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星吾

今年清明，我又回了趟老家。

说是老家，其实早没了家。父母都不在了，满弟也搬到了镇上，村子里的老屋空了十来年，屋顶瓦片塌了好几处，墙角青苔长得老厚。可我每年清明还是要回去，给爹娘坟上添把土，烧几张纸，在村里转一转，住上两三天。

住的是满弟家。头一晚我睡得早，上了年纪，坐了车有些累，挨着枕头就迷糊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不是一只两只，是一大群，像一筐豆子倒进铁锅，噼里啪啦，热闹得不像话。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天刚蒙蒙亮。

是鸟叫。

我愣了一下，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躺着听了一会儿，再也睡不着。那声音越来越密，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的清脆如弹珠，有的沙哑似破布。闹钟都没它准时，五点来钟，天边刚露鱼肚白，这帮家伙就热闹开了。

我披了件外套，推门走到院子里。

四月的清晨还有些凉，草叶上挂满水珠。抬头望去，院外几棵老杨树上，密密麻麻全是鸟。麻雀最多，灰扑扑一大片，在枝头跳来跳去，压得树枝一颤一颤。还有白头翁，头顶那撮白毛在晨光里闪闪发亮。几只喜鹊站在最高的枝头，尾巴一翘一翘地叫唤。

满弟家院墙上也站着几只斑鸠，咕咕咕咕，声音沉闷，像在轻轻打鼓。

我站在院里看了许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心酸。

被吵醒的那一刻，我确实有些恼火。可转瞬之间，那点火气就化作一种复杂的暖意——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这声音，我已经太多年没有听过了，太久没有在一个清晨，被这样密集的鸟叫声彻底包裹。

上一次这样被鸟声唤醒，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大概要往前推四十年，推到我还是个伢子的年纪。

小时候，我们新洲垴这地方，鸟多得惊人。

长江边上，树林连片，庄稼地望不到头，水塘、沟渠、林间，到处都是鸟。麻雀自不必说，多如天上星星。还有八哥、乌鸦、喜鹊、斑鸠、野鸽子、翠鸟，连老鹰都时常可见。

那时候，我们对鸟的感情很复杂。

先说麻雀，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爱它活泼热闹，给村子添了不少生气；恨它偷吃粮食，稻子成熟时，成群麻雀黑压压落下，稻穗被啄得狼藉一片。生产队人心疼，却又无可奈何。

田明哥那时候是生产队队长，每到这个季节就发愁。他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眉头皱得紧紧的：“这些雀子，年年来抢食，人还不够吃，倒先让它们糟蹋了。”

队里想的办法是扎稻草人。

我跟在他身后，看他用竹竿和稻草扎人。两根竹竿绑成十字，稻草缠出人形，头上扣顶破草帽，身上披件烂蓑衣，手里插根竹竿，绑上红布条。风一吹，布条飘飘扬扬，远远看去还真像个人。

稻草人插在田中央，起初还有些用处，麻雀不敢靠近。可没过几天，它们就学精了，绕着飞，落在远处，照样啄食。

田明哥又想出敲铜盆的法子。他就端着破铜盆，拿铁棍当当敲打，一边敲一边喊：“喔——嘘——走！走！”

声音尖亮，半里地外都听得见。我只觉得好玩，跟在后面学着喊：“喔——嘘——走！走！”

麻雀轰地飞起，漫天灰影，可飞不多远，又纷纷落下。

后来田明哥也懒得再管，叹口气说：“算了，雀子也要活命，吃就吃点吧。”

冬天里，我们还有种玩法，叫“罩麻雀”。

大雪封路，麻雀找不到吃食，就在屋前屋后打转。我带着弟弟们，在门口扫出一块空地，撒上谷子，用筛子倒扣，小棍支起一边，棍上系长绳，一直拉到屋里。我们躲在门后，从门缝里盯着。

等麻雀钻到筛下啄食，猛地一拉绳子—— 啪！筛子应声落下。

我们欢呼着冲出去，伸手抓鸟。麻雀在里面扑腾，翅膀撞得筛子咚咚响。抓在手里，小家伙浑身发抖，尖爪抠得我手心发疼，圆溜溜的黑眼睛望着人，仿佛在哀求。

那时候年少不懂事，抓到鸟就玩，有时玩着玩着就没了性命。母亲见了总要骂：“作孽哟，好好一条性命，叫你们糟蹋了。”

