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4月13日讯（通讯员 肖丁勤）在湘桂交界的崇山峻岭间，静卧着一座镌刻千年风云的古老苗寨——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茶园村。这里，古称“大地茶园”，雄踞湘桂咽喉、五峒苗疆腹心，在城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地茶园是一处不容低估、分量极重的历史坐标。这片看似偏远闭塞的苗乡村落，曾掀起撼动明廷的苗民起义风暴，成为中国改土归流的历史源头；四百年后，又迎来中央红军的铿锵足迹，孕育出通道转兵的战略先声，成为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策源地，在岁月长河中书写下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传奇篇章。

湘桂黔苗民起义，撼动明朝半壁江山

茶园村坐落于城步西南边陲，与广西龙胜仅一山之隔，苗、侗、瑶、汉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这片高山台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明代为莫宜峒治所，是“五峒四十八寨”的核心枢纽，也是明代湘桂黔边区苗民反抗压迫的核心区域。

自明初至弘治年间的130余年里，五峒苗区先后爆发大小反抗斗争16次之多，根源皆在于土地兼并与苛政重负。明代皇族勋戚大肆圈占庄田，上行下效，地方豪强纷纷效仿，致使苗民流离失所、生计无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长期交织激化，一场席卷湘桂黔边区的大起义已在酝酿之中。彼时城步仅设巡检司控驭，“林木险阻、峒寨相连”，土司名为归顺朝廷，实则武装割据，官府疲于征剿，却始终难以根除反抗火种，大地茶园便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

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春，不堪压榨的茶园寨峒主李再万，以茶园为驻地，聚集莫宜峒、扶城峒、赤水峒、横岭峒、蓬峒及广西义宁（今龙胜）、兴安等地千余人，在此操练兵马、打造兵器、积蓄力量。他自称“天王”，总兵名号、张打黄旗，聚众攻劫城乡、戕杀官军、劫夺印信、分占田地，正式举起反抗大旗。起义军迅速控制五峒四十八寨及湘桂边境数十村寨，队伍扩至数万之众，凭险立栅、以滚木、礌石、药矢奋力抵抗，多次挫败官军进剿，威震湘西南和桂北地区。

朝廷急忙调集湖广、广西、贵州三省兵马五万七千余人，分八路合围苗疆，更动用京城神机营装备的神枪火器等新式武器强攻险隘。义军依托山高林密顽强抵抗，在门楼坳等地重创官军，激战持续两月有余。终因叛徒引路，官军偷袭茶园寨大本营，义军腹背受敌、寡不敌众，被迫败退至湘桂交界的黄墙、炮溪二山，余部退守吊丝洞，被官军断藤堵洞，上万将士困死洞中，壮烈殉难，起义宣告失败。

李再万侥幸突围，潜行数百里至新化梅山蛰伏，五年后再度领导瑶民起义，坚持抗争数十年，成为梅山地区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旗帜。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如惊雷划破苗疆长夜，点燃了苗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火种，彻底撼动了明廷在苗疆的统治根基，也直接催生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变革，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走向。

改土归流开先河，开启中华民族治理新纪元

李再万率领的湘桂黔农民大起义，让明廷意识到，延续千年的土司羁縻制度已无法维系苗疆长治久安。在此之前，云南长期实行军事管制，贵州则“任流而未改土”，流官与土司并存，均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而城步苗疆地处宝庆、桂林汉文化包围圈中，地域相对集中、势力较为孤立，成为明廷试行新政、改革治理模式的理想试验场。

平定李再万起义后，湖广巡抚阎仲宇深知明王朝对千里苗疆的统治鞭长莫及，遂上疏朝廷建议调整苗民政策、变革治理模式，这一建议得到朝廷采纳。据同治《城步县志》载，城步此前虽设巡检司，但“不能控驭”苗疆，五峒苗寨联结紧密、地势险要，土司割据、叛服无常，常规治理手段已然失效。李再万起义彻底暴露旧体制弊端，明廷决意废土司、设流官、置新县，从根本上重构苗疆治理体系。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朝廷率先废除土司世袭；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式析武冈、绥宁部分地域，合并五峒苗疆设置城步县，隶属宝庆府，同时调靖州卫官兵驻守，设立城步守御千户所，终结了苗疆“民不上丁、田不入赋”的旧格局。

时任城步知县林宗撰写《城步建县碑记》载：“弘治甲子，析武冈、绥宁之地，置城步县，以镇苗疆、安黎庶。废土司之世袭，行流官之治理；编户籍、定赋税，兴教化、劝农桑，使化外之境，归为王土，离散之民，各安其业。”这篇碑记是城步建县与改土归流的核心实证，也印证大地茶园作为起义策源地，直接推动了这场划时代变革。此次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体系、成规模的改土归流实践，湖南城步由此开了中国改土归流开先河。

城步设县后，朝廷剿抚并用，兴学劝农、安抚苗民，推动民族融合，让苗疆正式纳入中央直管。茶园村作为起义发源地与改土归流原点，见证了从土司割据到国家一统的历史跨越。

长征转兵策源，茶园会议点亮红军生死突围路

时光流转至1934年冬，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兵力由8.6万人锐减至不足3.5万人，蒋介石调集五倍于红军的重兵，在城步、通道、武冈、绥宁一带布下严密“口袋阵”，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桂边境山区。生死存亡之际，大地茶园再度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红军实现战略转折的关键一站，为中国革命点亮希望之光。

湘江战役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越来越不满。刘伯承元帅在回忆录中说：“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红军命运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出路在哪里？这些都成了红军官兵，尤其是党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无法回避的问题。痛定思痛，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场思想裂变也陡然开始。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其中著名的且相互关联的会议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而“城步茶园会议”则是这三个会议的“前奏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层长征时在城步境内，就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血战的重大损失，以及红军突破湘江后前进的方向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红军进军贵州的决策，在城步已基本形成。

茶园村民知道，红军从汀坪横路口分三路进入茶园，分别是砂子界、茶园田、虎形界。茶园当时为咸宜乡公所所在地，相较于邻近广西龙胜坳头的崇山峻岭，这里地势平缓，易守难攻，民房集中，适合红军宿营和休整。在茶园，红军在此停留时间长达三天，这也是红军长征途中较为少见的。

当地村民仍清晰记得，在小地名“五马练槽”中间那座吊脚楼终日传出清脆的发报声，一道道行军指令从这里发出，见证着中央高层对战局的紧急运筹。这场在茶园吊脚楼里召开的高层会议，通道转兵的伟大战略在此初步形成、在此酝酿成熟、在此敲定路线，大地茶园成为通道转兵名副其实的策源地，为红军摆脱绝境、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大地茶园，一方弹丸之地，明代李再万起义直接催生中国改土归流先河，是中华民族治理制度变革的源头；红军茶园会议奠定通道转兵思想基础，是中国革命生死转折的策源地；千年苗寨风情与红色革命记忆交融，铸就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共同构筑起城步最坚实的历史文脉与精神脊梁。

如今的茶园村，明代古兵营、操练坪等遗迹尚存，红军标语、苏维埃旧址等历历在目，改土归流的历史厚重与长征精神的时代光芒交相辉映。作为湘桂边境文旅融合的重要节点，茶园村以历史为根、以红色为魂，活化历史资源、传承民族文化，让这段抗争、变革、奋进的风云岁月，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成为城步“十步之内有芳草”最生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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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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