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红

又是一年清明，春风拂面，草木萌发，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敬爱的老领导郑培民书记。岁月远去，斯人已逝，但他的音容笑貌、风骨情怀，如同山间常青的草木，在我心中从未褪色。作为曾经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些朝夕相伴的点滴往事，早已沉淀为心底最温暖，也最厚重的记忆。每当念及他，我总会想起他当年调离湘潭时，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不仅是他对未来的期许，更是他一生为民、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

那一年春天，我二十六岁，由高校调入市委机关，年龄与他相差二十岁。初见这位市委书记，既拘谨又忐忑。在想象中，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该是庄重气派，可真正走进他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心头一震。掉漆变色的木地板，宽大却陈旧的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除了一个文件夹和他正在书写的笔记本，再无任何多余摆设；两个旧书柜，几张旧藤椅，陈设简朴到近乎清贫。当时，他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身材微胖，一口北方口音，笑容爽朗温和，主动起身招呼我，全无半点领导架子。

得知我在湘潭大学的工作经历，他热情勉励说，你文字功底扎实，已有高校党办经历，完全可以胜任新的岗位。他让我放下紧张心态，安下心来工作。他简单交代我的职责：传递文件、登记批件、会议记录、重要活动随行，还郑重提出两条要求：保密、守纪。话语不多，却字字千钧，为我此后的工作立下了最初的准则，也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位领导心中有规矩、行事有分寸、待人有温度。

培民书记对工作极端负责，尤其看重落实与实效。一次，我将他批示件的交办情况与督办反馈写成一份三页纸的报告。他阅后专门写下大段批示，充分肯定工作主动细致，并要求办公室把督促落实作为重中之重，如实反馈一抓到底。这份难得的肯定，让办公室领导对我刮目相看，也让我备受鼓舞，连日心头暖意融融，工作更添了几分劲头。

他常年夙夜在公，白天开会调研、深入基层，夜晚常常留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补写日记、约谈干部，灯光总要亮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年轻同志在一楼值班室看电视。他忽然推门进来，说办公室日光灯坏了，想找电工修理。有一同事去找后回复说电工不在家，就交差了。我心里明白，书记要的不是电工，而是把问题解决。我想到机要通讯员小谭略懂电工知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随即把他叫来。不过片刻就换好启辉器，灯光重新亮起。培民书记笑着表扬我：抓得住重点，懂得变通，能找准问题症结。一句朴素的赞许，让我记了许多年，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形式，而是实效与担当。

当时市委大院住房紧张，我妻子怀孕待产。我们住在汽车队车库楼上一个单间，没有厨房和厕所，生活很不方便。培民书记每日下班必经此处。他看在眼里，却始终坚持按政策排队分房，不肯为我破例开口。在他心中，规矩就是底线，一丝一毫不能逾越。对工作人员如此，对他自己、对家人，更是近乎苛求。

1990年暮春，培民书记调离湘潭赴湘西工作。临行前一天，他特意叮嘱我安心留下，继续在常委秘书岗位履职，还在我的笔记本上亲笔题写：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笔墨厚重，意蕴深长。当时前来迎接他的湘西州委秘书长，误以为我会一同随行去湘西服务，还问我家里是否都安排妥当了。我答复留在湘潭时，那一刻内心其实是难言的不舍和失落。

多年后，培民书记夫人杨力求阿姨才向我道出隐情：当初她担心培民只身一人远赴湘西，条件艰苦、工作繁重，身体吃不消，实在放心不下，便提议他带一名工作人员去湘西，便于照顾生活，休息日和往返路途也能有个陪伴，可他却坚决拒绝。他直言，中央组织部有明确规定，这级别干部调动不能随带工作人员，还体贴地说道：“小陈妻子已怀孕，很快要生孩子了，家里也需要人照顾。再说我这次是从条件好的地方往艰苦地方去，今后万一回不来，岂不是耽误了他。”这一番话，既有不容动摇的组织原则，更藏着对下属细致入微的体谅与爱护。我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就是这样，总是心里装着事业、装着群众、装着身边每一个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97年，我主动申请从市直机关下县（市）区锻炼，被平职安排担任普通副区长，心中一度觉得委屈，认为与同时下去的其他同志相比未受重用，难免心生落差。那时培民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我委婉表达希望他能适当关照的想法，他却只是祝贺我下基层锻炼，反复叮嘱要踏实干事。当我忍不住吐露心中委屈时，他忽然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能到基层历练，就是组织的信任，职务安排要听从组织决定，绝不能与人攀比。他还以自身经历警醒我：不要去学别人的做法，你在我身边工作过，别人做的，我们不能做。在他那里，纪律和原则坚如磐石，即便位高权重，也从不会为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打招呼、开绿灯。这份清醒与坚守，让我终身受用。

