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彬

近日，周杰伦新专辑上线，其中有一首《湘女多情》，将地域文化写入了流行歌曲。作为广泛流传的地域文化印象，“湘女多情”是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但这背后，藏着一段又一段流传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在楚地湖南，我们的浪漫基因，藏在比“牛郎织女”更为古老的“二妃传说”里。产生于战国而成书于秦汉的《山海经》中记载：“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

真正为这个传说注入文学灵魂的，当属屈原。屈原的独到之处在于再诠释帝妃之爱情原型，丰富和扩大了二妃爱情悲剧的内涵。“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那种爱而不得、若即若离的情感，成为湖南爱情文学永恒的主题。湘水之畔的执着等待，洞庭波上的无尽愁思，为“湘女”铺就了特有的浪漫深情底色。

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条，讲述了郑交甫与“江妃二女”人神交往之事。与《山海经》中“左右手操蛇，多怪鸟”的二妃形象不同，此时的二妃已完全人格化、亲切化。她们带着神秘美妙的光环，以袅娜姣好的面容出现在缥缈氤氲的江汉水畔，情节曼妙、笔意美洁、想象丰富。小说家将人神之间的短暂遇合又永恒分别的惆怅迷惘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颇有屈原《离骚》奇谲曼妙的遗风。

明 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局部）100.8厘米×35.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继刘向之后，张华、任昉等人继续叙述二妃传说，张华《博物志》和任昉《述异记》皆称舜死后，娥皇、女英两位帝女闻此噩耗，一路寻觅至湘水边，悲痛万分，她们的泪珠滴落到竹枝上，斑斑如血，便有了斑竹。此后，斑竹便成为二妃传说必不可少的元素，令这段传说更添几分凄美哀婉的韵致。

至唐代，人们热衷于将神女世俗化，“二妃”也不例外。她们在小说中摇身一变，幻化为尘世中的痴情女子。卢肇《萧复弟》中会弹古琴的萧复弟于“沅江口”访遇“二美人”，为其弹奏《南风》一曲，二美人听闻，掩面而泣，后被告知此二人实为舜之二妃。沈亚之《湘中怨解》发生在一个晓月朦胧的清晨，太学书生郑生在洛桥下，邂逅了一位正在哭泣的女子。这位美丽的女子自称是一位孤儿，因受嫂子的虐待，决定赴水而死。郑生怜其孤苦无依，又爱其美貌，将她带回家，并起名为汜人。郑生家境贫寒，汜人常开箱取出精美绝伦、价值千金的缯帛，换钱贴补家用。几年后，郑生将游长安，临行前夕，汜人向他坦陈自己是湘中蛟宫龙女，谪居人间，如今谪期已满，她必须离开。十多年后，郑生到岳州探望兄长，上巳日登岳阳楼，望着浩渺烟波，不禁悲从中来，思念汜人，作诗寄情。不承想汜人忽然现身于波涛之中，回赠诗句以表对郑生的依恋。这对恋人在洞庭湖畔重逢，却随即又被风浪隔开，故事在哀婉的氛围中戛然而止。情、景、人在如诗如画的洞庭湖畔交互共情，共诉这如一汪湖水般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

在唐代关于“湘女”的小说中，最为精心构撰的是李朝威《洞庭灵姻传》。柳毅因科考不中，前往泾川访友途中，偶遇在荒野牧羊、备受苦楚的龙女。龙女泣诉遭遇，恳请柳毅代为传书，以求救赎。他慨然应允，为其传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塘君见信勃然大怒，即刻救回龙女，并强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却因传信本是急人之难，并无私心，更不满钱塘君言语傲慢，遂告辞离去。然龙女早已对柳毅心生爱慕，后化为人间卢姓女子，嫁与柳毅。最终二人移居洞庭仙宫，过上幸福生活，得以长生不老。

在这些故事中，“湘女”不仅性情温柔，容貌美丽，而且多才多艺。其中，尤以《湘中怨解》里的汜人才情出众，她不仅能吟诵楚人《九歌》《招魂》《九辩》等篇章，还经常仿其格调作怨辞，辞藻绮丽绝伦，世间无人能及。

她拟骚体《光风词》：

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

顾室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

见稚态之韶羞兮，蒙长霭以为帏。

醉融光兮渺㳽，迷千里兮涵洇湄。

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娜之秾条兮，骋盈盈以披迟。

酡游颜兮倡蔓卉，縠流倩电兮石发随旎。

既暗示了汜人的来历，强化了地域色彩，又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氛围，让楚辞与唐传奇巧妙融合，“颇得《九歌》遗意”。

此外，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更有着忠贞不渝的高贵品格。《洞庭灵姻传》中的龙女便是典型，她在情感抉择中不看重物质、名利和地位这些外在因素，更青睐对方的人品，因此她发誓将心许之，非柳毅不嫁。最终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心上人相守。

唐人小说中的“湘女”群像反映了时人对理想爱情的憧憬、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以及对湖湘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深切感知。通过人神之恋这种超现实主义的书写，传递出时人对“湘女”聪慧果敢、精诚执着品质的期许和欣赏。

