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欧阳白

现在是长沙的雨季，每天都湿漉漉的，聂开啦先生的那些句子像从生活的裂缝中挣出的草芽，带着泥土的粗粝、市井的烟火，以及某种近乎执拗的锋芒，可以抵御南方的寒湿。而且，这种印象在对其不断的阅读中被反复印证：他的诗不是书斋里的精致工艺品，而是“在街头、在灶台边、在酒杯倒映的月光里”长出的语言骨骼。

聂开啦先生其人“曾烧过电焊，跑过业务，干过媒体，现为自由职业者”。这种履历本身便构成了一种诗学注解：他的写作始终与具体的人生经验紧密咬合，拒绝悬置于生活之上。在《似是而非的某个人，或一真实的梦幻》中，他自嘲般地写道：“我像似是而非的某个人／——你说：或一个真实的梦幻”。这种自我指涉的悖论，恰恰揭示了他诗歌的核心张力：在现实与梦境、具象与幻象之间，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在场”。

我们所倡导的“好诗主义”，强调诗歌应当具备“现实的锐度、生命的温度与语言的创造性”。聂开啦先生的写作，恰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他的诗不逃避苦难，不粉饰荒诞，而是以肉身直面时代的尘埃，在挣扎与诘问中锻造诗意的韧性。这一点，与杜甫“法自儒家有”的现实主义关怀一脉相承，强调诗歌与社会现实的深切联系。正如他在《废墟上的舞蹈》中写下的：“请用诗包扎心灵的伤口——／是怎样的疼痛呵，赴一场无缘的约会”。诗歌于他，不是修辞的游戏，而是生存的证词。

对存在境遇的多元勘探

聂开啦现实的诗歌视角，紧紧聚焦与当下的世界，他打量和剖析这个世界的眼光很独特，也很多维。

诗集开篇的《忘记是不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雨》以“忘记”为线索，展开了一场对个体与集体记忆的盘诘。从“金针忘记粗线”“糖醋排骨忘记撒点盐”的日常琐碎，到“古典派忘记后现代”“做官忘记受贿”的社会隐喻，聂开啦先生将“遗忘”置于历史与当下的交汇处，揭示其既是自我保护机制，也是精神溃败的征兆。这种处理方式，让人联想到保罗·策兰对语言废墟的挖掘，但聂开啦先生的语调更具市井的呼吸感——遗忘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渗透在每一顿饭菜、每一次相逢与每一次转身中的生存策略。同时，这又暗合了宋代邵雍作为理学诗开山人物的观点，即“以物观物”以求“以性制情”，试图抑制情感泛滥对生命本性的侵蚀，聂开啦笔下的“忘记”正是对这种现实浸染的复杂反思。

聂开啦先生的诗中常涌动着地域的血液。“浪拍寂石,群鸭未眠／以静穆之舞，先知水暖春临”，是对故土江河的深情凝视；而《城市L》则以近乎荒诞的笔触，勾勒出现代都市的异化图景：“十字街头。一起交通事故的起因来自一只进城的公鸡”。这种城乡的双重视角，并非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试图在断裂的经验中寻找诗意的衔接点。在《小城记》中，他写道：“这座小城不大／是日常使我陷入平静”——这种“平静”并非田园牧歌，而是与生活达成的一种艰难和解。诗里的小城，我曾呆了八个年头，那正是青春的尾巴脱落处，也是这个城市承载古老传统——贬谪文化、农耕文化、山林文化交织的湘南气象，也逐渐追逐并靠近当代文明——工业文明、开放图景、改革话语汇聚的昂扬精神的一个转折时代。聂开啦先生的诗中，敏感的捕捉到了这些外人难以察觉的信息，我今读来，感叹唏嘘。对具体地域与人文景观的诗意勘探，也呼应了清代诗学强调的“识”之重要，即诗人通过卓越的见识从历史与现象中提炼出独到视角的能力， 从而使日常生活获得诗学的深度。

聂开啦先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黑的……》以排比句式为武器，将“黑车、黑心棉、钓鱼执法、暴力拆迁”等现实病灶并置，形成凌厉的批判锋芒；《愤青？粪青！》则以反讽口吻，对标签化的“愤怒青年”进行自省式解构。这些作品延续了杜甫、白居易以降的“诗史”传统，但聂开啦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未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而是始终将批判的刀刃同时对准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这与波德莱尔将“忧郁”提升为一种现代诗学、以丑与恶为素材进行批判的象征主义手法不无相通之处。在《咱们一起等》中，玫瑰、老人、铁轨、狗与“我”共同陷入“等待”的荒诞境遇，最终落在“爸爸，抱紧我，咱们一起等！”的孩童呼喊中——这种从社会观察到存在哲思的跃升，使他的诗超越了简单的抗议文学。

在《拟声词像什么》中，聂开啦先生对语言本身进行了顽童般的戏耍：“拟声词像什么？／想着这个问题时／不小心把拟声词摔在了地上／‘怦’的一声／摔得连词都不像了”。这种元诗意识，在《动词》是一个动词》等作品中进一步深化，展现了诗人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思考。他擅于打破常规语法，制造陌生化效果，如《东江水寒》中“愁眠的水域／风声踏波而来／裹挟金属的寒芒”，将触觉、听觉、视觉打通，营造出富有张力的意象空间。

