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湖南日报》4月7日第4版）

一个犟老头的“生死状”-----湖南日报数字报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华玉 张嘉诗

一直以为王夫之故居是在穷乡僻壤甚或深山老林，因为书上说他隐居在家乡衡阳的石船山埋头著述数十年（故世人称之为“船山先生”）。可当汽车开到衡阳县曲兰镇，穿过一片原野，来到一座小山头前，导航就告诉我们“目标到了”。

于是赶紧下车。顺着小斜坡走几步，一栋低矮的平房映入眼帘，上书“湘西草堂”四个大字。跨入中厅，就看到了那副传世之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一些“怪”东西

和《楹联中国行》记者一起探访湘西草堂的，是文艺评论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龚旭东先生。必须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开生面”的东西。

位于衡阳县曲兰镇的湘西草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先说院内那株古藤。藤条有饭碗那般粗，钢筋铁骨般盘旋上升，像一条飞动的龙，被称为“藤龙”。这古藤并非自然生长，是船山先生亲手栽种的，藤身上的斑驳印迹记录了岁月沧桑。

再看草堂门前的两棵树，一棵是柏树，另一棵也是柏树——通常来说，柏树是种在祠堂、墓地等场所，是为故去的人而栽，怎么会种在屋场前呢？“没错，柏树确是寓意松柏常青、灵魂不死，可船山先生就是不信邪，偏要在自家门前种上两棵柏树。从中也不难窥见船山先生的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龚旭东说。

最不寻常的，当然是悬于中堂的那副楹联了。

龚旭东阐释，上联“六经责我开生面”，意指文化上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使命担当。“六经”是儒家文化的代名词。“开生面”即成语典故“别开生面”，说的是唐代著名画家曹霸受唐玄宗之命，重新绘制由初唐大画家阎立本所画、因年久剥落难辨的凌烟阁内唐朝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肖像，使功臣们的风采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杜甫后来为此写下“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的诗句，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或局面。

而下联“七尺从天乞活埋”给人的感觉就更怪了。先不细究此联的意思，只看“活埋”二字，就够突兀的了。“火上浇油”的是，挂在湘西草堂的这副楹联，恰又是由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用金农“漆书体”写就。金农是“扬州八怪”之首，其独创的“漆书体”，用刷子一样扁平的毛笔蘸上浓墨刷写，行笔只折不转，写出的字古拗朴拙、奇崛遒劲。“活埋”+“漆书”，给人一种直挺挺、硬邦邦的钝感，仿佛一块铁板，给投去的目光以沉重一击。

一个犟老头

王夫之不仅“审美取向”怪异，更是一个倔强、执拗、决绝的人。据史书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张献忠部将艾能奇攻克衡州，拘禁了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想以之为人质招纳王夫之。王夫之不愿同流合污，毅然刺伤自己的脸和手腕，伪伤救出其父。

王夫之塑像。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戴钺 摄​

明朝灭亡后，王夫之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埋头著述。此后的17年里，他只要出门，哪怕是晴天，都会穿上木屐、打开油纸伞，意思是：不踩清朝地，不顶清朝天。

王夫之生活贫困，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称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劝进表，却被不齿其气节的先生断然拒绝，并遁入深山作《祓禊赋》以明志。71岁时，有清廷官员来拜访他，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贫病交加，但依然拒不接见官员，也不接受礼物，还写了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态度：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抒怀言志啊！”龚旭东笑言，亏得王夫之生活在清朝早期，那时清廷对汉人的态度还比较怀柔，要是再往后几十年，八成就没命了——雍正八年（1730年），诗人徐骏不就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吗？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去世，终生没有剃发。

一颗赤子心

这位文弱学者，何以这般执拗、决绝？这么一个怪怪的犟老头，为什么能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龚旭东驻足草堂前，对着楹联细细解析。

