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光曙

我上初中那年，刚满十二岁。乡中学离家三里地，隔着两座小山，我只能住校。那时父亲刚从民办教师转到生产队当会计，好歹是“管财经的常委”，可家里兄弟姐妹多，穷得锅底朝天。住校要交米，米是队里按工分分的稻谷碾出来的，一年到头全家人都不够吃。别的同学一餐打四两米，我常常只能打二两。食堂里有菜，但要现钱买菜票。买食堂的菜，我只能在梦里想想。

于是，鲊辣椒就成了我少年时代梦里氤氲的气息。

这名字各家写法不同。在我们汉寿，有人写“杂辣椒”，有人写“炸辣椒”，五花八门。长沙常德餐馆的菜单上多写“渣辣椒”，但我以为写作 “鲊辣椒”更为熨帖。

那年月，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买菜票。母亲便想了个法子，晚上推石磨给我做鲊辣椒。说是菜，其实就是碾米后筛出的碎米磨成粉，拌上红辣椒，腌在坛子里发酵——说穿了，是用米变个花样做成下饭菜。碎米里杂有糠麸，家境好点的人家，用来喂猪。

那是个秋天的夜晚，月亮从屋后樟树梢头升起来，像一枚刚擦亮的铜钱。母亲在磨盘前弓着腰，双手握着磨拐，一圈一圈地推。石磨“嗡嗡”地响，像老牛喘气。我搬个小凳坐在旁边，借着月光写作业。母亲推了一会儿，便喘得厉害，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妈，我来帮您推。”我放下笔，走到磨盘另一边，也握住磨拐。

母亲笑了，却没有拦我。

母子俩一人一边，一起用力，石磨轻快了许多。

母亲叹了口气，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有心疼，也有一种硬邦邦的倔强：“你好好读，读出个名堂来，等你当了干部吃国家粮，就不用吃鲊辣椒了……”

米粉磨好了，母亲开始制作。她从屋檐下取下一竹筛红辣椒，那是她白天一个个挑出来、洗净、晾干的。剁辣椒是个细活。母亲把砧板架在大木盆里，红辣椒倒进去，手起刀落，“笃笃笃”地剁起来。那声音匀净利落，她边剁边拢，边拢边剁，辣椒渐渐碎成细末，红艳艳的汁水溅出来，空气里弥漫着辛辣的香气。辣椒剁好后，她把磨好的米粉倒进木盆，加上盐，用锅铲慢慢地搅，一铲一铲地翻，直到每一粒米粉都染上辣椒的红。

坛子装满后，她用塑料布蒙住坛口，盖上碗，在坛沿里加满水，蹲下来歪着头看了又看，才直起腰舒一口气。

一个月后，母亲第一次开坛，一股酸辣香“噗”地冲出来。坛子里的鲊辣椒变成了金红色，湿漉漉的，带着发酵后特有的醇厚气息。那天晚上，她把鲊辣椒下锅干炒，灶火舔着锅底，水分渐渐收干，颜色从红转黄，最后成了黄灿灿的一锅。母亲把炒好的鲊辣椒装进长颈玻璃瓶，塞得严严实实：“这一瓶够你吃一个星期。”

到了学校，每顿饭我端着二两米饭，从瓶子里舀一勺鲊辣椒盖在饭上，黄灿灿的，酸酸辣辣的，呼啦呼啦几口就扒完了。饭本来就少，有了这鲊辣椒，吃得格外快——怕慢了，越吃越馋，饭就不够吃了。

班主任周咏林老师教语文，五十出头，瘦瘦的，戴副眼镜。他大概留意我好一阵子了。有天中午，他把我叫上，轻声说：“你把饭菜端到我房里来吃吧。你妈妈做的那个鲊辣椒，分点给我尝尝。”

周老师的桌上摆着从食堂打来的菜。我坐下来，舀了一勺鲊辣椒放到他碗里。他夹了一点，嚼了嚼，点点头：“嗯，香！”说着，他把自己盘子里的菜分了一半到我钵子里，又把汤往我这边推了推。“吃吧，正长身体呢，不能光吃鲊辣椒。”

我低着头，眼泪差点掉进饭里。周老师后来常常叫我过去吃饭，每次都说是“分点鲊辣椒尝尝”。我心里明白，那份感激，我一直没有说出口。

同学里头有个叫石庆华的，他父亲在学校总务处工作。他跟我同桌，见我长年吃鲊辣椒下饭，有几次偷偷从家里拿了两张菜票塞给我。“拿着，别跟我客气。”他说得轻描淡写。我推回去，他又塞过来，急了就说：“你再推，咱俩就不是兄弟了。”

那几张菜票，我从没用过，夹在课本里，一直留着。后来课本都翻烂了，那两张菜票还在。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记住的东西不多，可总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像钉子一样钉在骨头里，拔不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鲊辣椒名声大振，做法也改进了。用料不再是碎米，讲究的人家用三分之二的上等粳稻米加三分之一糯米，进坛发酵后更是软香。烹制方法上也由干炒流行为稀糊。如今，长沙城里常德餐馆的鲊辣椒已是一道名菜。最出名的是“鲊辣椒糊小鱼”，那小鱼必是洞庭湖一带的鲜货，寸把长，棕灰色的“聋子鱼”是上品，只是现在很难捕到了。

年前回汉寿老家，我在灶屋里又看见那个老坛子，坛沿上的水还是满的。母亲掀开盖子，一股酸辣香扑出来。她颤巍巍地舀了一碗，炒了端上桌，说：“你尝尝，还跟从前一样不？现在外面馆子里卖的鲊辣椒不进坛子发酵的，淡呢……”

我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酸、辣、咸、香，一下子全涌上来。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世道在变，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比如鲊辣椒，只要坛沿里的水不干，它就会被岁月发酵出香来；比如一个人，只要心里头的火苗不熄，走到哪里都会发热、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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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