粗粝中的精细，反讽中的赤诚

聂开啦先生的诗歌常带有微型叙事色彩。《纪念一头1988年的猪》以近乎白描的笔法，记录一次童年与猪的“没有对视的相遇”，却在结尾陡然升华：“为那次没有对视的相遇／为所有无声的告别”。这种从日常片段中提炼普遍经验的功力，得益于他纪录片导演的职业训练——诗歌成为另一种形态的“镜头”，捕捉被主流叙事忽略的细微颤动。这种对具体生活经验的执着，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所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缘情”传统息息相关， 情感通过具体的物象与事件得以生发和承载。

反讽是聂开啦先生诗歌的重要修辞策略。《问题少女》以“没有问题”的重复句式，层层剥开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偏见与遮蔽；《讣告》则用公告体宣告“纯真与纯洁”的死亡，戏谑中透出彻骨悲凉。这种幽默不是轻浮的玩笑，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带刀捉笔的青年是尘世最后的烈士”（《回音》），是一种以笑为铠甲的抵抗。这种精神，与波德莱尔面对“恶”与“忧郁”时，以象征和反讽发掘其中异常之美的现代诗学态度有着内在的共鸣。

聂开啦先生的意象往往根植于日常生活，却经由诗意的变形获得象征厚度。例如“橡皮”在诗中反复出现，从《橡皮——写给你》中“橡皮即将擦掉你命运的轨迹”，到组诗《回音》里“一颗心像一把缺齿的梳子”，橡皮既是擦除工具，也是记忆与痕迹的隐喻。再如“烟”的意象，在《烟·迷漫》中化为“蕊里含烟，花萼托着海面”的迷离境界，又在《我和月亮挂在树梢》中与“刀锋”“柠檬”并置，构成对信仰与现实的复杂喻指。这种意象的构建，强调“情者，诗文之的也，太过则滥，不及则伪矣”，追求“文情相生”的和谐。

聂开啦先生在诗体上不拘一格：既有《忘记是不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雨》的铺排与复沓，也有《从A至Z》的字母游戏式结构；既有《食事》般凝练的东方禅意短章，也有《白日自白》那样充满戏剧独白色彩的散文诗体。这种形式的自由，源自他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追求——正如《排名不分先后》组诗，通过对“大头”“阿雄”“曹如英”等小人物的素描，构建了一幅当代民间生存的浮世绘。这体现了宋代以来诗学对“识”的重视，即通过独到的理解与见识，选择并创造合适的形式来焕生新义。

在虚无中寻找坚硬的核

可能与从事电视导演这个行业多年的缘故，聂开啦先生的诗歌常流露一种深刻的荒诞感与存在焦虑，而且这种感觉很容易被他收拾成画面。《黑夜渡过我的眼睛，融化了》中写道：“快乐的孩子停止了成长／而岁月的方舟仍踽踽独行于大海”；《想和你们有所区别是困难的》更是直接质问：“他们和一群漠然漫游在热带草原上的／野兽 有何区别”。但这种虚无并非终点，而是追问的起点。在《空白空白空白》中，他最终抵达了一种近乎宗教感的领悟：“我的掌心是所有伤感的旅行最后的抵达／那儿有爱——不为人感知，也不全部用于爱情”。

这种“在废墟上舞蹈”的姿态，构成了聂开啦先生诗歌的精神内核。他不提供廉价的安慰或虚假的升华，而是诚实地展示伤口，并在伤口处寻找光的可能。《我的祝愿》写于疫情期间，诗中却充满了“祝愿一朵花在花蕊深处撞见春天”的坚韧希望；《母亲的田埂》在死亡与记忆的交织中，让母亲“活成了一片／永远向着我们的／田埂”。这些诗作证明，聂开啦先生的“逆俗而生”（网络评语），并非刻意叛逆，而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忠诚守护。

作为聂开啦先生诗歌的读者与同行，我深感他是一位真正的“同时代人”——不仅生活在同一时空，更以语言为刃，切入时代最疼痛的关节。他的诗既有湖南地域文化的深沉底色，又具备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既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传统，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与后现代的解构智慧。

《我和月亮挂在树梢》这个诗集名本身便是一种象征：月亮高悬，代表理想与远方；树梢摇曳，象征现实的不安与扎根的艰难。聂开啦先生的诗歌，正是这种“悬挂”状态的忠实记录——既不放弃仰望，也不逃避脚下土地的泥泞。在诗歌日益边缘化、语言日益浮泛的今天，这样的写作显得尤为珍贵。它让我们记得，诗可以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在破碎中重建意义的努力，一种“在恶俗的温床”旁依然追问信仰可能性的勇气。

欣赏聂开啦先生的诗歌，我们不必过多拘泥与表达上的艺术感与精准度，而应该更多地从对现实思考与诘问的解读看待一个当代诗人眼里的世界。当然，笔者也希望看到他今后的写作能在艺术和表达上不断精进与视野的开阔。愿读者在本书的这些别具一格的诗句中，触碰到一个真实灵魂的体温，听见一颗“在涅槃中参悟了功名与粪土的辨证”的心的跳动。这不仅是聂开啦先生的个人诗卷，更是一代人在变革激流中的精神地图。

是为序。

（作者简介：欧阳白，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2005年起至今主编诗屋年选和《诗屋》杂志。）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周月桂

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