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莉 王悠 褚凤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当前，乡村振兴对人才与科技的需求已由“量”的输入转向“质”的融合。2026年湖南省委一号文件提出“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为构建校地“共生”关系提供了政策支撑。应用型高校以其应用性、区域性与职业性特征，被视为服务乡村的重要力量。然而，既往实践多囿于“高校赋能乡村”的单向路径。高校作为外部知识源，通过人才输送、技术培训、项目帮扶等方式对乡村进行“输血”，虽具有一定效应，却常因脱离乡村具体情境、缺乏持续互动而陷入“项目化”“碎片化”困境，难以充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因此，应推动高校与乡村关系范式的根本性转换：从“赋能”跃迁至“共生”。

从单向赋能到双向共生的必然

“单向赋能”是基于乡村资源稀缺条件下形成的思维，高校在“我有你无”的观念下向乡村输入。因此容易产生三重局限：脱离实际——输出知识、技术、方案，难以适配乡村的社会文化、关系体系、生产模式以及实际需要，可能“水土不服”；依赖外部动力——乡村被给予资源却未被充分调动内生动力与主体性，一旦外援撤离，发展戛然而止；合作零散——合作以短期项目为载体，关系呈碎片化，未形成支撑长期信任的制度基础，大学智力资源难以扎根。

“共生”逻辑则具有现实基础：价值共创——变“我能给你什么”为“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乡村振兴与高校内涵式发展成为一体两面的共同目标；资源互通——变资源单方面流向为双向互动融合，高校智力与乡村土地、产业、文化等资源相互开放；过程协同——从阶段性的合作走向常态化制度合作，形成“校地企共生发展”“一学院对接一县”等机制，使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同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过程同频共振。

在角色重构中实现共生定位

在共生生态中，应用型高校需要重新定位三重角色：

第一，做扎根乡村的创新人才“共育者”。跳出“输送毕业生”的惯性思维，培育扎根农村的“新农人”“兴农匠”。培养目标共生，体现为人才培养标准由学校和地方政府及乡村企业等共同确定，对接区域乡村建设需要；培养过程共生，体现为推行“双导师制”，聘请乡村工匠、企业家等作为产业导师，将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在真实项目中“做中学、学中做”；培育文化共生，体现为加强“情怀教育”，提升学生的乡土价值认同。

第二，做与乡村产业一起成长的“共生者”。摒弃“技术转移”的简单思维，转向与乡村产业共同进行“情境化创新”。问题来源共生，科研选题源于农村生活生产实际需求，实现科研的“在地性”；研发过程共生，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小院等创新联合体，协同攻关；成果转化共生，创新成果评价与转化由产学研各环节共同协商，使科技成果成为乡村产业的内生要素。

第三，做连接各方资源的“共联者”。高校应发挥枢纽功能，构建、运营连接多元行动者与资源的网络化平台。构建资源链接平台，以乡村振兴学院等为依托，汇聚政府、资本、企业、社会等资源，精准导入乡村；构建知识循环平台，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实现乡土智慧与科学知识互融共创；构建治理协同平台，高校依托智力资源，在乡村规划、政策制定、文化建设中建言献策，促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在深度协同中实现机制重构

为实现从“赋能”到“共生”的转变，应用型高校应构建一套持续生长的实现机制。高校需在战略层面确立“与乡村共生发展”的使命，将其融入办学基因，倡导“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服务乡村的文化浸润校园。核心在于推动校地深度耦合——通过与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落到实处；共同开发活页教材、将真实乡村项目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人才培养与农村产业需求的动态结合；建设集“生产、教学、研发、孵化”于一体的共享基地，打破校园与乡村的边界。根本保障在于制度创新。改革教师评价“指挥棒”，将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纳入职称评审并赋予权重，设立专项奖励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激活师生内生动力。此外，建立双向反馈与容错迭代机制，维系共生系统的韧性与生命力。例如，可建立校地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复盘问题、调整做法，允许试错、持续改进。

从“赋能”到“共生”，是应用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在认识论、方法论以及行动论上的整体性转变，强调主动、平等地进入乡村，在命运与共中谋求协同发展。面向未来，一个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新形态将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源泉。

（作者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责编：孙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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