现的精神境界，是《岳阳楼记》思想内容的现实源泉。

“先忧后乐”的先行探索：滕子京的精神实践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提前践行

《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常被视作文中“古仁人之心”的核心内涵。然而，这一精神境界在滕子京的实践中早已体现。滕子京致范仲淹的信中，明确提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我期许。这表明，在范仲淹写文章之前，滕子京已经以此作为精神信条。从边塞名将到贬谪之臣，从统兵数万到治理一州，滕子京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落差。但他没有因“物”（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喜悲无常，也没有因“己”（个人得失）的困顿而沉沦颓废，而是始终保持积极作为的精神状态。

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实践，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前提。只有超越个人荣辱得失，才能将关注点转向天下百姓的忧乐。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正是这一超越过程的生动展现。他“忧”的是学宫之陋、桥梁之缺、堤防之溃、楼阁之颓，“乐”的是学宫建成、桥通堤固、楼重修成。这种先忧后乐、忧以天下为先的精神实践，早于范仲淹的文字概括。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地方实践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进退皆忧"思想。滕子京虽被贬地方，远离"庙堂"，但其施政实践却充分体现了"忧其民"的精神。迁建学宫，是忧民之教化；修建三眼桥，是忧民之出行；抢筑堰虹堤，是忧民之安危；重修岳阳楼，是忧民之文化需求。滕子京的五件大事，件件关乎民生，事事体现忧怀。他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消极避世，也没有因远离朝廷而忘却责任，反而以更加贴近百姓的身份，更加深入地实践了"忧其民"的理念。这种"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的实践，拓展了"先忧后乐"思想的适用范围。它表明，无论身处何种地位，士大夫都应以百姓忧乐为念。滕子京的贬谪经历，反而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民间疾苦，更真切地践行了民本思想。这种在逆境中深化认识、在低位上提升境界的精神历程，是"岳阳楼先文化"的宝贵财富。

“进亦忧，退亦忧”的担当精神

范仲淹笔下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滕子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进"时，他在西北边疆忧国事、忧军情、忧边防；"退"时，他在岳州地方忧民生、忧教化、忧文化。无论进退，忧怀不改；无论升降，担当不减。这种"进退皆忧"的精神，源于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人格理想，也源于滕子京对政治使命的深刻理解。他不将贬谪视为"退"的终点，而将其作为另一种"进"的起点——以地方治理为平台，继续践行儒家理想。这种辩证看待进退、积极转化境遇的智慧，是滕子京精神境界的重要特征。尤为难得的是，滕子京的"忧"不是消极的忧虑，而是积极的行动。每有忧怀，必见诸实事；每识弊端，必力求改良。这种"忧"与"行"的统一，使"先忧后乐"思想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从道德宣示转化为治理绩效。滕子京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先行者，更是其实践的开拓者。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提前兑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的核心思想，也是"岳阳楼先文化"的精神内核。滕子京的实践，提前兑现了这一思想。从时间顺序看，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1044-1047年），早于《岳阳楼记》的写作时间（庆历六年，1046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邀请范仲淹作记，是在庆历五年（1045年）左右。也就是说，滕子京的"先忧后乐"实践，早于范仲淹的文字总结。从精神内涵看，滕子京"去国怀乡"而仍"不以己悲"，"忧谗畏讥"而仍勤政为民，这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生动体现。他将个人的"去国"之忧置于百姓的"未教化"之忧、"出行难"之忧、"水患急"之忧、"文化失"之忧之后，以天下之忧为先，以个人之忧为后。这种价值排序，与范仲淹的表述完全一致。

从实践效果看，滕子京的三年五事，使岳州百姓切实受益，实现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目标。学宫之建，使士民得教化之乐；桥梁之修，使商旅得通行之乐；堤防之固，使百姓得安居之乐；楼阁之成，使士人得登临之乐。这些"乐"的实现，正是"先忧"之后的"后乐"，是滕子京精神实践的成果。

滕范之交精神共鸣与思想升华

同榜之谊与患难真情

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友谊，始于大中祥符八年的同榜及第，深化于西北边疆的共同御敌，升华于贬谪逆境中的相互扶持。二人志同道合，品性相投，共同经历了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事件，建立了深厚的患难真情。在"泾州过用公钱案"中，范仲淹不顾政治风险，多次上书为滕子京辩护。他在《奏雪滕宗谅张亢》中明确指出，滕子京所用公钱"皆犒赏诸部属羌族及遗使往来之费"，属于正常公务开支，"非入己之物"，力证其清白。这种在朋友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体现了范仲淹的正直品格，也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滕子京贬谪岳州后，范仲淹虽在邓州（今河南邓州）任职，二人仍保持密切书信往来。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第一时间致信范仲淹，详述工程经过并请求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尽管未曾亲临岳阳楼，却凭借对滕子京的理解和对岳阳楼诗文的熟悉，写下了千古名篇。

精神共鸣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滕子京的治岳实践，为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直接的灵感。范仲淹在文中描述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正是对滕子京政绩的客观评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正是对滕子京人格的准确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主张，正是对滕子京实践的理性升华。可以说，《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个人思想的表达，也是对滕子京精神实践的理论总结。滕子京是"先忧后乐"思想的先行者、实践者，范仲淹是这一思想的总结者、升华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岳阳楼先文化"的精神内核。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知行合一"的学术传统。滕子京的"行"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有明确价值导向的实践；范仲淹的"知"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坚实实践基础的思想。二者的结合，使"先忧后乐"思想既有实践深度，又有理论高度，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精神。