还有一回我抓到一只，羽毛灰蓝，肚皮雪白，我舍不得放，用绳子拴住它的脚，牵着在院里走。它拼命扑腾想飞，却只能拖着绳子跑。当晚我把它放进纸盒，第二天一早，它已经僵在里面，眼睛紧闭，身子发硬。

我心里堵得难受，难过了许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捉过鸟。

那时候村里的鸟是真多。一棵树上，鸟窝能有一二个，上学路过，抬头一看，像挂着一串串灯笼。喜鹊窝最大，垒在最高的树杈上，枝枝杈杈搭得结实，风吹雨打都不塌。

现在回想，那才是真正的乡村。

后来，鸟渐渐少了。

我1980年高考离开家乡，那年二十岁。在益阳读书，毕业后分到湘阴，再后来调往岳阳，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头几年年年过年回去，后来一年一回，因父母身体不好，回去得勤了些。

记不清具体哪一年，大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次春节返乡，我忽然觉得不对。

村里的鸟，少了。

走路时耳边格外清静，小时候那种铺天盖地的叽叽喳喳，不见了。站在院里听半天，偶尔才有一两声孤孤单单的鸟叫，叫两声便停，像嗓子哑了。

抬头看树，鸟窝也没了。屋后几棵老杨树还在，光秃秃的枝杈上，一个窝都没有。喜鹊不来了，麻雀也稀稀拉拉。

我问满弟：“怎么连麻雀都没了？”

他那时还在村里种地，叼着烟不以为然：“药死的。打农药，雀子吃了田里谷子，都药死了。再说现在谁还稀罕，想吃都难。”

吃？我心里猛地一沉。

那年回乡，同学请我吃饭。几个高中同学，有在外工作的，有在镇里教书的，也有仍在村里务农的。久别重逢，很是热闹，在镇上馆子摆了一桌。

菜上桌，有一盘我认不出。小小的，炸得金黄，堆了一盘。

“这是什么？”我问。

“你尝尝，好东西。”老同学笑着夹给我一块。

我咬了一口，香脆可口，可嚼着嚼着，嚼出细细的小骨头。

“雀地。”就是鸟，老同学说，“斑鸠、麻雀，好吃得很。”

我一下子愣住，嘴里的东西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现在都兴吃这个？”我问。

“吃好些年了。”另一个同学说，“你不在家不知道，乡下到处有人打鸟。气枪、粘网，什么都有。雀肉贵得很，一盘几十块。野鸽子、斑鸠、竹鸡，还有人打老鹰。”

“老鹰也打？”我问。

“打啊，有人专门收。老鹰骨头泡酒，说治风湿。雀肉拿到镇上卖，餐馆都收。”同学回答。

我放下筷子，望着那盘金黄的炸鸟，心里翻江倒海。想起小时候漫天飞舞的麻雀，想起田明哥敲铜盆的身影，想起那只被我拴住、最终死去的小鸟……

说不清是愤怒还是难过，只觉得心口堵得慌。像小时候住过的院子，忽然被人拆了，回去一看，只剩一片砖瓦废墟。

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同学们喝得尽兴，还在议论谁谁一晚打几十只，谁谁被抓罚款，出来又接着打。我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再回去，一次比一次荒凉。鸟少了，树少了，河水脏了，江边滩地被开垦成田，鸟儿没了栖息之地。有时在村里走一圈，连一声鸟叫都听不到，安静得让人发慌。

有一年清明，母亲在饭桌上叹道：“如今连喜鹊都见不着了。喜鹊不来，哪还有喜哟。”母亲没读过书，可这句话，我如今想起仍心酸。

转机，是在十几年前慢慢出现的。

电视上反复宣传保护野生动物，严禁乱捕滥杀。镇上派出所下乡发传单，明确打鸟违法，要追责。餐馆不许再卖野味，一经举报，严厉处罚。

起初还有人偷偷打、偷偷卖，但后来管控越来越严，气枪被收缴，粘网被销毁，镇上餐馆也规矩了，菜单上再也不见“雀地”二字。

前几年回来，满弟跟我说，村里有个打了一辈子鸟的老光棍，被抓去关了半个月，出来彻底收手，反倒天天在院里撒谷子喂鸟，引来一院子麻雀。

我听了笑起来，笑着笑着，心里一阵温热。

这次清明前一天到家，路上就觉得不一样——车窗外，不时有鸟儿掠过，有的径直从车头前飞过。

到满弟家放下东西，我在村里转了转。

村子变了，不是变新，是变老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剩下的多是老人，头发花白，腰背佝偻，坐在门口晒太阳。田还是那些田，耕种的人少了，有的干脆荒着，长起半人高的野草。