宋代小说家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巩固并更新了时人对湖湘地区的地方认知和情感依附。比如《谭意哥记》讲述谭意哥因双亲亡故、家道中落而沦落风尘，却以出众容貌与过人诗才为时人所赞。后遇汝州人张正字，二人一见钟情，意哥托付终身之愿。然张正字迫于家庭反对，背弃前盟另娶新妇。意哥得知后，修书斥责张生，随即闭门谢客，独自抚养幼子成人。三年后张妻病故，张正字重访意哥，她却道：“子已有室，我方端洁以全其素志。君宜去，无浼我”，尽显刚强自重之性格。最终张正字明媒正娶，二人夫妻偕老。

《王幼玉记》叙衡阳女子王幼玉，容貌与歌舞皆冠绝同辈，与豪俊之士柳富偶然相遇，彼此倾心相爱。后因幼玉之妹反对，柳富不敢前往相见，幼玉便悄悄前去私会，愿以身相许，并剪下一缕青丝相赠。柳富相思成疾，幼玉日夜思念，派人悉心照料。柳富病愈后以长诗相赠，后因亲人催促归乡，幼玉偷偷前去送别。然久盼柳富不归，幼玉终因相思成疾郁郁而终，魂魄来见柳富，留下“来世再会”之约。

《义倡传》则讲述秦少游被贬郴州，途经长沙，与一位歌妓演绎的生死缠绵故事。歌妓身属乐籍，通诗词、晓音律。二人一见如故，朝夕相伴。歌妓不仅以歌舞慰藉少游贬谪之愁，更常与他论诗谈文，彼此引为知己。然聚散无常，少游需继续南行。少游走后，她闭门谢客，誓不负少游。这一别就是多年，少游竟于藤县离世。歌妓步行几百里为少游吊孝，哀恸而死。

与唐人小说中的湘女形象相比，我们发现宋人笔下的湘女已从缥缈的仙女蜕变为尘世中的民女，甚至是身份低微的乐籍女子；但她们的性格之坚韧、气质之独特，较之仙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并未因身份低微而自甘沉沦，反而以卓越的才学、高洁的品格与端方的德行令人叹服——谭意哥凭借超群诗才赢得太守赏识，得以脱离乐籍；王幼玉面对达官贵人的追求不为所动，坚守本心。

宋人对至贞至纯“湘女”的塑造，暗含一种逻辑：身份卑微的女性尚且能以高洁之姿为世人所激赏，那么身份原本就优越的士大夫又当如何自处呢？作者借讴歌“湘女”的坚贞来教化世人之意不言而明。这一形象的塑造实则联结的是二妃刚柔并济、屈原忠直不迁的审美传统，小说家在作品中唤起了读者所熟稔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回声。而这种忠贞精神与历史沧桑感，正是湖湘地区特定的“精神结构”所在。因此，宋人小说家对“湘女”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湖湘地区本身，还反映了时人对此地的理解，保留着对某种特殊文化记忆的深切眷恋。

“湘女多情”的意象还在明清小说中多次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秋练》里的故事：洞庭湖上的白骥精白秋练，因听经商的慕生在船上吟诗，竟相思成疾。她的母亲将她送至慕生舟上，秋练“病态含娇，秋波自流”，慕生应秋练之请，吟王建“罗衣叶叶绣重重”，秋练病愈，二人随即“互相爱悦，要誓良坚”。后来慕生卧病不起，秋练为他吟诵“杨柳千条尽向西”“菡萏香连十顷陂”，慕生听罢一跃而起，笑道：“小生何尝病哉！”再后来，秋练随身携带的洞庭湖水耗尽，性命垂危之际，她恳请慕生每日为她吟诵三次杜甫的《梦李白》，以维系身体不朽。半月后，慕生的父亲带回湖水，秋练得以死而复生。

直至近代，仍回响着“湘女多情”的余韵。清末民初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了湘军将领彭玉麟与梅姑的一段传说：邻家女子梅姑，因倾慕彭玉麟的才学，一心盼着能与他相守一生。奈何造化弄人，这段情缘终是未能圆满。梅姑带着遗憾离世，彭玉麟深感痛惜，发誓要绘制十万幅梅花以示纪念。此事同样见于易宗夔的《新世说》。尽管《清稗类钞》的记载真假难辨，可彭玉麟一生确以“梅痴”自许。现藏于长沙图书馆的《彭刚直公诗集》里，处处可见他画梅、咏梅的痕迹。世人称他的梅花为“兵家梅花”，把他的梅花画作与咏梅诗合称为“梅花百韵”，他的梅花画作上，常盖着一枚“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印章。这让人体会到，你仍是我漫长余生里月光般的皎皎，是缅邈光阴里珍而重之的爱恋。

总之，在经历了“无数时光折叠、无数文字浸润、无数风流汇聚”之后，“湘女”已成为一个集诗与美、浪漫与深情、温柔与缠绵于一身的集合体。她们是毓秀山川孕育的灵韵化身，是文人诗性与理想的鲜活载体。经由历代文人不懈倾注的笔墨、想象、信仰与情感，最终在我们的文化中凝结成集体意识里的“湘女多情”，影响着后人对这片土地的整体认知。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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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