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如春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研究的不断深入与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西文化学界关于域外中国形象的研究成果逐渐兴盛起来。其中，季念博士的著作《<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研究（1842-1876）》（下文简称《画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中的一个新创获，也是中英文化交流互鉴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有三个鲜明特色。

首先，在研究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创新和现实意义。

该著以创办于1842年，“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图像新闻之先河”、“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相结合”并在欧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画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中文资料中的盲点，尤其是“别处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展开自己独到的探讨，将《画报》的学术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该著对《画报》中的中国人形象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如何避开中国形象自身塑造中的“自我东方化”陷阱，对外传播中中国形象与中国人自我认同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极大的现实意义。

在论述主题上，作者选取了相对于“中国形象”中的“更加侧重于对个体特征及其承载的民族品性”的“中国人形象”进行了考量； 在时间节点上，作者选取了涵盖了两次鸦片战争、同治皇帝大婚等数个中英关系史的关键节点，即《画报》对华报道两个高潮的时间段（1842-1876）进行考察。对于这样一个材料浩大，甚至颇为繁琐的论题，作者的叙述和评论都做到了有条不紊，层次井然。作者以《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为切入点，然后论述其表现艺术形成缘由，最后揭示其书写的意义，体例严谨，结构完整。该著内容博大，复杂多变，但却不显得驳杂，这与该著条理清晰的结构安排紧密相关。

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好这样一个有较大难度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课题，这得益于她在三个方面的深厚学养；一是宏阔的中西比较视野；二是对中英两国近代史相当熟稔；三是较强的分析阐释能力。该著出入文史，深入《画报》，引用大量古今中外相关文献，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和分门别类的细致爬梳基础上，得出了诸多让人信服的结论，提出了很多平实而独到的观点，对于以《画报》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与权力话语生产的内涵与特点，论证深刻有力。

其次，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很强的文本细读功夫与宏阔的比较视野。

该著在研究方法上的首要特色是扎实的文本细读。作者对于卷帙浩繁的《画报》文本，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和深入的解剖。在论述《画报》嵌套性叙事对于中国人形象塑造的影响时，采用了麻雀解剖法，引用英文原文，对“值得玩味”的编者叙述时间进行了细腻分析，通过编者所用的三个句子（“首句与尾句的主句时态均为一般将来时，中间一句为一般现在时”），展开逐层解剖，水到渠成地得出“在嵌套性叙述的介入作用之下，读者印象中的清军依然是一直以来被反复言说的军心涣散、贪生怕死和不堪一击的形象”的合理结论。

在辨析《画报》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时，采用了用破案式的手法，逐层解开了一个个“疑窦丛生”的难题：既然《画报》特派画家兼记者沃格曼先于《泰晤士报》记者抵达香港并已常驻，那么为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的战地报道却还要假手于后者? 作者针对外国学者Ross G.Forman近作（2013年）的重要观点进行了回应。Forman就《画报》特派记者沃格曼在报道中通常将“中国佬约翰”与广州人对外国人的蔑称“番鬼”(Fanqui) 搭配使用，且在第一人称叙事时用“番鬼”来指称英国人自己的语言使用习惯评论道：“这类概念所体现的是中英双方彼此排斥、互不吸引的情绪，为的是强化东西方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

作者通过切实的例句和词汇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指出，“中国佬约翰” 和“番鬼”同时被使用，“是在用戏谑的口吻表达嘲讽与自嘲的情绪。其效果反而是对两个词所承载的恶意的中和，是对两者背后的社会集体想象的消解，最终突出它们之间的某些共通性。”揆诸情境，作者的分析显然更符合文本脉络和社会历史语境，这离不开作者多年留学英国所形成的良好语感和敏锐的“异文化”直觉。

该著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色是宏阔的比较视野。

一是在19世纪中期的西欧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下定位《画报》的报道特色。作者注意到，即使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日益泛滥的大环境中，该报对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也并未陷入典型的种族主义话语中”。而且，作者还肯定了英格兰的中产阶级读者们意识到，哪怕是在封闭、停滞、落后的中国，“自助观” 与“维多利亚美德”也能够促进个人的进步与商业上的生机活力。

二是在历史的纵深维度上的比较。作者拉开历史视野，将《画报》置于西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历史时空中加以定位，对比分析了《画报》对西欧13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孔教乌托邦”的三种美化想象和18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的三种丑化想象之间的延续和承继关系，肯定后者“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类型上也更为丰富”。

三是作者在讨论《画报》中中国人形象的形成缘由和书写意义时的多层次比较。有西欧对于中国人形象的美化和丑化两种想象传统的比较，有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矛盾混合上的对比与调和；有西方媒体和史料与晚清中国媒体和史书的比较；甚至有与当代中国类似媒体《环球人物》杂志等的比较。比较手法的运用，既拓宽了理论视野，增强了论证的力度，也平添了文本的内在张力。

再次，在阅读效果上能给人强烈的阅读快感与审美体验。

该著的一大特色，就是随文附上了印刷精良的黑白图画插页，这符合该书研究对象《画报》“图文结合的表达”特色，也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作者在该著中关于《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表现艺术图文“互文”关系：“图像与文字互释”、“图像与文字互补”、“图像与文字背离”的论述。

阅读该著，能使读者不时获得如入山花道中的阅读体验与精神愉悦。这种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阅读快感与审美体验，一方面来自《画报》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该著引用了大量的《画报》原始文本，或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或叙述激烈的战斗场景，或摹写人物特色风貌，不一而足，读来不忍释卷；另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图像与文字并置的多姿多彩的行文方式，图像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亦情亦理的阐释艺术。

对于引用的《画报》插图，作者进行了准确、细腻、生动而充满想象力的重新叙述和描绘。如作者对于《中国皇帝在北京接见外国公使和领事》一图中关键场景的画龙点睛式解读：“通过透视的技法，插图近景中并排站着的五位外国公使对远景中宝座之上的同治皇帝有着某种逼迫感，似乎象征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本来自居‘俗世最中心’”的‘天朝’的步步瓦解。”又如对咸丰皇帝肖像、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访港仪仗图、英国巴夏礼领事向老行商们告别、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等的描述与分析等，思之颇有理趣。

进而言之，该著让读者觉得“好读”，能给人强烈的阅读快感与审美体验，更是得益于作者对《画报》叙事的评述功夫。作者深入文本腠理，不急不缓、沉着有力的评论，往往能发人所不能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时，展现了复杂多元的面貌：在叙事主体方面存在民间游历者、战地目击者和传闻者的分野；在西欧的中国人想象构造方面并存着美化和丑化双重传统的延续，甚至表现出了“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这就在根本上突破了东方主义对于东方殖民化的刻板叙事，开拓了《画报》帝国想象的多元面貌和复杂空间。

当然，该著并非十全十美，有的论述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个别用语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有的评论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当然，该著总体上是一部既有学术创新与现实意义，又是言之有物，内容扎实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佳作。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作者：刘瀚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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