可鸟，是真的多了。

我沿着村后小路走，两旁灌木丛里窸窸窣窣，不时有鸟影扑腾。头顶喜鹊喳喳鸣叫，声音响亮，像在争吵。远处江边杨树上，站着一排斑鸠，咕咕声传得很远。

我站住，闭眼静听。

满耳都是鸟叫，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独唱与合唱交织在一起，热闹得很。活了六十多年，听过不少乐曲，可此刻觉得，什么音乐都比不上这个。

思绪翻涌间，风有些凉，太阳西斜，我该回去了。

清明当天，一早又在鸟叫声中醒来。

这次我没有半点烦躁，只觉得心安。那声音熟悉无比，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甚至更热闹。清晨的鸟叫格外起劲，叽叽喳喳，像开会，又像嬉闹。

我躺在床上听了许久，恍惚间回到七八岁，睡在父母的老屋里，窗外也是这般声响。母亲早已起床，灶屋飘来红薯饭的香气。我赖床不起，她就在外喊：“起来起来，太阳晒屁股了，雀地都比你起得早！”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眼泪不知不觉落了下来。

父亲走了十年，母亲也走了六年。

起床洗漱后，我去给爹娘上坟。坟在靠近工业园的山坡上，车程半小时。一路鸟声不断，一只灰喜鹊从这树飞到那树，一路相随，像在为我引路。

到坟前，我点三支香插好，再烧纸钱。火苗舔着黄纸，黑灰飘起，落在草叶上。

“爹，娘，儿子回来看你们了。”我蹲在一旁轻声说，“今年路好走，没堵车。家里都好，你们别惦记。”

烧完纸，我坐在坟边草地上歇了会儿。四月阳光晒在身上很舒服。坡下村庄灰瓦白墙，隐在绿树间。远处是长江大堤，堤外江水茫茫，雾霭沉沉，望不见对岸。

头顶又传来鸟叫。抬头一看，两只喜鹊在枝头跳跃，尾巴高翘，喳喳欢叫。

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前说的：喜鹊叫，好事到。

我笑了笑，对着坟头轻声说：“爹，娘，你们听见了吧？喜鹊回来了。”

在老家住了三天，每天清晨都在鸟叫声里醒来。

第一天五点左右被吵醒，第二天五点半，第三天也是五点刚过，比闹钟还准。

我渐渐习惯，甚至有些贪恋这声音。它钻进耳朵，像在轻轻唤人起床，像在说：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三天清晨，我又站在院里听鸟叫。满弟门口的老杨树上，鸟比前两日更多。一只白头翁落在近处枝头，歪头看我，一点不怕人。

我伸手轻探，它扑棱飞起，却没飞远，又落回原处继续鸣叫。

我忍不住笑了。

这小家伙，倒一点不认生。

回城那天，满弟送我，后备箱塞满腊肉、干鱼、土鸡蛋和刚摘的青菜。

“哥，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满弟问。

“清明嘛，每年清明都回。”我说。

“平时也回来转转，又不远。”满弟说，“现在村里好，鸟多，空气也好，不比城里差。”

我笑了笑，没多说。拉开车门时，又回头望了一眼村子。老杨树静静立着，树上鸟声不断。朝阳初升，光线柔和，给整个村子生机勃勃。

“哥，”满弟忽然说，“还记得小时候不？那时候鸟多得烦人，田明哥天天敲铜盆赶它们。”

“记得。”我说。

“现在倒好，”满弟嘿嘿一笑，“赶都赶不走了。”

我也笑了。坐进车里，发动车子，摇下车窗和他挥手道别。

车开出去很远，身后的鸟叫声还隐约可闻，仿佛追着车子跑了一段，才渐渐淡去。我关上车窗，车内安静下来，只剩发动机平稳的声响。

但我知道，明年这个时候，它们依然会在。

明年清明，我还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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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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