相互成就文化名楼的双子星座

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没有滕子京的重修岳阳楼和诚挚邀请，就没有《岳阳楼记》的诞生；没有范仲淹的千古名篇，滕子京的治岳实践可能湮没于历史长河。二人如同双子星座，共同照亮了岳阳楼的文化天空。然而，长期以来，公众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范仲淹，而对滕子京的贡献认识不足。这种"重范轻滕"的倾向，既源于《岳阳楼记》的文学魅力，也源于传统史观对"思想家"的偏爱和对"实践者"的忽视。实际上，滕子京作为"先忧后乐"思想的先行者，其历史地位应当得到重新认识和公正评价。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先忧后乐"的精神内涵，为《岳阳楼记》的写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他是"岳阳楼先文化"的最先践行者，这一历史地位不容置疑。范仲淹的伟大，在于他将滕子京的实践升华为普遍性的思想主张；滕子京的伟大，在于他以贬谪之身践行了崇高的精神理想。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岳阳楼先文化"的完整图景。

“岳阳楼先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

“岳阳楼先文化”的内涵界定

"岳阳楼先文化"是以《岳阳楼记》为核心文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精神内核，以岳阳楼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形态。它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楼阁建筑、制度层面的治理实践、精神层面的价值理念。

滕子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的治理实践和精神层面的价值理念。他的三年五事，为"岳阳楼先文化"提供了制度实践的基础；他的精神境界，为"岳阳楼先文化"提供了价值理念的雏形。范仲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的理论升华和物质层面的文化赋能。《岳阳楼记》使岳阳楼从普通楼阁升华为精神地标，使"先忧后乐"从个人实践升华为普遍价值。

因此，"岳阳楼先文化"的形成，是滕子京与范仲淹共同作用的结果。滕子京是奠基者、先行者，范仲淹是总结者、升华者。将滕子京定位为"最先践行者"，既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完整理解"岳阳楼先文化"的形成过程。

历史传承从宋到今的精神脉络

"岳阳楼先文化"自北宋形成以来，历经千年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登临岳阳楼的文人墨客，无不受到《岳阳楼记》的感染，吟诵"先忧后乐"的名句，追怀滕范二人的风范。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先忧后乐"精神成为爱国志士的精神旗帜。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等历史典范，与"先忧后乐"精神一脉相承。元代，岳阳楼多次重修，每次重修皆刻《岳阳楼记》于楼壁，使这一精神得以物质化传承。

明清时期，"先忧后乐"思想进一步普及，成为士人教育的核心内容。岳阳楼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无数官员士子前来瞻仰学习。清代名臣张之洞在《题岳阳楼》中写道："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和对精神的传承。近现代以来，"先忧后乐"精神在民族危亡时刻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先驱，皆以此精神激励国人；抗日战争时期，岳阳楼成为鼓舞抗战士气的重要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先忧后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党员干部修养的重要内容。

当代价值精神资源的现代转化

在当代社会，"岳阳楼先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滕子京作为"最先践行者"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精神启示：

第一，逆境中的积极作为。 滕子京以贬官之身，行兴利之实，展现了在逆境中不消沉、不抱怨，积极作为、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这对当代人面对挫折、克服困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二，超越个人得失的价值追求。 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专注于民生福祉和文化建设。这种超越个人得失、追求公共价值的价值取向，是当代社会亟需的精神资源。

第三，务实为民的治理理念。 滕子京的三年五事，件件关乎民生，事事力求实效，体现了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治理理念。这对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治理效能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文化传承的主动担当。 滕子京主动整理出版《岳阳楼诗集》，重修岳阳楼并刻诗赋于其上，展现了对文化传承的主动担当。这对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自信具有启发作用。

纪念与弘扬还原历史的完整图景

为了更好地传承"岳阳楼先文化"，有必要还原历史的完整图景，重新认识滕子京的历史地位。建议在岳阳楼景区增设滕子京专题展览，系统介绍其治岳实践和精神境界；在《岳阳楼记》的讲解中，增加滕子京作为"最先践行者"的内容；在学术研究上，加强对滕子京生平事迹和思想实践的挖掘整理。

同时，应将滕子京与范仲淹的关系作为"知己典范"进行宣传，展现北宋士大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风貌。二人从同榜及第到并肩御敌，从患难相扶到精神共鸣，是中国文化史上友谊的佳话，也是"先忧后乐"精神生成的生动背景。

先行者的永恒价值

滕子京在岳州的三年，是短暂的，却是辉煌的；是被贬的，却是奋发的；是个人的，却是历史的。他以"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完成了迁建学宫、修建桥梁、抢筑堤防、出版诗集、重修楼阁五件大事，为岳阳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先忧后乐"的实践源头。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滕子京的实践升华为永恒的思想，使岳阳楼成为精神的灯塔。但思想的源头在实践，精神的根基在行动。滕子京作为"岳阳楼先文化"的最先践行者，其历史地位应当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

千年以降，岳阳楼历经多次重修，屡毁屡建，而《岳阳楼记》始终镌刻于楼壁，“先忧后乐”的精神始终传承不息。每当人们登楼远眺，洞庭波光粼粼，君山青翠点点，便会想起滕子京的治岳实践，想起范仲淹的千古名篇，想起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境界，想起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追求。

这种精神，源于滕子京在逆境中的奋发，成于范仲淹在文字中的升华，传于后世在践行中的延续。滕子京是先行者，他的脚步踏出了“岳阳楼先文化”的第一行足迹；范仲淹是总结者，他的笔墨绘就了这一文化的永恒图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丰碑。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应当铭记：在“先忧后乐”的伟大精神背后，有一位贬官的三年实干，有一位知州的五件大事，有一位先行者的踔厉奋发。滕子京，这位“岳阳楼先文化”的最先践行者，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敬仰。

黄军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岳阳市忧乐精神研究会会长

责编：杜立

一审：杜立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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