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最近，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桐城派》在学界引发热议。这部纪录片分《正声初起》《开宗立派》《家家桐城》《中兴之路》《古典余晖》五个篇章，讲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桐城派兴衰变迁的恢弘历程。

纪录片的主线清晰表明：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湖南士人集团，不仅是晚清政治的支柱，也是桐城派得以起死回生、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文学走向的关键力量。桐城派与近代湖南文脉的关系，并非单向传衍，而是一场因应近代变革的“双向奔赴”。

姚鼐。资料图

在京师：

湖南人遇见桐城文法

桐城派在清初到道光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与湖南关系甚浅。

清中前期，方苞立“义法”，刘大櫆主“神气”，姚鼐集大成而分“义理、考据、辞章”以说文章，并通过《古文辞类纂》等著述创建了桐城派的文统。

然而，对于文坛上的桐城派运动，湖南大体置身之外。甚至乾隆年间姚鼐视学湖南，也不曾影响湖南的文风。彼时，两湖尚未分闱，湖南士子还在为科考煎熬。即便嘉庆以后，湖南士人如何凌汉、陶澍等人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学术却始终牢笼于理学之中，不遑在文章上有特别的表现。

可以说，清嘉道以前，湖南和桐城派几乎绝缘。然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后之学新。”嘉道之际，正是中国学术与文学的关键变革期。姚鼐高足梅曾亮活跃于道光时期的京师文坛，而一大批日后注定要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篇章的湖南人，也恰恰在京城默默成长。政治地位不高的梅曾亮，以古文为号召悄悄影响了一批湖南人，这为以后桐城派的中兴埋下了伏笔。

关于湖南人道光时期受梅曾亮古文法的情况，浙江仁和人邵懿辰（1810—1861年）在《孙芝房墓志铭》中写道：“余曩居京师，私幸得交湖湘间士大夫，皆魁垒杰特、嗜古博学……梅郎中用文术友教京师，月一再会，谈诗古文法，凡书册所有与今时事得失相发者。余与君及曾侍郎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相与极欢。”在这篇为善化孙鼎臣（1819—1859年）所作墓志铭中，邵懿辰讲述了他和曾国藩、孙鼎臣等人频繁从梅曾亮学习文术，讲论诗古文法的隐秘历史。桐城文脉传衍湖南，不妨从此论起。

纪录片《桐城派》视频截图。

文章传衍：

曾国藩与桐城法脉的继承与改写

当梅曾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离开京师，回到江南之际，曾国藩作《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诗以送之。这组诗歌高度评价了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地位，是所谓“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然而梅曾亮南归，远离文坛中心，如此文章造诣，将来谁传衣钵？故曾国藩在诗的尾联云：“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明确提出桐城法脉未来谁属的关键问题。

历来喜欢讲述谱系的人，无论是孟子、司马迁，还是韩愈，在历叙道统、文统之后，必然将谱系的未来归结于“舍我其谁”，曾国藩也不例外。尤其是，曾国藩追求不朽的念头甚炽，其京师日记反省自己作诗“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看到何绍基的字“必传千古”，心下更是焦虑万分，而古文则是曾国藩揣摩后可以立言不朽的自觉选择。

在率领湘军东征的早期阶段，戎马倥偬，曾国藩无暇玩味文章义法。不过，夷考曾国藩军中日记，仍可见他读书不辍，大量阅读桐城派典籍。有学者据日记考证，仅梅曾亮相关著述，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年的阅读即达32次（谢海林《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

曾国藩如此频密阅读桐城派典籍，始于咸丰九年（1859年），何以如此？一方面可说是军务稍暇，另一方面当与曾国藩自觉擎起桐城派大纛有关。正在这一年，曾国藩写下《欧阳生文集序》。此文在建构桐城派统系方面贡献卓著。如果说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标志着桐城派的建立，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则绘就了桐城派中兴的传衍图。

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曾国藩写道：“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至此，曾国藩已将湖南人自觉不自觉靠拢学习桐城派的状况和盘托出。曾国藩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号召湖南人归附桐城派，他始终强调湖南人当接过桐城大纛。这便是文章后半部所云：“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咸丰兵燹以后，桐城派旧有势力范围生灵涂炭，而湖南则成为桐城文章传衍的沃土。

由此可见，在勋位日盛之际，曾国藩并未忘记文统的濡化，反倒试图借桐城派来完成士林的文学整合。只不过，曾国藩并非桐城派被动的接受者。他在揣摩桐城古文，追溯桐城渊源时，刻意强调湖南士人对桐城文统的继承，实则意在为自己挣得文坛地位。后来文学史论述的“湘乡派”的成立，正表明曾国藩这种文统再造策略的成功。

纪录片《桐城派》海报。资料图

挽救世运：

生生不息的湖南经世文章

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深刻影响了桐城派此后的发展。然仅仅依赖勋位，依靠《欧阳生文集》的统系建构，并不足以奠定曾国藩在近代文章史上的卓绝地位。曾国藩实实在在培养出“曾门四大弟子”等，再造桐城派，乃在于他对桐城派有新的理论贡献。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对桐城派理论做出重大修正，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同治八年（1869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明确提出了这一纲领性的主张：“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这就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的基础上，增添了“经济”的因素。湖湘经世和事功的精神在此获得新的意义，助推桐城派焕发生机。

曾国藩对桐城派理论的这一修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要古文不仅是载圣人之道的工具，更要成为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筹划洋务、整军经武的实用之学。后来钱穆认为桐城文章“尚有时世”正基于此立论。由于曾国藩的影响，在人才济济曾氏幕府中，才涌现出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这四位以古文著称的“曾门四大弟子”。

不唯如此，曾国藩还敏锐指出，桐城前辈的文章虽有典则，但缺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故曾国藩有意提倡韩愈的文章，强调“雄奇瑰玮”的文章境界。至于提倡的成效，新文学家朱自清如是说：“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朱自清《经典常谈》）这段话不乏溢美的成分，然亦可见此期曾国藩强健桐城派文格的成效。

有鉴于此，黎庶昌在总结曾国藩的文学成就时说：“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继韩欧阳”这是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归有光的评价，黎庶昌以之誉曾国藩，似并不为过。

只是，中国近代是海水沸腾的激变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城派被激进者贴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标签。然而，若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审视，桐城派经由湖南一脉的转化，其精神内核已融入中国近代化进程。譬如吴汝纶在后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古文作为吸纳新知识的容器；黎庶昌出使欧洲，写成《西洋杂志》，以桐城文法记录西方现代文明；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既有桐城派的雅洁，又充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桐城派“熔铸新旧”传统在近代写下的光辉篇章。

桐城派对近代中国和湖南文脉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学者王达敏曾言，“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1949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王达敏《毛泽东与桐城派》）可以说，桐城派与湖南近代文脉的关系是一场“双向奔赴”。桐城派以其成熟的文章轨则滋养了湖南文人，让近代湖南在中国文章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而湖南文人则以其经世务实之精神再造了桐城派，使其在王朝末世焕发了新的生机。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版面编辑 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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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