培民书记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近乎严苛。当时市委、市政府各新进了一台进口皇冠轿车。他坚持让给老领导们使用，自己始终乘坐普通桑塔纳。别人选车牌都偏好小号，他偏偏执意不肯用湘C00001的牌照。分配住房时，他把楼层更好、出入方便的房子让给年长的市领导，自己选择没有电梯的顶楼，每天坚持爬楼上下班。赴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他借支5000元公款存了活期，回来报账时，连产生的利息都一并上交财务室，分毫不多占。

我接任秘书时，前任交接给我一把保险柜钥匙。原以为里面藏着什么贵重物品，打开后却只有两瓶湘西酒厂出产的湘泉酒、一本稿费存折和稿费使用记录本。前任告知，当年湘西州党政代表团来潭考察学习，给每位市领导送了一箱六瓶湘泉酒，培民书记不肯拿回家，公务接待用了四瓶，还留下两瓶待用。他的个人稿费从不私用，除了买书，其余全都用来慰问困难群众和工作人员，调离湘潭时，还将剩余稿费悉数上交市委办，设立秘书工作奖励基金。清廉二字，在他身上从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自觉坚守。

他对群众始终心怀赤诚，每一封群众来信都坚持亲自拆封、亲自批示，极少积压过夜，还常常过问后续处理情况，亲笔回复困难群众来信，亲自主持处理信访疑难案件。他的办公室常年敞开大门，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满怀热情、态度和蔼可亲。在他的任上，信访工作备受重视，信访局长也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

他为人低调谦逊，作风民主，平民本色。班子成员之间彼此非常融洽自然，许多同事当面也称呼他“培民同志”。他不搞庸俗上下级关系，反对在工作场合称兄道弟，绝不允许大家称呼他为老板。一次常委会会议前，有位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脱口叫了一声“老板”。他当即勃然变色，非常严肃地批评道：“党内哪有什么老板？我不是老板，也不要叫我老板！”闻者皆惊，深深感受到他的认真和严厉。后来，我也曾主政一县，真的不敢让下属叫我老板。成为市委班子成员之后，我对市委主要领导只称书记，从不叫老板，就是始终记得培民书记当年那次发火、那次告诫。

培民书记夫人杨力求一直非常俭朴可亲，在湘潭市新华书店做普通职员，早年坐通勤车上下班，通勤车取消后便步行往返，经常自己提着个菜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与普通干部家属没有两样。丈夫升任省领导后，她依旧保持本色。记得那年他们家要搬去省政府宿舍了，没有添置任何高档家具，临时请当地木工打制了几件必需家具，为了颜色协调，把原来的旧家具重新喷漆刷新。杨阿姨利用晚上时间，自己用砂纸为家具做油漆前的表面磨砂处理，弄得头发上衣服上全是粉尘，还呛得一个劲咳嗽。这一情况被我妻子发现了，也劝不住她，只好帮她一起干。她为此折腾了几个晚上，弄得精疲力尽，却乐在其中。

培民书记儿子郑海龙考上湘潭大学时，他已是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却让孩子独自搭乘公共汽车去报到。我悄悄跟郑海龙提议，行李多，坐公交不方便，我找朋友的私车送他一程。郑海龙立刻婉拒，说父亲有严格规矩，不敢违反。

培民书记治家极严，家风清正，要求妻子守好“后门”，子女关好“侧门”。在湘潭期间，没人敢登门给他家送礼。偶尔有工作补助和发放的工作奖金，他也不要。对待红包礼物，他一律拒绝，实在不便当场推辞的，事后也逐一登记上交。他的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礼品、每一次拒收、每一笔上交的情况，字里行间都是一名共产党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坚守。

后来他到省委工作，我也曾在春节前后上门拜年。深知他的规矩，从不敢带贵重礼品，大多空手而去，偶尔捎上几包他爱吃的湘潭嫩仔槟榔和他休息时喜欢剥的正大瓜子。有次告辞时，他与杨阿姨反倒塞给我几块湘西腊肉、腊猪脚。

追忆与培民书记相处的岁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于细微之处见风骨，于平常之中显崇高。他以忠诚立身，以清廉治家，以实干尽责，以仁爱待人，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作为曾经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既受过他的严格教诲，也感受过他的温情体恤。那些点滴往事，早已化作最珍贵的精神养分，滋养我一路前行。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漫山遍野的山花次第绽放。我总会想起他当年题写的那句诗，仿佛看见他扎根在湘西的群山间、奔走在湘潭的大地上，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欣慰而平和地笑着。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培民书记的品格与精神，如明灯照亮前路，如清泉涤荡心灵，永远值得我们深深追思、代代传承。

责编：蒋睿

一审：蒋睿

二审：颜石敦

三审：白培生

来源：新湘潭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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