从字面上来看，对联的上联“六经责我开生面”相对容易理解，而下联“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具体含义，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表明其誓死不归顺清廷的心志，也有人理解为呕心沥血、拼却老命传承光大中华文化，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湘西草堂中厅的王夫之自撰联。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在龚旭东看来，上联和下联是一体的，是因果关系，不能割裂开来看。王夫之和其他重要的明清思想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亲身经历过抗清实践的，失败后才归隐家乡。隐居草堂期间，他回过头来思考，强大的明王朝为什么会被打败？华夏文明传统为什么会面临沦亡的境地？他所思考的已不仅是简单的反清复明，而是中华文化今后的命运。“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必须为传统的中华文化去开创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和境界，而“七尺从天乞活埋”则是他的一种文化担当的誓言，“我七尺男儿顺承天意，来承担为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大任。为了完成使命，我甘愿被‘活埋’在这个小楼里。”龚旭东认为，这样来理解，可能更符合这副对联的本意。

“王夫之家族的先人都只是普通士子，没出过什么达官贵人，也没受过朱明朝廷的多少恩惠，他为什么要一腔孤忠地忠明反清呢？”记者抛出另一个疑惑。

对此，龚旭东认为，我们要怀着“理解之同情”来看待这个所谓的“孤忠”。对于古代的士人来说，孤忠意味着一种信仰、一种道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夫之的孤忠，只是一个象征物，他忠的对象其实是他心中的道义、气节。当然，他忠的直接对象可以是具体的，比如明王朝的皇帝，但即使他所处的是另一个王朝，他同样也会忠心耿耿。因为他真正忠于的，是一种升华的、超越的“道”。而这种道统意识，恰恰是湖南人特别看重的，是湖南的一个精神传统，从屈原开始就是如此。

王夫之孤寂一生，去世一两百年后却大放光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刊行问世较晚。王夫之去世约150年后，邓显鹤整理刊刻其著作，船山之学才开始为世人所知。又过了几十年，曾国藩专门成立书局出版船山全集，之后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晓和重视。

尤其是近代以来，王夫之的思想学说切合了时代的需要。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内外打击，曾国藩等有识之士惊喜地发现，船山学说中的经世主张、民本思想、自省意识、创新精神，正是当下最需要的，于是船山思想成为湘军集团以及此后一代代维新革命者的重要思想资源。谭嗣同更是把王夫之当作思想启蒙的一面旗帜，赞其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龚旭东评价，王夫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中华文化集大成者和思想文化开创者，他的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强大的思想文化遗产，进一步开拓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湖湘精神。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等湖湘后辈英杰，无不秉承其志其学，为民族和国家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要纪念船山先生的重要原因。

【记者手记】

思想者的孤独与永恒

王华玉

拜谒湘西草堂，感悟王夫之的一生，我想起了两位外国人。

一位是奥地利的伟大作家卡夫卡。他在40年的短暂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作品，但自己觉得不满意，除了零星几篇短篇小说外，其他均未发表，临终前甚至嘱咐朋友将其手稿全部烧掉。这位对中华文化颇有了解、写作过《万里长城建造时》的西方晚辈，是不是听说过王夫之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因而仿效之呢？

另外一位是费尔巴哈。这位德国大哲学家拒绝“用政治上的奴颜婢膝和宗教上的蒙昧愚顽的代价”，换取重回大学讲坛的机会，毅然隐居在偏远乡村，埋头著述25年。

这不同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那是被贬谪别无选择，时间也只有3年；也不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的两年隐居，那虽然是主动的、自觉的，却只是“体验生活”；更不是卢藏用“终南捷径”那样的“行为艺术”。这是与世隔绝的思想苦行，是文化殉道，同时也是自建精神天堂的“逍遥游”。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但孤独者不一定是痛苦的。

德不孤，中西邻；道恒在，古今同。

责编：曾愉捷

一审：曾愉捷

二审：陈鸿飞

三审：徐德荣

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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